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設國家情報局，網上喊“特高課重現”，真相到底啥樣？

日本計劃設置國家情報局”之后，“特高課重現”這兩天就刷屏了，各大評論都在那里說，二戰時期日本臭名昭著的“特高課”要回來了。

事實并非如此。

幾乎所有的評論都不知道，我們中國人常說的特高課有三個，分別是：日本憲兵隊特高課、內務省特高課、中國淪陷區特高課。

一、內務省的特高課：特別高等的警察

1874年，日本發生了自由民權運動，威脅到了當時的明治天皇的統治。為了鎮壓自由民權運動，日本政府先是設立了“國事警察”，然后又將“國事警察”改稱“高等警察”。

1911年8月，日本警視廳設立了以取締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為目的的“特別高等警察課”，并且從高等警察獨立出來，這就是特高課正式成立。

為什么要強調這個成立過程呢？因為傳統意義上的特高課，任務是維護日本的“國體”，是日本天皇制政府的忠實鷹犬。

1936年日本發生“二二六事變”之后，日本由天皇制開始走上“天皇制法西斯主義”道路，在國際上敵視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德意法西斯結成軸心國同盟，有了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

但是，侵外必先安內。

所以日本特高課二戰開始前后那幾年的重要任務，是將國內的民主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反戰運動撲滅，強制日本國民無條件服從日本天皇制軍國主義侵略政策。

在行政架構上，特高課向上的歸屬順序是：特高課——保安課——警保局——內務省。

而警保局長這個職位，是敕任官，是天皇的心腹，所以內務省的特高課直接掌握在日本皇室手中。

所以，內務省的特高課，某些職能和權限上和中國歷史上的錦衣衛、東廠類似，可以法外辦案，私設刑獄，隨便抓人、殺人。

二、陸軍省憲兵隊特高課，在日本憲兵設置的特務機構。

看到內務省特高課在鉗制日本國內人民的思想上“卓有成效”后，一直懼怕軍隊中會出現共產主義思想的日本軍部，于1928年7月4日，日本憲兵中設置了“特高課”這個特務機構。

由于軍隊的特殊屬性，憲兵隊特高課除了負責政治一類的任務之外，還負責陸軍、海軍大員的安保工作和諜報工作。

二戰期間，因為憲兵隊特高課在人員和武器配備上比內務省特高課更有優勢，并且也掌管司法警察權，所以他們也和一般警察一樣，可以對日本國民使用《治安警察法》和《治安維持法》，逐漸擁有了取締反戰思想、鎮壓國民激進思想的權限。

尤其是隨著戰事的吃緊，憲兵隊特高課常常與內務省特高課一起殘酷鎮壓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反戰人士，既各司其職，又互相配合。

三、中國淪陷區的日本特高課，在中國罪惡滔天

“九一八”事變后，隨著中國大陸抗日活動的蓬勃發展和日本侵略中國的現實需要，陸軍省憲兵隊特高課人員開始在偽滿洲國等日占區設立對應的機構。

1931年10月，日本駐華“日本領事館警察署”內，開始正式設立特高課，主要任務是收集共產國際和中國抗日活動信息的情報。

同時，在中國淪陷區內，也建立了歸日軍各野戰司令部管轄的憲兵隊，并進而在各憲兵隊設立特高課，在下屬的各地偽警察署內也設立有特高課。

中國淪陷區內這些大大小小的各級特高課，在日本本土派來的內務省特高課和陸軍省憲兵隊特高課的配合下，主要負責策反民族敗類，瓦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斗志，助長侵略者的氣焰，維持淪陷區的統治，竊取中國軍隊重要情報，殘酷鎮壓和破壞地下黨組織和抗日組織，對一般百姓實行白色恐怖。

所以，1981年中國那部著名的電影《特高課在行動》里的特高課，是指中國淪陷區的日本特高課。

中國淪陷區的日本特高課，給中國的抗日戰爭造成了重大損失，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公敵。甚至可以說，他們比戰場上的日軍危害更大、更可怕。

此外，二戰期間日本在東南亞占領區也設立過特高課及其分支機構，時間集中在1942–1945年日軍占領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印尼）、越柬老期間。

四、特高課并不是一個日本的專門情報機構

梳理完特高課的來龍去脈，我們就會發現，以前的各種影視劇中，最近幾天的各種評論中，把“特高課”描寫為日軍的一個情報機構，并不是非常準確。

在抗戰期間，特高課確實在中國做了很多間諜工作，搜集大量情報，但其本身最重要的職能并不是情報，鎮壓異己、維護軍國主義統治、推行殖民高壓才是其核心職能。

此外，特高課在日本國內鎮壓日本共產黨和其他反戰人士，某種程度上更像德國的“蓋世太保”，也不屬于專門的情報系統。

五、二戰時期的日本情報機構

在二戰時期，日本的情報工作主要還是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設立的陸軍情報部和日本海軍軍令部設立的海軍情報部兩個情報機構負責。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零散的、很小的情報機構，如外務省、拓務省、興亞院、大東亞省等部門設立的情報機構，甚至還有一些企業也涉足情報業務，如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六、特高課在冷戰后的“死灰復燃”

冷戰開始后，世界分裂為東西兩大陣營，美國不再把日本視為敵國。

于是被松綁了的日本于1952年7月，通過了類似戰前《治安維持法》的《破壞活動防止法》，并在原特高課的基礎上成立公安調查廳。

由于美國占領當局很賞識戰前內務省特高課鎮壓日本共產黨、民主人士的手腕，很多特高課的人員被重新起用，擔任日本公安調查廳的相關負責人。

戰后原特高課官僚們依然在猖獗活動，他們目的之一就是遮掩戰前的日本各種罪惡，這也是當今日本反動思潮此起彼伏和中日關系時好時壞的原因之一。

七、“夭折”的日本內閣情報局

內閣情報局成立的初衷，想要協調陸軍和海軍的情報機構，還包括特高課以及其他一些情報機構等。但由于日本內閣一向不受軍方尊重，陸軍和海軍都拒絕共享情報，內閣情報局最后實際淪為以宣傳為主的輔助機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內閣情報局停止了其工作職能，并在盟軍總司令部的命令下被徹底解散。

八、戰后的“血脈繼承”：從官房調查室到內閣情報調查室

日本戰時的內閣情報局雖然被解散，但其“統一情報中樞”的構想，在戰后被很好的繼承下來。

1952年，吉田茂內閣設內閣總理大臣“官房調查室”，被視為“日本版CIA”雛形，核心人員多是戰前情報官僚、特高課出身。

1957年，官房調查室更名內閣調查室，劃歸內閣官房，專責收集、分析國內外情報，向首相匯報。

1986年，內閣調查室正式確定名稱為“內閣情報調查室”（內調/CIRO），并一直沿用至今，是目前日本最高情報協調機構。

不過，內閣情報調查室依然沒有實權去指揮防衛省、外務省、公安調查廳等單位。

而日本籌建“國家情報局”，本質上是試圖將內閣情報調查室升級為擁有實權、可統籌全域情報機關的核心機構，復刻戰時內閣情報局打造情報統一中樞的舊有野心，不過是披上了“民主”與“安保”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