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為被欺凌兒子起訴市政府，庭審背后令人揪心！

父親劉顯文為被校園欺凌的兒子討公道，將合肥市人民政府、芙蓉派出所兩個行政機關告上法庭?？墒?，庭審之上，合肥市人民政府負責人未依法出庭應訴。

“民告官”卻不見官，這份缺席的庭審，不僅讓維權父親的訴求更顯艱難，更折射出行政機關漠視司法、漠視群眾權益的態度。案件背后的隱情與無奈，遠比想象中更揪心。

一、核心焦點：庭審現場，負責人為何“缺席”？

本案最令人關注的，除了高收費的名校中發生不該發生的事件本身，還有行政訴訟中最不該出現的場景——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缺席庭審。

我國法律對此有明確而嚴格的規定，這絕非可有可無的形式。

法律明文規定，負責人出庭是剛性義務：

• 《行政訴訟法》第三條第三款明確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li>
• 最高法司法解釋進一步強化，對于社會高度關注涉及公民重大人身、財產權益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通知負責人出庭。
• 安徽省相關規定具體列舉了十三類負責人必須出庭的案件類型，明確包含社會高度關注和涉及公民重大人身權益的案件。
• 本案完全踩中“必須出庭”的法定紅線：

一方面，案件核心是未成年人因長期欺凌導致精神障礙，涉及重大人身權益；另一方面，案件已引發全網關注，屬于社會高度關注事件。合肥市人民政府負責人沒有任何法定理由可以缺席。

然而，庭審中的事實是：

在劉顯文訴合肥市人民政府、芙蓉派出所的庭審中，作為被告的合肥市人民政府，其負責人（市長或分管副市長）未出庭，僅委派工作人員出庭，且未提交任何不能出庭的正當理由說明。

這一行為已涉嫌違反多項法律規定，讓“民告官”制度的核心價值——“告官見官、實質化解爭議”——形同虛設。

二、案件核心信息：誰在告？告什么？

原告：劉顯文

一位為被欺凌兒子奔走維權的父親。其子小錦（化名）因長期遭受校園欺凌，身心受創。

被告一：合肥市人民政府

• 在行政復議中，維持了芙蓉派出所的終止調查決定。
• 在行政訴訟中，負責人無正當理由沒有出庭

被告二：芙蓉派出所

• 其作出的《終止案件調查決定書》（文號：合公經（芙）行終止決字〔2025〕10011號）被指存在多項違法問題。
• 三大訴訟請求：

1. 撤銷合肥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復議決定書》（合復決[2025]709號），并確認其違法。
2. 撤銷芙蓉派出所的《終止案件調查決定書》，并確認其違法。
3. 案件訴訟費用由兩被告承擔。

一審中，判決劉顯文敗訴，劉顯文提起上訴，2026年4月27日下午，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進行了審理。

三、事件脈絡：一位父親的艱難維權路

1. 起因：兒子長期遭受校園欺凌

劉顯文的兒子小錦在合肥潤安公學就讀期間，長期被同學以“倒三角”等侮辱性外號稱呼，并遭脅迫買飯、索要錢財，最終被診斷為精神障礙，醫學鑒定證實與欺凌有直接因果關系。

2. 第一步：報案遇“冷處理”

2024年9月25日，劉顯文向芙蓉派出所報案并獲立案。但立案后，派出所并未依法及時處理。

3. 第二步：派出所違法終止調查

直至2025年1月7日（立案后104天，遠超法定最長60天期限），芙蓉派出所才作出《終止案件調查決定書》，且該文書涉嫌送達程序違法、文書編號異常等問題。

4. 第三步：行政復議被“維持”

2025年3月5日，劉顯文向合肥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5月9日，市政府作出決定，維持了派出所的違法決定。該復議決定本身也被指存在程序瑕疵和法律適用錯誤。

5. 第四步：法庭之上“不見官”

在行政訴訟庭審中，面對這起社會高度關注、涉及未成年人重大權益的案件，合肥市人民政府負責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僅派工作人員應付，將司法莊嚴置于尷尬境地。

四、違法行為剖析：問題出在每一個環節

（一）芙蓉派出所的違法行為

• 事實認定錯誤：無視醫院診斷、精神鑒定報告等完整證據鏈，武斷認定“不構成違法事實”。對校長出具的承諾書不認可，對多名學生詢問沒有通知監護人到場，而是由與調查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校長與教師在現場對學生進行詢問。不但違反未成年保護法，還涉嫌故意規避法律規定，偏袒合肥潤安公學。
• 程序嚴重違法
• 超期辦案：辦案期限長達104天，嚴重超過法定期限。
• 送達違法：無法證明已依法送達法律文書，涉嫌“倒簽”送達日期。
• 文書疑點：決定書文號“2025年第10011號”在1月初即出現，不合常理；且在省級警務平臺無法查詢到記錄。
• （二）合肥市人民政府的違法行為
• 行政復議失職：默許被申請人超期答復，并在決定書中作出不實陳述；在應撤銷派出所錯誤決定時，錯誤地予以維持。
• 藐視司法程序（核心）：在法定必須出庭的情形下，負責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是對法律和法庭的極大不尊重。

五、最新進展：二審依舊“不見官”，程序正義受質疑

因對一審判決不服，劉顯文提起上訴。

然而，在2025年4月27日的二審庭審中，令人遺憾的場景重演：

• 負責人再次缺席：合肥市人民政府負責人依然未出庭
• 法院通知義務被指未履行：據稱，法院未依法在開庭前向市政府送達要求負責人出庭的通知，也未告知不出庭的法律后果，使得此次庭審的程序合法性存疑

六、缺席的庭審，是法治之殤

“我只是想為被欺凌的兒子討一個公道，沒想到維權之路這么難……”劉顯文的話，道出了個體的無力與辛酸。

“民告官”是公民尋求公正的最后屏障，負責人出庭應訴是法律設定的基本程序，其意義在于體現責任、化解矛盾、彰顯對等的訴訟地位。合肥市人民政府負責人的不出庭，缺席的不僅是一個法庭座位，更是對民意的敬畏、對責任的擔當、對法治的信仰。

我們期待司法機關能堅守程序正義的底線，對違法行為堅決說不。我們更呼吁，所有手握公權力的機關，都能真正敬畏法律、尊重權利，讓“告官能見官”成為常態，讓每一起案件都能經得起良心的叩問與法律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