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錢拍幾十部戰爭片票房撲街，俄國觀眾不買賬，普京宣傳機器失靈

自2022年以來，俄羅斯上映了數十部關于烏克蘭戰爭的影視劇。外界普遍認為，這些帶有宣傳色彩的影視作品充斥著關于“烏克蘭納粹”、“保衛頓巴斯”以及“烏克蘭武裝部隊暴行”的陳詞濫調。

這一過程舉步維艱。在流行音樂領域，歌手薩滿的走紅依然是個例，而支持戰爭的作家和詩人的書籍銷量也十分慘淡。

電影界的情況也如出一轍。雖然關于烏克蘭戰爭的電影不斷被拍出來，但觀眾的觀影意愿卻很低。

即便在院線缺乏西方大制片廠熱門大片的情況下，這種冷遇依然存在。在俄羅斯電影基金會的項目推介會上，戰爭題材在形式上享有優先權，但實際獲得資金支持的卻清一色是童話電影。

2023年上映的院線電影《見證者》，其票房收入甚至未能收回1．8億盧布預算的十分之一。

而由德米特里·久熱夫、伊萬·奧赫洛貝斯京以及綜合格斗選手杰夫·蒙森等明星陣容出演的《阿爾丹》，票房更是慘淡，僅收獲約1200萬盧布。

不過，也有例外情況。改編自民族帝國主義者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小說的電影《代號：乘客》意外走紅。

此外，電影《自己人：戰爭歌謠》也躋身流媒體平臺溫克和基翁的播放量前五名。值得一提的是，這部于2025年上映的影片是由一名烏克蘭戰爭的參戰者執導的。

由葉夫根尼·普里戈任擔任制片人的電影《地獄極客》也取得了相對的成功。該片于2022年底在普里戈任旗下的數字平臺亞魯斯上線。

據該平臺數據顯示，影片首映僅一個月后，觀看人數便超過一億。這一數據難以核實：2023年該平臺僅宣稱擁有1200萬注冊用戶，且在普里戈任兵變后不久，該平臺便被關閉。

即使以國家資助的當代俄羅斯電影的普遍標準來看，大多數戰爭片的粗制濫造程度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這些影片中，只有《見證者》在畫面構圖和色彩運用上稍作努力，但依然難掩敷衍之態。例如，主角們從一個設定為基輔寡頭莊園的地方走出來，卻直接步入了莫斯科的電廠街，畫面中突兀的街道標牌直接暴露了這一破綻。《阿爾丹》的制作方曾向各大媒體自豪地發送新聞稿，宣揚其使用了擴展現實技術。然而在實際影片中，部分場景的光線極不自然，畫面仿佛是直接從綠幕中摳出來貼在靜態背景上一樣生硬。

以《見證者》為例，其尚可的水準完全被糟糕的劇本所抵消。劇本中充斥著偷懶的夸張橋段：比如烏克蘭武裝部隊指揮部里掛著希特勒的金色浮雕，或是烏克蘭士兵強迫音樂家演奏德國空軍軍歌的場景。

在復述宣傳口徑時，大多數電影也采取了極其機械的方式。如果烏克蘭士兵被設定為“納粹”，那么他們身上必然帶有萬字符；如果主題是保護頓巴斯的俄語人口，影片就會直接展示烏克蘭人如何對他們進行肉體消滅。

在《代號：乘客》中，安東·沙金飾演的主角首次殺人純屬意外。當時他試圖和平脫身，卻在絆倒時不慎扣動了自動步槍的扳機。

主角為此經受了幾秒鐘的良心譴責，直到他發現死者胸前紋著一個巨大的萬字符，這種內疚感便戛然而止。

影片的粗糙還體現在人物塑造上。這些角色僅僅是推動劇情的工具，根本無法喚起觀眾的共鳴。

參演的演員們也只是在機械地完成任務：無論是因《潮人》走紅的安東·沙金在《代號：乘客》中的表現，還是憑借《黑幫》和《捉迷藏》成名的德米特里·久熱夫在《阿爾丹》中的演繹，他們都變成了缺乏內涵與動機的空殼。

通過飾演這些角色，他們仿佛只是在繳納一種為了生存而必須支付的“存在稅”。

起初，《自己人：戰爭歌謠》似乎采取了不同的敘事策略。影片對俄羅斯軍人角色傾注了同理心，這種情感刻畫似乎比妖魔化敵人更為重要。

影片的結局徹底打破了這種觀感：烏克蘭士兵闖入村莊，未經審判便槍殺了平民，甚至僅僅出于惡意，連一只雞也沒有放過。

換言之，他們只是在履行一種儀式，借此安撫國家機器，以便隨后能在其觸及不到的角落里繼續過自己的生活。

電視宣傳中關于烏克蘭存在“納粹分子”甚至“撒旦教徒”的論調，被生硬地搬上了銀幕。例如，在《見證者》中，烏克蘭軍人參與了一場類似撒旦教狂歡的儀式，并進行了儀式性謀殺。

該片在講述“烏克蘭武裝部隊暴行”時也同樣直白：影片結尾的字幕聲稱，布恰、克拉馬托爾斯克和馬里烏波爾的悲劇，均是“基輔政權”為了“抹黑俄羅斯”而犯下的罪行。

例如，在烏克蘭武裝部隊襲擊主角所在村莊的情節中，有一個叫米季卡的男孩走向烏克蘭坦克的場景。他手里舉著蘇聯紅旗，胸前掛著亞歷山大·普希金的畫像，背上則背著尼古拉·果戈理的畫像。

坦克手從裝甲車里探出頭來，冷酷無情地將男孩射殺。隨后，烏克蘭軍隊將幾乎整個村莊夷為平地。幾乎所有電影都試圖將俄羅斯的主要敵人設定為“集體西方”，而非烏克蘭。

直到2022年9月啟動部分動員時，俄羅斯當局才正式提出“在烏克蘭戰線上與西方交戰”的論調。因此，2022年10月上映的《地獄極客》可以說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影片中的對手既沒有被英雄化，也沒有被妖魔化。交戰雙方甚至不是“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而是“白方”和“黃方”。

由曾在《來和看》中飾演男孩的阿列克謝·克拉夫琴科扮演的敘述者，在其中一場戲中更是滿懷遺憾地表示：“我們是在自相殘殺。”從他的話語中，觀眾可以解讀出對戰爭無意義的嘆息以及對兄弟民族的惋惜。

在2025年上映的《自己人：戰爭歌謠》和《阿爾丹》中，“與西方開戰”的理念成為了核心敘事。《自己人：戰爭歌謠》甚至展現了一種在支持戰爭的頻道之外鮮少被提及的前線情緒：在反攻前夕，由于未能實現“三天拿下基輔”的目標，且不得不面對北約部隊，俄羅斯軍人陷入了全面的士氣低落。

在《阿爾丹》中，“與西方開戰”的設定則被具象化了。影片中的頭號反派是一名美國人，他甚至企圖摘取烏克蘭小女孩的器官賣給歐洲富豪。而包括烏克蘭人在內的所有敵人，在片中都講英語。另一方面，這些電影在塑造“硬漢”軍人形象上倒是頗為成功。

官方宣傳性質的電影試圖傳遞這樣一個信息：戰爭固然殘酷，伴隨著死亡，但犧牲者皆是真正的英雄；而能夠幸存下來的人，則是徹頭徹尾的硬漢。

這些電影通過“保護女性的真男人”這一形象，順理成章地植入了傳統價值觀和性別角色的議題。《代號：乘客》的男演員安東·沙金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這部電影教導人們熱愛祖國，熱愛俄羅斯女性。她愛上男主角，不是因為他開豪車或腰纏萬貫，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具備正常人性的男子漢。”

過去，宣傳電影傾向于讓外國人“覺醒”；如今，被“改造”的多是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人。

早在本世紀初，俄羅斯的官方宣傳就開始通過偶然介入的外國人視角來構建敘事，展現他們如何“看清真相”并最終“覺醒”。

這一套路的鼻祖或許可以追溯到尼基塔·米哈爾科夫，他在1998年的電影《西伯利亞理發師》中塑造了一個“覺醒的美國人”形象。

在影片結尾，男主角試圖突破西方反俄敘事的封鎖，將他所看到的“真相”公之于眾。他在一檔英語脫口秀節目中聲稱：“我要告訴你們事情的真相。我在那里失去了聽力，但我沒有失去良知。”

展示外國人“覺醒”的傳統在《見證者》這里戛然而止。在新的宣傳電影中，不再有正面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形象。在《見證者》之后上映的影片中，接受改造的對象變成了俄羅斯本土的西化派。

例如，《代號：乘客》中發生轉變的是一位追求浮華的作家；《阿爾丹》中是一名信息技術從業者；在第一頻道的電視劇《20／22》中，則是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新聞系學生。而在2026年2月上映的電影《小伙子》中，被重塑的則是一名“不問政治的說唱歌手”。至于那些入籍俄羅斯的外國人，如今只能扮演滑稽可笑的反派角色。

為了制作宣傳電影，俄羅斯當局招募了長期的主戰派人士。例如伊茲博爾斯克俱樂部主席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電影《代號：乘客》正是根據他的小說改編。

再如伊萬·奧赫洛貝斯京，他曾在2022年9月宣布吞并“新領土”當天的紅場集會上高呼戰斗口號。奧赫洛貝斯京不僅是《阿爾丹》的聯合編劇，還在片中擔任了主要角色。

將這些電影聯系在一起的，并非對勝利的共同渴望，而是對當局至今未能取得勝利的深層怨恨。《地獄極客》幾乎可以看作是普里戈任向紹伊古索要彈藥視頻聲明的影視化演繹。《代號：乘客》甚至可以被視為一部帶有反對派色彩的電影，只不過是站在主戰派的立場上：片中“這八年你們去哪兒了？”的質問，與其說是拋給觀眾的，不如說是直指俄羅斯軍隊及其最高統帥的。

在這場戰爭中，他們遭遇了與1991年那代軍官如出一轍的背叛感：“特別軍事行動”的目標遲遲未能實現，前線局勢艱難，腐敗橫行。這些話題早已成為主戰頻道里的家常便飯。

分析人士指出，用“愛國”反對派取代親西方反對派，或許是克里姆林宮政治顧問們精心計算的一步棋。畢竟，車臣戰爭的神話化過程也曾呈現出相似的軌跡：國家的腐敗和混亂激怒了愛國者，并在許多關于那場戰爭的忠誠派電影中遭到譴責。

這種憤怒最終只是促使愛國者們站在國家一邊，更積極地參與政治。因此，當局借機出手，著手糾正20世紀90年代掌權的親西方自由派所犯下的錯誤。

如今，官方宣傳面臨的處境是：親西方反對派已被徹底摧毀，無法再將四年戰爭缺乏實質性進展的責任推卸給他們。

結果便是，主戰電影在“培養愛國主義”方面越是有效，對其幕后出資者就越是不利，因為這些出資者在他們親手培養的愛國者眼中，正日益失去威信。

對于這些“新愛國者”而言，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幾乎任何具有現實意義的和平協議，都將被視為又一次背叛。

今天看似赤裸裸的宣傳電影，明天或許會成為截然不同的歷史檔案——它們記錄了俄羅斯當局是如何一步步失去其最核心支持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