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里的安慶，鏡頭外的人

有些相遇是注定的，就像某些鏡頭總能遇見值得記錄的畫面。

第一次見到阮老，是在宜秀區的一場活動現場。那天人很多，我卻在人群里一眼看見了他——瘦弱的身軀上掛著一部相機，步履緩慢卻目光如炬。職業習慣讓我舉起手機，拍下了他拿起相機拍照的特寫畫面。發朋友圈時，有朋友留言說這是攝影前輩阮宜城。那一刻，我記住了這個名字。

再次遇見，是在黃梅戲藝術中心。散場的的人群中，我又看見了那個熟悉的身影。他依然帶著相機，依然在人群散去后獨自徘徊。我鼓起勇氣上前攀談，就這樣，留下了阮老的電話。從此，我們的交往慢慢多了起來。

后來我特地登門拜訪，想更多了解這位用鏡頭記錄安慶的老人。阮老便帶我重走那些他拍過無數次的安慶大街小巷。他走得很慢，指著每一條巷子、每一處老宅，講述這里曾經的樣子、這里發生過什么。那一刻我明白了，鏡頭不只是鏡頭，它承載的是記憶，是歲月，是一個攝影者畢生的深情。

省里舉辦“歲月余味”活動，安慶是首發式。著名播音主持潘紅老師主持了當天的活動，阮老上臺講述他圖片背后的故事。我坐在臺下，看著他略顯蒼老卻依然有力的聲音，覺得那個畫面值得被永遠記住。

再后來，法國攝影師阿蘭來安慶記錄黃梅戲，指名要見阮老。我隨翻譯一行人去了阮老家。他的客廳不小，但坐的地方幾乎沒有——整個房間堆滿了書籍，柜子上盒子里裝滿了膠卷。那些膠卷，是他一生的底片，也是安慶一代人的煙火記憶。我們陪同阿蘭在再芬公館黃梅戲會館記錄了兩天，兩位攝影家的對話，跨越語言，抵達的是同一種熱愛。

2015年12月，安慶動車首發。我特意去體驗拍攝記錄。在動車站廣場，又遇見了阮老。我想和他一起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可惜他沒帶身份證，沒能進入車站。我們就這樣錯過了那趟首發車的記錄——這是我和阮老之間一個小小的遺憾，如今想來，卻成了永遠的遺憾。

年歲漸高后，阮老搬了新址，就住在女兒同一單元。有一年元旦，我去看望他。他依然清瘦，依然在聊起攝影時眼里有光。

后來的口罩時期，我隨同社區醫生去看望他。醫生檢查完身體，阮老坐在那里，像一棵老樹，安靜地承受著歲月的風霜。

2026年4月28日，接到阮老女兒的電話。電話那頭，她哽咽著說，父親上午7點05分走了。我保存的圖片不清晰，希望我把原圖發給她。父親追悼會定在30號。

掛斷電話，我翻出那些年拍下的照片。有些確實不清晰了，就像記憶會褪色。但有些畫面，永遠刻在心里——那個瘦弱的背影、那部從不離身的相機、那間堆滿書籍和膠卷的客廳。

阮老這一生，節衣縮食，只為記錄安慶。他拍過安慶的每一條街巷、每一座老宅、每一場戲。他的鏡頭里，是一座城市的來路，也是一代人的鄉愁。

如今，鏡頭還在，鏡頭里的人走了。

但那些底片還在，那些光影還在，那些被定格的瞬間，永遠不會褪色。

身已去，影長留。

塔影橫江2026.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