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始人炮轟小紅書：維權還是營銷？

一個百億級公司的創始人，公開說月活3.5億的平臺"非常非常爛"。更反常的是，他一邊罵，一邊繼續在上面賣貨。

4月26日，追覓科技創始人俞浩連發數條微博，將矛頭對準小紅書。他指責平臺算法"把壞的往前推"、評價體系不可信、momo匿名賬號"鼓勵作惡"。隨后幾天，相關話題多次沖上熱搜，追覓官方賬號粉絲突破10萬，俞浩個人號粉絲也超過9萬。

小紅書至今沉默。但這場交鋒留下的問題需要拆解：俞浩的指控哪些站得住腳？他為什么選在硅谷發布會前夕開火？這到底是維權無門的無奈，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營銷？

算法真的"專門推壞的"嗎？

俞浩的核心指控指向推薦機制。他在4月28日的微博中寫道："我幾次打開小紅書，發現第一條都是置頂的差評……你說這是算法推薦的，怎么別的平臺的推薦都是有好有壞，就你的算法，專門把壞的往前推？"

根據小紅書官方賬號@電商課代表 的說明，平臺流量分推薦和搜索兩類。推薦流量依賴CES評分體系，該體系會參考筆記的關注、點贊、收藏、評論、分享五項數據，其中評論和分享屬于"高門檻互動指標"，權重更高。

這個機制存在一個客觀漏洞：爭議性、情緒化內容更容易引發評論和分享。如果算法識別某條內容有高互動潛力，就會推入更大流量池。負面內容確實可能因此獲得額外曝光。

但"專門推壞的"這一說法，證據并不充分。

某品牌小紅書頭部廣告代理告訴「定焦One」，平臺算法會批量揀選熱詞生成熱搜，不存在針對特定品牌的機制。"真正決定品牌處境的，是它構建和運營內容的能力。"「定焦One」實測發現，并非所有品牌的搜索結果都以差評開頭，客觀內容排在前面的仍是多數。

北京至普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圣律師提供了一個法律視角：如果算法設計邏輯本身傾向推薦高互動內容，而平臺明知負面爭議內容更容易獲得高互動、卻維持這套機制不做矯正，在法律上可能被認定為"應知"。一旦收到品牌方有效通知后仍不處理，平臺可能承擔連帶責任。

俞浩描述的現象或許真實存在，但歸因方式過于簡化。算法的問題不是"專門推壞的"，而是"推能互動的"，而負面內容恰好符合這一特征。

小紅書上的評價還能信嗎？

俞浩的第二項指控更為絕對："任何在小紅書上評論追覓產品的，基本都不要信。"

這句話戳中了內容社區的真實軟肋，但表述本身也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平臺對水軍的管控并非形同虛設。上述廣告代理透露，大量重復的好評或差評很容易被系統識別，觸發警告甚至封號，審核機制比外界想象的嚴格。但另一方面，虛假種草和惡意避雷確實屢禁不止。

「定焦One」此前報道記錄過多個案例：商家因同行競爭或消費者惡意"白嫖"，在小紅書被"惡意避雷"而損失慘重。平臺治理效率在提升，但離理想狀態仍有差距。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小紅書的內容生態同時存在三類主體：真實用戶、商業推廣、惡意攻擊。將它們混為一談，既不公平，也無助于解決問題。

momo是"鼓勵作惡"的機制嗎？

4月29日，俞浩將火力轉向平臺責任，連發三條微博喊話小紅書CEO："momo是誰？為什么那么多momo？momo發表了不實的虛假信息，對我們造成了負面影響，我該找誰？"

這里存在一個基本誤解。momo并非平臺設計的匿名賬號，而是微信授權登錄時的系統默認昵稱和頭像——粉色小恐龍配"momo"這個名字。部分用戶選擇保留，逐漸形成社區文化。

客觀上，momo確實給了部分用戶"穿了馬甲"的心理暗示，讓吐槽更肆無忌憚。但"后臺實名、前臺自愿"的原則并未被打破：momo用戶同樣需要為內容承擔法律責任，平臺也保留追溯發言者的技術能力。

將momo文化等同于"鼓勵作惡"，屬于偷換概念。真正的問題不是匿名機制，而是匿名心理下的責任稀釋效應——這個現象在各平臺都存在，并非小紅書獨有。

時間線：一場醞釀已久的沖突

俞浩的三項指控，每條都不算無中生有，但都被激烈語氣不同程度夸大。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是現在？

追覓與小紅書的矛盾早有伏筆。2024年6月，追覓法務部發布聲明，稱公司遭遇大量不實負面信息攻擊，"斷指計劃""三倍薪資挖人""竊取商業機密后開除""對賭失敗"等謠言在多平臺累積超萬篇，小紅書在被點名平臺中排第一。

同年8月，俞浩開通小紅書賬號，發動態、曬自拍、與網友互動，被解讀為試圖用創始人IP扳回輿論局面。

2025年1月，俞浩發文《在小紅書上班是一種什么體驗》測試平臺容忍度："XHS上好像都是罵在大廠上班的體驗的。我想試試底下評論全是罵小紅書上班體驗的，能不能發得出來。"

3月，"廉潔追覓"再發聲明，稱公司在多個平臺遭遇有組織水軍攻擊，未指名道姓。

4月26日微博開火的時間點，追覓正在為"DREAME NEXT"硅谷發布會周做最后準備。這是硅谷首次迎來中國企業主辦的"發布會周"，美國時間4月27日正式啟幕。

正方：維權訴求真實存在

從追覓披露的信息看，有組織水軍攻擊是事實。萬篇級別的謠言傳播，對任何品牌都是實質性傷害。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平臺責任認定模糊、維權成本高、周期長，企業往往陷入"投訴-等待-再投訴"的循環。

俞浩選擇的公開對抗，某種程度上是制度性救濟失效后的替代方案。當內部投訴渠道不暢，將矛盾公開化既能制造輿論壓力，也能倒逼平臺回應。

從結果看，策略部分奏效：話題熱度飆升，追覓和小紅書同時成為焦點，品牌曝光度大幅提升。

反方：營銷痕跡難以忽視

但矛盾的另一面同樣清晰。俞浩一邊痛批小紅書"非常爛"，一邊繼續活躍其中。追覓官方賬號粉絲超10萬，俞浩個人號粉絲超9萬，品牌仍在小紅書直播帶貨。

這種"邊罵邊用"的姿態，削弱了指控的純粹性。如果平臺真的"非常非常爛"、價值觀"非常有毒"，繼續投入資源運營的邏輯是什么？

時間線的巧合也引人聯想：4月26日開火，4月27日硅谷發布會周啟幕。將創始人爭議與國際化里程碑綁定，傳播效果遠超常規公關稿。熱搜上的"俞浩大戰小紅書"，本質上也是"DREAME NEXT"的免費廣告。

更值得玩味的是指控方式。算法、評價體系、momo賬號，三個問題都是小紅書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痛點，并非追覓獨有。將它們包裝成"追覓vs小紅書"的專屬矛盾，既放大了企業的受害者形象，也回避了更復雜的行業共性問題。

判斷：一場模糊的博弈

這件事很難用"維權"或"營銷"二元切割。更準確的描述是：追覓確實遭遇了真實的輿論攻擊，俞浩選擇了最能同時實現維權目標和營銷收益的表達策略。

這種策略的代價是可信度損耗。當公眾發現指控中存在夸大成分（"專門推壞的""基本都不要信""鼓勵作惡"），當"邊罵邊用"的行為暴露利益計算的底色，創始人的憤怒就難免被解讀為表演。

對小紅書而言，沉默是當下最理性的選擇。回應任何一條指控，都可能陷入"解釋即辯護"的被動；而平臺真正的治理難題——算法與內容的張力、真實與商業的邊界、匿名與責任的平衡——并不會因為一場創始人罵戰而消失。

追覓的硅谷發布會周已經落幕，但留下的問題懸而未決：當企業遭遇平臺輿論攻擊，有效的救濟渠道在哪里？當公開對抗成為最優策略，真相和表演的邊界在哪里？當算法推薦成為基礎設施，平臺對內容負有何種責任？

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比"誰有理"更值得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