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到死都沒想明白：為什么陳寶倉一被捕，吳石就全部都招了！

1949年12月31日夜，臺北郊外的碉堡里，一臺蘇制短波機發出單調的“噠噠”聲，值班軍官用鉛筆迅速記錄密碼。沒人想到，這串跳動的暗號在半年后會直接把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送上刑場。情報戰的信號常常在最不起眼的瞬間被點亮，卻在隨后改變整條戰線的走向。

彼時的臺灣，當局剛完成“政府遷臺”后的初步整頓，警戒森嚴。蔣介石對諜報惶惶不安，口頭批示一句“寧殺錯，不放過”，保密局上下人人自危。谷正文也感到前所未有的緊迫——大海峽不遠處，解放軍渡海作戰的傳聞反復出現，而島內補給、布局、兵力數字如果落到對岸手中，后果不堪設想。

1950年3月，臺中兵工廠查出有人影印內部布圖。案卷遞到保密局時，連負責登記的書記官都說：“這條線太直了，像是有人故意往你懷里塞。”谷正文先是嗅到機會，繼而生出狐疑。他清楚，多數大案都是抽絲剝繭，而不是平地炸雷。

短短一周，調查竟直接指向聯勤第四兵站部。更蹊蹺的，是名字跳出的速度——陳寶倉。此人1900年生，北洋軍閥時代入伍，黃埔一期旁聽，抗戰中從桂南打到黔北，論資歷、論閱歷，足以在島內任何軍方會議上穩坐上賓。要動這樣一位中將，按慣例，方案得反復演練，特勤隊必須先核實住址、路線、警衛人數，然后再報請蔣介石批準。可這回，手續走得異常順滑，批件甚至提前到了案。

4月8日晚，十輛吉普無聲停在臺北市郊那幢兩層小樓。特務們擠滿院子，槍栓拉得“咔咔”作響。屋內燈火通明，陳寶倉端坐木椅，腳邊放著擦得锃亮的皮靴。門推開，他只抬眼掃了一圈，淡淡一句：“我知道流程，走吧。”沒有撕毀文件，沒有焚燒賬本，連軍服鈕扣都扣得整齊，一切像安排好的舞臺劇。

抵達審訊室，谷正文原想“軟硬兼施”，甚至命人將老虎凳、辣椒水備好。諷刺的是，任何刑具都沒派上用場。記錄員記下的第一行文字便是：“供認一切，無需逼問。”陳寶倉交代的內容邏輯縝密：所有布圖、調度表、油料統計表均由他親手交給吳石，再由吳石通過交通員朱諶之轉遞。更離奇的是，他主動提出補全證據鏈，把時間、地點、經手人都一字不漏寫下。記錄員見慣血腥場面，此刻卻忍不住打寒戰——對面那雙眼睛沒有一絲慌張，像是教師在批改學生作業。

谷正文隱隱覺得，這不再是審訊，而是一場被引導的“接收”。可結果過于完美，他難以拒絕。按照保密局規程，有了陳寶倉的口供，要鎖定吳石易如反掌。雖然兩人軍銜相同，吳石外號“書生將軍”，文化味濃，脾氣卻硬。5月初，吳石被請到調查室時，仍在引用《孫子兵法》自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可就在審訊桌上攤開陳寶倉簽名的一刻，形勢急轉直下。

“這是陳兄的字嗎？”谷正文故意把話說慢。沉默漫長得能聽見秒針走動。吳石盯著那工整楷體，喃喃吐出一句：“我認。”顯然，他讀懂了陳寶倉向外界釋放的信號：所有責任，他愿獨攬；所有線索，也到此為止。對話只有短短數秒，卻像閂門落下，把后續調查死死鎖住。

保密局隨后調集數百人馬，連夜搜查軍中可疑對象。可惜，檔案里留下的皆是死胡同：人名查無此人，地址早成空地，電臺頻率對不上任何監聽記錄。調查組滿懷期望出去，滿臉疑惑回來。兩周過去，案卷里仍只有四個人——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谷正文越翻越煩躁，似乎握著一把鋒利卻無用的匕首，扎不到更深處。

事情到這里，已經清楚得像一盤布局：地下黨以最高層“明棋”吸引視線，讓保密局誤以為“大魚盡出”，從而掩護核心網點轉場。早在1949年底，對岸就通過海運、漁船、密電完成了轉移預案。陳、吳二人被捕后，負責聯絡的交通線隨即關閉，新設電臺頻率改換方向，情報火種在其他層面繼續跳動。

1950年6月10日清晨，馬場町刑場霧氣沉重。行刑前，憲兵按慣例宣讀判決書。朱諶之低頭攏了攏頭發，沒掉一滴淚。聶曦盯著遠山，似在找最后的坐標。吳石胸口別著佩劍徽章，他堅持帶它上路。陳寶倉則整理軍裝衣領，抬腳前行三步，回身提醒：“不要浪費子彈。”這一句話，讓站在一旁的新兵腿軟，差點扔了槍。

槍聲四響，塵埃落地。當天的臺灣省通告稱“破獲共諜集團，已全部肅清”。然而，九個月后，高雄港一艘客輪夜半起火，大批機密物資被悄悄轉移；兩年后，炮戰情報提前泄露，使金門炮位臨陣調整——這些事件在官方檔案里始終找不到原因，卻被情報史學者視為“吳石案”殘余網絡的延伸成果。

谷正文多年后在回憶錄中只用寥寥幾百字概括此案，不無苦澀。外界傳聞他“功成名就”，實際升遷停在原地。蔣介石對他既獎又疑，既怕他繼續失手，又離不開他抓諜。更為要命的是，內部有人悄悄議論：破案破到將軍頭上，沒有深挖下線，是不是動機有問題？谷正文怔住——此話翻轉了立場，他從獵人變成了被懷疑的目標。

冷戰格式在臺灣迅速成型，保密局大擴編，各類審訊“新法”層出不窮，卻再難揪出與“吳石案”同等級的滲透。谷正文晚年常對學生重復一句：“陳寶倉被捕那一刻，我就輸了。”學生們聽不太懂，有人追問緣由，他只擺手。有人說他怕承認判斷失誤，也有人說他終于意識到，無論技巧再嫻熟，也抵不過對手愿意把生死當籌碼的決心。

檔案解密后，學者比對密電記錄，推測島內潛伏組織在1950年4月便發布“鴿群疏散”代號，核心成員轉至各地藥房、木材行、船運公司，身份如常，無人追查。陳寶倉和吳石在偵訊室里的“配合”，實際上是在把最后的坐標交給敵方，確保自己一倒下，網絡就能立即切斷——棋局的手筋在于，放棄局部，保全整體。

1952年春，陳寶倉次子借讀臺大，路過馬場町舊址，看見空地野草覆沒，彈孔依稀可辨。陪同的老警衛嘆了口氣：“你父親那天一個字也沒喊。”年輕人沒作聲，把花束輕輕放在地面，轉身離去。若干年后，他以匿名方式向相關部門捐出父親生前用過的懷表，表蓋刻著一句極短的法語：Ne t’inquiète pas——“勿憂”。

俯瞰那段歷史，許多節點依舊模糊，但有兩件事實清晰得像白紙：第一，保密局確實抓到了軍方最高級別的潛伏者；第二，抓到的恰好是組織愿意犧牲的防火墻。戰場上，子彈取人性命；情報場，信念決定成敗。吳石在最后關頭之所以“全部都招”，并非畏懼，而是知道棋局已進入終點，他若不順勢落子，整個布局可能功虧一簣。至于谷正文，他窮盡手段，也只能看到表面——在形形色色的供詞背后，真正嚴密的屏障從未顯形，直到他閉眼那一刻，仍然搞不明白自己究竟贏了什么，又輸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