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重視廖承志家族在歷史上形成的特殊地位，多次對廖承志委以重任

文/水新營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再次復出工作。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鄧小平十分重視廖承志家族在歷史上形成的特殊地位，多次對廖承志委以重任，使他在港澳、臺灣、僑務、對日友好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擔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

廖承志及其父母和港澳地區淵源很深，早年廖仲愷、何香凝經常來往粵港之間從事革命活動；廖承志青年時期在香港生活、工作四年多，后作為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在香港開展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新中國成立后，廖承志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長期負責港澳工作。

“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恢復工作后，便開始重視香港問題，思考香港主權歸屬事宜。當時，中央對香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全面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卓有成效的對于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使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1978年3月，廖承志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4月，受鄧小平委托，他主持召開“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中央港澳工作會議。會議重點是肅清“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對于港澳工作的沖擊和消極影響，旨在改善與港澳工商界的關系。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須深入開展調查研究，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做法的指示。決定設立中央港澳小組，協助中央歸口掌管港澳工作，并決定設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作為中央港澳小組的辦事機構，任命廖承志為主任。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成立后，廖承志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利用一次會見香港出版界參觀團的機會表明了中央對于解決香港問題的慎重態度。他說：“香港的現狀，看來要維持相當長的時期。香港問題，將來可以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但是絕不是短期內的事。這就要肯定兩條，一是現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比如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二是承認香港同胞是在英國統治下，香港和內地是兩種不同的制度，這在短期內是不可改變的。”

1979年3月下旬，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他避開香港主權這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從商業角度要求中國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期限的新界土地契約。廖承志對麥理浩這一企圖已有估計，并向鄧小平做了匯報。因此，鄧小平在會見麥理浩時明確表態：“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到1997年解決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告訴英國政府，即使那時作出某種政治解決，也不會傷害繼續投資人的利益。”

1981年年初，鄧小平指出，香港問題已經擺上議事日程，我們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方針和態度，請有關部門研究提出方案，供中央參考。這個任務又落在廖承志肩上，他召集中央有關單位落實鄧小平指示，對如何解決香港問題反復研究，認為收回香港的時機已經成熟，丟掉這個機會將會犯歷史性錯誤。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

基于這一分析，廖承志提出解決香港問題必須本著既要收回香港，又可保持其繁榮穩定的原則。這就要求必須采取特殊政策，收回香港后只改變涉及主權的相關內容，原有的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盡可能不變。這實際上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思路。廖承志與有關專家進行深入探討，在聽取鄧小平的指示后，又將其深化完善為六條方案，后逐步修改成十二條方案。1981年1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了廖承志對香港方針政策的匯報。會議肯定了其中三點基本方針政策，即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收回后保持原來的制度不變；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的方針。鄧小平對此較為滿意，要求廖承志三個月內拿出解決香港問題的最終方案。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會見海外華人李耀滋時，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廖承志領會中央領導的思想，按照鄧小平要求的時間，于3月份把修改后的十二條方案上報中央。鄧小平對此作出批示：“擬原則同意，方案待與各方面人士交換意見之后，再做修改。”接著，中共中央派出幾個小組到香港進行實地調查，對廖承志提出的處理香港問題的十二條方案加以豐富補充。

遵照鄧小平的指示，1983年3月27日，廖承志把他主持反復修改后的十二條方案，即《關于解決香港問題的修改方案的請示報告》上報中共中央。鄧小平對此比較滿意，4月4日批示：“我看可以，茲事體大，建議政治局討論。”4月2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審議批準了廖承志提出的解決香港問題的修改方案。鄧小平在會上明確指出：“這十二條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對中國收回香港，香港各界人士反映強烈。既對收回香港洗雪百年國恥感到高興，但又對中國政府能否管理好香港有所擔憂。于是，他們紛紛找廖承志了解中國政府的真實打算。為此，廖承志一批批地接待香港同胞，了解他們的意愿和傾向，解釋中央關于香港的政策。廖承志經常把接待香港同胞的情況向鄧小平匯報，再陪同會見他們。

出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把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他把廖承志視為親密助手，1978年12月，請海外關系頗廣的廖承志擔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協助解決臺灣問題。

廖承志的家族與國民黨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廖承志的父母廖仲愷和何香凝是國民黨元老。1925年，他在廣州參與學生及工人運動，加入了國民黨。在廣州時，年齡相差不大的蔣經國和廖承志就互相認識。1930年，廖承志前往蘇聯學習，又在那里遇到了蔣經國，二人關系非常親近。

作為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常務副組長，無論多忙，廖承志總是按時出席中央臺辦每星期召開的兩次會議，協助鄧小平尋求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思路和新途徑。

廖承志認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應該充分發揮它在祖國統一大業中的作用。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他與葉劍英委員長密切合作，推動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79年元旦為和平統一祖國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指出：“統一祖國這樣一個關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務，現在擺在我們大家的面前，誰也不能回避。”葉劍英、廖承志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提出切實可行的實施辦法，建議海峽兩岸盡快實施通航通郵，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

為創造和平統一祖國的必要環境，經廖承志等人建議并經中央批準，國防部長徐向前發布命令，自1979年1月1日起，停止對大小金門和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此舉得到臺灣同胞、海外僑胞及世界輿論的廣泛歡迎，標志著自1949年以來兩岸軍事對峙關系的結束。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一直沒有放棄對奉化蔣氏家族故居的保護。動蕩歲月里，蔣氏家族故居也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害。只是時間一長，房屋難免老舊。1979年初，廖承志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修繕的想法。為此，中央撥專款30萬元，命奉化縣委負責修繕工作。蔣介石父母、前妻、胞妹等的墳墓都受到妥善修復，房屋、遺址也都得到恢復。

廖承志利用自己的關系，努力促進兩岸和平。美籍華人陳香梅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她的母親是廖承志的堂姐。1981年1月4日，鄧小平歡迎到北京的陳香梅。陳香梅遞上里根總統的親筆信，鄧小平就中美和兩岸關系問題與陳香梅深入交談。

第二天，鄧小平設宴款待陳香梅，廖承志夫婦作陪。在宴會上，鄧小平笑著對陳香梅說：“你的舅父有‘氣管炎’，你可曉得？”鄧小平看陳香梅不懂得這個中國大陸流行的雙關語，就笑著揭出謎底：“妻管嚴，一天只分配三根煙，不準多抽，他又來向我要煙了。你看，他的煙癮和我差不多，不過我沒有人管，每天三包。”

鄧小平與廖承志又開著玩笑對陳香梅說：“你來京之前，我就對你舅舅說，他這個海外關系實在要得，怪不得他們要把他送進牛棚！哈哈，他是坐牢專家，英國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國民黨的牢，哦，還有張國燾的牢，‘文革’中的牛棚，他都進去住過，了不起。”廖承志苦笑著說：“你坐牢的經驗不如我，我會畫漫畫解悶。”鄧小平調侃道：“你的橋牌技術太差勁，得努力學習。”風趣幽默的話語，顯現出了鄧小平和廖承志深深的戰友情誼。

◆1983年，鄧小平和鄧穎超、廖承志共商祖國統一大計。

陳香梅在臺灣有不少朋友，廖承志請她向在臺灣執政的蔣經國傳話。臨別，廖承志拉著外甥女的手諄諄囑咐：“我年紀大了，有生之年當盡我一己之力，為中國人做些事情，以后的責任就要靠你們晚輩。”牢記舅父的囑托，陳香梅離開北京后繞道香港到臺灣，在會見蔣經國時，轉達了廖承志的問候。

1982年7月24日，在鄧小平的決策下，廖承志發表致蔣經國的公開信。信中提出“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三次合作，大責難謝。”“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并表達了“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兄弟之情。當時，鄧小平具體指導了這封信的寫作和發表，他和廖承志商定了信的主旨，還十分關注發表的方式和效果。

盡管蔣經國沒有回信，但實際上他也在考慮臺灣與大陸的和合問題，他認識到“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不久，臺灣當局對大陸的政策開始有所放松。

執掌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新中國成立后，廖承志和母親何香凝先后擔任“中僑委”主任，長期主管新中國的僑務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僑務工作方針、政策被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結束，在中共中央和鄧小平的支持下，廖承志受命重新出山，執掌新時期的僑務工作。

1977年9月29日，鄧小平接見了華僑、外籍華人、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國慶觀光團的部分成員。在會談中，有人提議成立一個部門，主要職責是：統一領導海外統戰工作，管理僑務行政事務，負責擬訂僑務工作政策和規劃等。當面臨是否恢復僑辦的決策時，許多人認為華僑問題敏感，可能會對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對東南亞國家。但是，鄧小平認為華僑是我們的親戚，我們應該為他們謀福利。他從改革開放大局出發，把僑務工作放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對外關系的全局之中，提出“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的著名論斷，徹底打破了“左”的思想禁錮，僑務工作迎來新生。

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廖承志努力恢復和組建僑務機構，并于1978年1月出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首任主任。1977年底到1978年初，全國僑務工作會議預備會在北京召開。廖承志在會上作了題為《落實黨的僑務政策》的報告。1978年1月4日，廖承志又在《人民日報》發表《批判所謂“海外關系”問題的反動謬論》的署名文章。針對前述所謂“海外關系”問題的種種謬論，廖承志旗幟鮮明地指出：“海外關系”是“模糊階級陣線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形而上學的。我們要搞臭它！槍斃它！杯葛（Boycott即抵制）它！”并逐條進行了深刻批判。

1978年12月22日，全國僑務工作會議、第二次全國歸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是一次全面拔亂反正的重要會議，廖承志出席大會并作了《認真落實黨的僑務政策，為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的報告。報告深刻總結了新中國成立29年來僑務工作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指出建國以來黨和國家的一系列僑務政策是正確的，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落實和貫徹。　

◆1979年初，鄧小平與在美華僑和美籍華人親切握手。

廖承志沒有辜負鄧小平對他的期待。在廖承志的呼吁和推動下，新時期以來，各地圍繞落實歸僑僑眷知識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歸僑、僑眷知識分子中的冤、假、錯案，基本上得到平反糾正，許多問題也陸續得到解決。

為了解決歸僑、僑眷最關心的華僑房產問題，在落實保障歸僑、僑眷的合法經濟權益方面，除大規模地清理退賠“文化大革命”時期查抄的涉僑私人存款和金銀珠寶等貴重物品及其他私人財物外，落實華僑私房政策，退還被擠占、沒收的僑房，是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在廖承志的積極呼吁、推動和有關地區、有關方面的努力下，清退被擠占華僑私房的工作在全國逐步推進，并取得了較大成績，落實清退被侵占的各類華僑私房近4000萬平方米。

為了恢復華僑大學和一系列各類補習學校，為國內外華僑子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廖承志也傾注了大量心血。

正是在廖承志的領導下，國務院僑辦通過實際行動，重新獲得了國內外僑胞、僑眷的信任和支持。廖承志與世界各地的華僑保持聯系，幫助他們在國內進行投資，奉獻鄉梓，成果顯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短短幾年時間里，僅華僑為建設家鄉公益事業，修建醫院、辦學校，建立小型發電站、工廠，捐贈拖拉機、汽車等，就捐款了十多億元。

華僑回國投資者顯著增加，不但使國家增強了經濟實力，增加了就業機會，也使華僑獲得實惠。到北京辦事的華僑經常找廖承志說說心里話，對他表示衷心感謝，廖承志總是說“不要謝的啦！我是照憲法辦的嘛！”

繼續兼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

廖承志和日本關系頗深，他把日本稱為第二故鄉。廖承志生于日本東京，當時其父母廖仲愷、何香凝在日本追隨孫中山，從事民主革命運動。廖承志早年在日本上學、生活11年，20世紀20年代在日本參加中共東京特支革命活動，后被日本當局拘捕并驅逐出境。新中國成立后，廖承志長期負責中日兩國關系工作。他既是對日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對日政策的堅定執行者。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協會成立，他一直擔任會長。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完成中日建交正式手續，使中日友好以條約形式固定下來具有法定基礎的大事，其間經歷曲折復雜的斗爭。中日建交后，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中，廖承志積極運籌和參與，以特殊身份作出了特殊貢獻。

到了1978年，中美建交的時機越來越成熟。這一形勢使環繞福田赳夫首相周圍的“臺灣幫”深感大勢已去，繼續抵制日中締約已沒有能站得住腳的理由。1978年3月，公明黨第六次訪華團訪華時，福田赳夫首相委托團長矢野絢也向中國政府轉達他“決心早日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立場。鄧小平后來通過廖承志闡述了中方的四點意見。廖承志同來訪的保利茂、二階堂進、竹入義勝、矢野絢也等老朋友促膝交談，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問題上傾注了大量心血。

8月12日晚，《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小平出席了簽字儀式。廖承志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日友好協會會長的身份陪同。廖承志不僅應邀出席，還忙著安排兩國總理互發賀電，審閱《人民日報》社論《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熱烈祝賀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簽訂》，審閱記者報道《中日友好的新起點》，忙得不亦樂乎。

10月22日，鄧小平應日本政府邀請訪日，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出發前，他特意交代外交部，“此次訪日要帶上廖承志這個‘日本通’。”廖承志認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經過多年的風雨歷程才告完成的，意味著日本戰后外交的一次重大選擇；而鄧小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首次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這次訪問不僅受到中日兩國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視，也為世界所矚目。因此，長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業的廖承志自然全力協助。

10月23日上午，日本政府在迎賓館舉行歡迎儀式。歡迎儀式一結束，廖承志就陪同鄧小平來到首相官邸，對福田赳夫首相進行禮節性拜訪。此前，廖承志多次把他對福田赳夫的研究情況匯報給鄧小平，并介紹福田赳夫在中日關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因此，鄧小平真誠地對福田赳夫說：“幾年來一直希望有機會來東京訪問，現在終于實現了。十分高興和首相結識，這次是第一次見面，可是相知已久。有機會見面交換意見，是十分有益的。”福田赳夫稱贊鄧小平的決斷作用，談起這一條約來之不易。鄧小平風趣地說，少數人反對總是有的，中國一年半前還有“四人幫”嘛！引起會場一片笑聲。鄧小平邀請福田赳夫訪華，福田赳夫首相欣然答應。

隨即，他們一同來到首相官邸一樓大廳，走進鋪著紅地毯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交換儀式會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鄧小平、廖承志與福田赳夫首相、園田直外相親切握手，會場上立刻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在日期間，在廖承志的陪同下，鄧小平還廣泛會見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朝野各界人士。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為了促進中日友好形勢的發展，中國方面決定組織“中日友好之船”回訪日本。1979年5月，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為團長的中日友好之船代表團600余人，乘萬噸巨輪“明華號”，滿載著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誼，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里，撒下了中日友好的種子。其參加人數之多、代表范圍之廣、接觸面之寬及活動形式之大眾化等都是史無前例的，為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廖承志在日本題詞時所說的那樣：“乘船繞一周，友好達千秋。”

20世紀80年代，是中日關系歷史上最為融洽的一段時期，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人士交往頻繁。廖承志經常陪同鄧小平會見來華訪問的日本各界友好人士。日中友好協會理事長宮崎世民曾說：“如談論日中友好關系的發展，離開廖公是無法談的。”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廖承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83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被提名為國家副主席候選人。正當黨和人民委以他重任，祖國統一大業期待他作出更大貢獻的時候，6月10日，廖承志因心臟病搶救無效，在北京逝世。消息傳來，鄧小平十分悲痛。6月23日，他親臨北京醫院，向廖承志的遺體告別。6月24日，鄧小平又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廖承志追悼大會，寄托了他的無限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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