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毛澤民的小腳發妻，曾去上海、蘇區、延安尋夫，多年不見親人

1930年7月26日一大早，長沙城頭傳來隆隆炮聲，獄墻里的人全都屏住呼吸。王淑蘭扶著冰冷的鐵欄，心里卻像有團火——外面是紅軍，里面是自己，隔著高墻，一樣流著熱血。她低聲嘀咕：“要是真的沖進去，可得把這口氣全都還回去。”

時間撥回十年前。韶山沖的稻穗剛灌漿，她被父母領到毛家，稀里糊涂成了新娘。女子小腳在鄉下并不稀奇，可她性子活絡，好奇心旺，又愛湊到長輩面前聽“新學”“革命”這些稀罕詞。1926年春，她跟著丈夫毛澤民的腳步悄悄在長沙按下指印，成了中共黨員。

命運很快攔腰折斷。1927年3月馬日事變爆發，王淑蘭帶著不足周歲的毛遠志剛躲進親戚家，便被捕進師井灣監獄。黑乎乎的五間女牢里擠了一百多人，餿飯、稻草、虱子，哪一樣都夠折騰。最難過的還是信息全斷，她只能靠對門男牢的敲墻聲打聽外面風聲。

就在那兒，她遇見了三次被捕的羅醒。兩人不拼出身，不論書卷，只問一句“是同志嗎”。臨時黨支部夜里成立，王淑蘭當小組長，羅醒負責聯系男監。女犯們鬧停工、爭伙食、護孩子，針尖麥芒，敵人一時拿她們沒轍。

長沙街頭炮火近了，獄門終于被紅軍撬開。羅醒緊緊攥住她的手：“淑蘭，我得追部隊，華初托你。”話沒多說，轉身鉆入人流。王淑蘭抱著羅醒的兒子，扯著自己的女兒，愣在原地，直到龍煙四散才回過神。

出獄后第一站是上海。她想找毛澤民，可顧順章叛變讓中共中央上海機關遭到沉痛打擊，丈夫早被轉移到江西。王淑蘭摸不著頭緒，只好抱著兩個孩子又折回長沙，再踮著小腳走四百里去華容投親。饑一頓、飽一頓，鞋底磨穿就用麻繩繞幾圈頂著。最難那年，為了一碗稀粥，她讓兒子給人放牛，把女兒送去做童養媳，轉身躲在屋后嚎啕，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1934年她打算闖江西蘇區，親戚攔住勸：“那里正拉網，你小腳，這不是送死？”她只得憋回韶山。好在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老屋歸還，黨支部重建，她總算有了落腳地。也是那年，延安的信送到韶山：主席同意接華初、遠志去延安學習。信紙握在手里直抖，她心想“總算見親人有望”。可走到武漢，負責護送的同志搖頭：路途艱難，老人家抬腳不便，還是先護送孩子。火車汽笛拉長，兩個孩子揮手，她卻站不穩，靠著月臺的柱子才沒栽倒。

沒時間掉眼淚。王淑蘭把包袱一背，投入地方抗日工作。地下交通員沒有固定身份，只有一根拐杖、一只竹籃和兩條腳印。情報卷成紙條塞在拐杖夾縫里，泥灰抹平，外人只當是根尋常木棍。她不識字，全靠死記硬背：某日辰時，到某地交一匹麻布即為接頭信號。一次也沒出錯。

1940年春節后，她獨自潛入桂林，建立八路軍聯絡站，與滇桂黔游擊根據地保持呼吸。1944年10月桂林淪陷，日本憲兵隊四處搜捕，她在夜雨里翻墻溜出城門，沿湘江一路南下。鞋底爛得像捕魚網，腳面全是血泡，可她認準方向，不敢耽擱。

最難過的一段在1945年初冬。臨武山區連月無糧，一路討飯，一天連稀粥都沒要到。狗吠聲一響，她被咬傷了小腿，撐著拐杖跌坐在土路上，眼前發黑。是桂陽農婦曹潤蓮把她拖回家，用一碗南瓜稀飯救回半條命。“要不是你，我就埋溝里了。”她聲音沙啞，只說了這半句。

抗戰勝利前夕，湖南省工委重組地方武裝，王淑蘭再次被點名。她領小分隊打地道戰、運糧，零零碎碎供了兩萬多斤糧食給桂東游擊區。沒有編制、沒有津貼，她常笑說：“毛家媳婦，上了賬就算領工資。”

1949年3月，解放軍南下。桂陽山溝的桃花剛開，一個穿綠軍裝的小伙子順著山道狂奔，邊跑邊喊：“媽——”王淑蘭正搗豬食，猛地一抬頭，木杵一下砸偏。面前是闊別十二年的毛華初——昔日放牛娃成了營教導員。母子抱成一團，淚水把軍帽打濕，旁人都噤聲站著，誰也不好意思插話。

后來華初要給母親申請烈士家屬、老干部待遇，她擺手：“享福的事就別找我，小腳老太婆能活到今天，已經夠本。”只是聽說丈夫犧牲在新疆，她難得沉默，背過身撫摸那根跟了她十幾年的木拐杖，良久沒有出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