1951年，前中統特工鮑君甫被判死刑，申辯道：周恩來知道我的功勞

1951年10月12日夜，南京下著小雨。看守所昏燈下，鮑君甫面對軍法庭的判決書，沙啞地擠出一句話：“周恩來同志知道我。”審訊室里瞬間安靜，這位曾在上海灘呼風喚雨的雙面特工，如今只剩一身囚衣。法院認定他歷任中統要職、汪偽高官，罪責顯赫；鮑君甫則拿出塵封已久的往事，力證自己暗中救人無數。為核實功過，時任市第一看守所院長鞠華立即致函陳賡，線索自此匯向更高層。

時間向前推回23年。1928年6月，法租界咖啡館里，兩名青年隔著一盞苦咖啡低聲說話。其一是陳賡，其二正是改名“楊登瀛”的鮑君甫。陳賡開門見山：“需要你打進調查科。”鮑君甫點頭，字少卻干脆。雙方約定單線聯系，每月活動經費300大洋，由地下黨員連德生轉交。那一天，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網悄悄多了一條暗線。

同年8月，調查科骨干楊劍虹被請幫人員槍殺，鮑君甫順勢頂了空缺，成了中統駐上海最高負責人。表面忙著抄捕“匪黨”，暗里卻把文件一份份送去特科。英國巡捕房探長蘭普遜曾感慨：“與國民黨談事，只認楊登瀛。”這句半玩笑的評語，反而給中共特科提供了天然屏障。

1928年11月，羅亦農在英租界被捕。周恩來電示：“全力營救。”鮑君甫先向陳立夫遞報告，申請引渡；再同蘭普遜吃飯，套出背后告密者是霍家新夫婦。中統高層只當他賣力求功，不成想真正目的是查內奸。羅亦農終究未能獲救，但那份列有三百名黨員的名單，被鮑君甫和紅隊搶在英警手里燒成灰燼。

1929年11月11日深夜，法租界和合坊71號槍聲驟起，白鑫、范爭波弟弟及三名保鏢倒在血泊。指令來自陳賡，行車路線、離滬船票信息則由鮑君甫提供。此前好幾天，他陪白鑫打麻將，穩準狠套出了行程。特科鋤奸，外人只知“東方第一謀殺案”，不知案件策劃人正是中統要員。

1930年秋，任弼時遭捕。蘭普遜電刑逼供，命懸一線。鮑君甫謊稱任是自己派去的線人，硬把嫌疑人“領”出巡捕房。不到三個月，他又把關向應的機密文件掉包，讓英方以“學術資料”了結。

然而最兇險的局面在1931年4月驟然降臨。顧順章叛變，特科體系被連根拔。那天外灘林蔭路上，陳賡只說了四個字：“顧順章叛變。”鮑君甫沉默許久，長嘆一聲。陳賡遞出幾根金條：“先躲出去。”鮑擺手：“我不信他斗得過張道藩。”他賭自己在中統的舊情分，賭了一條命。終究還是被捕，幸得舊上司張道藩保釋，改派南京反省院。

抗戰爆發后，他又被汪偽拉去當感化院院長。外界罵他是“高等漢奸”，實情卻是他把能放的共產黨員都放了。馬元放等數十名進步青年回憶：“他從未打過我們。”日本投降，南京審判漢奸，鮑君甫因“未損民族利益”獲釋，落魄到街頭賣煙。

1951年鎮反浪潮，舊身份被翻出，他再度鋃鐺入獄。鞠華函詢，陳賡回電：“1927年至1931年間與我黨有聯系，貢獻甚大；后任偽職，傳聞表現尚可，詳情不知。”這封措辭謹慎的回信，為鮑君甫贏得重新甄別的機會。1952年1月25日，南京法院裁定“功大于過”，當庭釋放。

出獄后，鮑君甫依舊清貧。陳養山出面，每月接濟百元；陳賡又向李克農、羅瑞卿打招呼，把他接到北京休養三周。1956年，中央統戰部安排他任文史資料專員，總算有了固定津貼。1970年晚春，他臥病在床，對子女反復念叨：“我不是叛徒，也不是內奸，周恩來都清楚。”話音微弱，卻帶著固執的肯定。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生命垂危時，把羅青長叫到病榻前，低聲念出了一個個塵封的名字。鮑君甫，赫然在列。登記員記好之后，輕輕合上本子。那些游走在刀鋒上的身影，早已散入塵煙，但關鍵節點上的一次提示、一次拖延、一次掉包，悄悄改變過許多人的生死軌跡。歲月無聲，他的名字最終被寫進那份珍藏的機密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