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發實習生”與“二手應屆生”，爭奪韓國就業市場

以下文章來源于鳳凰衛視 ，作 者關珺冉

◆4月13日，首爾一所大學校園，幾名學生走過學校內的招聘公告欄。（圖源：NEWSPIM）

文/關珺冉

編輯/漆菲

利娜不斷完善簡歷之際，一群白發老人也在求職。“現在去登記的話，聽說要等上4個小時。”在首爾東大門的某個求職中心，老年崗位剛剛開放，狹窄的走廊已經站滿了人。

79歲的樸京子站在隊伍中間——對她這樣沒有養老金的老人來說，只能靠打短工掙錢。去年她在附近一所小學當交通安全協助員，今年又來求職了。“再次工作主要是為了生計。”樸京子說。這份工作的薪酬并不高：每周工作5天、每天1小時，一個月約27.9萬韓元（1韓元約合0.0046元人民幣）。加上30萬韓元的基礎養老金，只夠在韓國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眼下，韓國職場的年齡順序正被重新排列。韓國統計廳今年4月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60歲以上人群的就業率（59.5%）已經反超20歲群體（58.7%），就業結構發生逆轉。韓國《中央日報》直言，“就業率雖有所上升，但年輕人正在退出職場。以青年群體為中心的就業寒潮依然持續。”

應屆生被要求“三年工作經驗”

在韓國的招聘市場，“應屆生”這個詞已被改寫。企業口中的“應屆生”不再是初出茅廬的畢業生，而須擁有一段“可被驗證的求職經歷”。實習、項目、競賽，這些原本入職以后才該有的積累，成為面試之前的“通信證”。

為了求職，25歲的智苑已經準備了兩年，她的目標是一家大型消費品企業。為此，她輾轉做過三次實習。“和我一起通過選拔來實習的人，幾乎都是有著好幾年工作經驗的‘二手應屆生’。”

“二手應屆生”一般做過長期實習，甚至有過正式的工作經歷，只是以“新人”的名義重新進入職場競爭。

◆4月28日，首爾“2026韓國相生招聘博覽會”上，求職者們正在查看招聘公告欄的信息。（圖源：News1）

27歲的荷娜站在一條更為焦慮的時間線上。她不再是“剛畢業”的年紀，卻從沒真正進過職場。在她的周圍，這樣的人不少。她總結出一條潛規則：“如果沒有工作經歷，那至少得年輕；如果年齡大一點，那至少得有工作經歷。”可惜的是，她兩邊都不占。

這讓韓國職場出現一個吊詭局面：第一份工作，卻要求具備工作經驗。智苑無奈地說：“明明是招聘應屆生，條件里卻寫明‘三年工作經驗’。應屆生要怎么和有經驗者競爭，我完全沒有頭緒。”

韓國官方統計顯示，2026年第一季度，韓國失業人數時隔五年再次突破100萬。而每4名失業者中，就有1人屬于15歲至29歲的青年人。

與此同時，企業卻在減少公開招聘，轉向更零散的不定期招聘。韓國經營者總協會發布的《2026年新增招聘現狀調查》顯示，58.4%的企業已取消定期公開招聘。

“如今的韓國處于典型的招聘方占優的市場環境。”崇實大學名譽教授趙成奉（音）直言，“尤其考慮到對解雇成本的負擔，企業在新增招聘上變得更加消極，這也是青年就業崗位縮減的背景之一。”

◆4月18日，在三星電子人才開發院，入職申請者正在進行三星職務適應性考試。（圖源：韓聯社)

更大的變化來自技術迭代——人工智能（AI）的迅猛發展正在侵蝕應屆生的崗位。韓國國家數據處4月15日發布的《3月就業動向》顯示，受到AI擴散影響的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的就業者減少了6.1萬人，連續4個月下降。

另外，過去三年間，青年就業崗位減少了21.1萬個，其中20.8萬個集中在AI使用率較高的行業，如出版業、專業服務業、計算機編程、系統整合及管理業、金融業等。

“由于AI、機器人等技術飛速發展，加上近來中東戰爭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企業紛紛開始縮減招聘計劃。”首爾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李政敏（音）分析說，“既然不著急招聘，自然只想招有經驗的人。”

“銀發實習生”占據低質量崗位

首爾以南230多公里的全州，65歲的李丙洙仍然奮斗在生產一線。

1984年，他進入三養公司的纖維事業部（如今的匯維仕株式會社）工作，直到退休。前幾年他重返公司，參與了部分海外項目，從2025年5月起開始擔任所謂“銀發實習生”，負責指導年輕員工。

在這家化學纖維工廠，李丙洙被公認是“最懂設備的人”。工廠里的高壓反應設備，包括制作纖維原料漿料的高壓鍋。運轉中的設備一旦發生問題，他便要診斷原因并提出應對辦法。年輕員工坦言，即便已經工作多年，也難以完全掌握這些復雜工藝。

眼下，全州政府正在實行“銀發實習”制度，為60歲以上高齡者就業提供支持。李丙洙所在的工廠有19名“銀發實習生”，平均月薪為350萬韓元。

◆一位“銀發實習生”正在向30多歲的職員講解設備檢查事項。（圖源：韓民族日報）

李丙洙從未把自己當成老人，平時在公共交通上被讓座都會讓他覺得“不自在”。高壓反應設備本就處于高溫環境，夏天酷暑加上設備散發出的熱氣，使工廠內部悶熱不堪。他說：“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控制室里完成的，體力上沒有問題。”

在蔚山一家造船廠，67歲的金宗洙也在上班。他曾是現代重工業的員工，在造船業不景氣的2018年選擇退休。當時的他根本不敢奢望被返聘，與他同年退休的同事紛紛回了老家。

退休后，金宗洙開始釣魚、騎山地車，但他很快發現，這樣的日子難以持續。“體力明明很好，讓我擔心會變成沒用的人。”后來他進入一家外包公司，從事與電力相關的工作，月薪約為300萬韓元。

但在韓國，像李丙洙、金宗洙這樣的退休老人回到原有行業再就業的路徑并非常態。

據韓國勞動研究院統計，55歲至62歲人群中，能一直維持正式員工身份直到退休的人員比例僅為14.5%；人們離開自己工作時間最長的崗位的平均年齡僅為52.9歲。大多數人的職業軌道并非“延遲退休”，而是在中途就被迫終止。

隨著年齡上升，新工作與原職業“毫無關聯”的比例大幅增加：56歲時這一比例為37.9%，60歲上升至43.2%，65歲達到53.2%，70歲則接近60%。換句話說，這些人的工作經驗并沒有消失，只是新的崗位不再承接這些經驗。

在京畿道一家療養醫院，68歲的護理員樸某正在照顧一位體重超過100公斤、長期臥床的患者。他每天需要工作8小時，中途吃飯的時間還不到10分鐘，輪到三班倒時，就連年輕人都覺得體力吃不消。

“這里的工作環境還停留在1970年代，月薪又剛好卡在一個不違法的最低水平——193萬韓元。”樸某說，“年輕人誰愿意為了這點錢來干活？所以就形成了健康老人照顧生病老人的現狀。”

韓國官方數據顯示，60歲以上的就業群體中，有108.9萬人進入社會福利服務業，規模首次超過傳統的農業從業人數。

韓國的老人，比任何發達國家的同齡人都更努力工作，卻更容易在貧困線附近徘徊。2025年的統計顯示，韓國65歲以上群體的養老金月均金額為70萬至80萬韓元，遠低于單人生活最低標準（134萬韓元）。而韓國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政府打算逐步將這一年齡提高至65歲。當退休金無法提供足夠保障時，“繼續工作”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成為維持生計的唯一方式。

◆2025年12月24日，老人們在首爾鐘路區的塔谷公園前排隊領取免費食物。（圖源：韓聯社）

韓國《東亞日報》認為，這是人口結構變化與養老收入不安疊加后的產物。“隨著第二次嬰兒潮一代（1964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群）陸續步入50歲后半段，55歲至64歲人口本身就在增加。與此同時，國民年金（養老金）開始領取的年齡將推遲到65歲，使得出于生計就業的高齡群體顯著增加。”

“老年就業崗位大多是公共設施管理、環境整治等臨時性、日結性的工作，工資偏低，整體上以‘低質量崗位’為主。未來應逐步擴大那些能發揮個人經歷和技能的崗位。”《東亞日報》如此建議。

為了選票，政策正傾斜高齡者

根據韓國雇傭勞動部2025年發布的《高齡就業動向》報告，韓國55歲至64歲高齡人口的就業率達到70.5%，創下自1983年有統計以來的新高。其中，65歲以上老年人的就業率在2023年就高達37.3%，這個數字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排名第一，遠高于該機構平均水平（13.6%），也高于早已進入超高齡社會的日本（25.3%）。

相比之下，2026年第一季度，韓國青年就業率僅為43.5%，比一年前下降1.0個百分點，創下自2021年以來同期最低水平。其中，每周工作不足36小時、具備額外就業意愿與能力的隱形失業者達12.3萬人，連續兩年增加。

一位韓國基層公務員表示：“一些地方自治團體目前運行的大多是工作強度不高的公共崗位，通常優先錄用高齡者或單身母親。其中，面向高齡者的崗位機會相對較多。但現實是，針對青年失業率升高的對策依然不足。”

韓國開發研究院（KDI）出臺的研究報告顯示，每當一名高齡勞動者延長退休年齡，青年人（15歲至29歲人群）的就業人數將減少0.2人。韓國勞動研究院發布的另一份報告直言，延遲退休的老年人正在削弱青年人的就業空間，從而加劇圍繞崗位的代際沖突。在工資較高的企業中，青年人就業減少現象尤為突出。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不斷打出“大幅擴大老年崗位”的政策牌。2026年，李在明政府宣布將提供115.2萬個老年崗位，規模創下歷史新高。

要知道，2004年，韓國的老年崗位不過3萬多個，2014年增至33萬多個，2024年突破了107萬個。按照規劃，這一比例未來還將提高：到2044年，老年崗位規模可能接近200萬。

◆2025年年末，在首爾麻浦區廳舉行的老人就業說明會上，高齡求職者正在查看2026年老人就業小冊子。（圖源：東亞日報）

對此，韓國雇傭信息院研究委員池恩貞（音）表示：“圍繞高齡崗位的政策過于沉迷于增加數字本身。應擴大面向中高齡群體的職業培訓，讓他們能夠利用自身經驗提高生產率。同時，企業應增加針對高齡勞動者的工資補貼。”

而在少子化與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選民結構的變化也在重塑政策優先級。韓國政界將關注重點集中在65歲以上人群的選票方面。隨著“投票力量”的差異，高齡群體在政策上的影響力已然壓倒青年群體。

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今年2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面向65歲以上人群的就業、住房與福利支出預算達到115.8萬億韓元，而涉及19歲至34歲青年的預算僅為28.2萬億韓元；折算到人均，高齡群體為1101.4萬韓元，約為青年群體的4倍。

2024年國會選舉中，60歲以上選民規模超過1400萬人，而20歲至30多歲群體較2000年減少超過四分之一，政策資源隨之更多流向高齡群體，甚至被部分媒體概括為一種“高齡世代主導”的趨勢。

◆2024年4月6日，在首爾中區明洞居民中心，一位老人正在為第22屆議會選舉提前投票。（圖源：韓聯社）

“然而，無論高齡群體還是青年群體，在勞動市場的現狀都不甚樂觀。前者從事的多為低質量崗位，后者的失業趨勢仍在持續。”韓國《世界日報》提醒說，“通過就業保障高齡者的生計固然重要，但同樣必須擴大那些在就業市場中被邊緣的青年的崗位機會。”

德國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鄭美京（音）認為，從勞動力結構本身來看，上述“此消彼長”的假設并不成立。“真正影響青年就業的關鍵變量，不在于高齡者是否繼續工作，而在于社會整體的經濟活力與政府創造就業的能力。青年失業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遠高于與高齡者就業之間的關聯。”她提出建議，“問題核心不在于‘是否讓老年人退出’，而在于如何在勞動力不足、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重新設計就業結構。”（利娜、俊浩、智苑、荷娜均為化名，實習生朱佳儀對本文亦有貢獻）

排版 /孫天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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