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后，我國的百萬漢奸去哪兒了？說出來你別不信。

1945年8月15日晚上，重慶的電波里傳出裕仁天皇宣布停戰的聲音，街頭爆出鞭炮，人們歡呼擁抱；與此同時，幾乎同一時刻，上海虹口一處公館內燈火黯淡，幾名戴灰色臂章的便衣對視無言——他們知道，護身符沒了。

從“九一八”到投降書落筆，中國境內各種偽機構林立：滿洲國治安部隊、華北自治政府治安軍、南京偽政權中央警衛師……檔案匯總后，人數定格在約一百萬。這支規模驚人的“影子軍隊”，曾為侵略者維持占領、搜刮民脂民膏，如今瞬間失去庇護。

怎樣處置他們？答案遠比“就地槍決”復雜。國民政府一面要“接收勝利果實”，一面要與共產黨競爭地盤，人手越多越好。1945年9月至12月，重慶連發七道整編令，把華北、華中大批偽軍改編為暫編師，番號光鮮，軍餉卻常常拖欠。江蘇、山東兩省，就有二十余萬偽軍重新披上“青天白日”袖章。

基層小兵多是被抓壯丁或為生計折腰，罪責較輕，官方采取“登記—復審—遣散”三步，合格者留營，不合格者遣返原籍。“夜長夢多”，很多人趁機溜回鄉下，躲過秋后算賬。而師團以上的指揮官，難以洗白，紛紛被軍統或憲兵隊押往南京，頭頂的罪名是“叛亂首惡”。

有意思的是，美國顧問團還挑選了幾支“能打”的偽軍沿海炮兵團、鐵路警衛旅，以防蘇軍南下。可實戰很快打臉：1946年四平街攻防戰，原汪偽第七集團軍號稱三萬人，被人民解放軍一夜擊潰。蔣介石火冒三丈，只能繼續大規模清洗，暫編部隊逐漸淪為炮灰。

談到大漢奸，汪精衛無法回避。1944年11月他在日本名古屋病亡，終年62歲，遺體旋即運回南京梅花山，石碑高聳。兩年后軍事法庭追認其為“民族罪魁”，剝奪公民權。1946年冬夜，憤怒群眾炸平其墓，一塊木牌被釘在廢墟：“賣國賊，死有余辜。”真假難考，民意卻昭然。

“二號人物”陳公博則親自走上被告席。日本投降后，他幻想“戴罪立功”，主動向南京憲兵司令部報到。法庭列數他簽發偽鈔、掠奪棉糧、迫害抗日志士十余條重罪。1946年4月24日上午宣判死刑，下午三點于雨花臺就地執行。槍聲不過三響，這位昔日的“新國民政府副主席”便化作一抔黃土，遺體當夜被家屬偷偷送回上海下葬，墓碑只是一塊無字青石。

省級層面動作同樣迅疾。蘇北鹽城人民法庭1947年春審理二百余名偽警和維持會骨干，輕罪三年勞改，重犯交南京高院復核。庭上，一個中年被告哭號：“我不過是出于無奈！”旁聽席一位老人冷聲回擊：“無奈也不能出賣鄉親！”短短幾字，把法律與人心擺在天平兩端。

1949年后，這支散亂的人馬再次面臨審查。人民解放軍接管大江南北，依據《懲治漢奸條例》區分“首要、慣犯、脅從”。統計到1951年底，全國公開審判漢奸兩萬三千余人，死刑不足十分之一，大多數被判管制或送去勞改，理由很現實：百廢待興，人力彌足珍貴。

值得一提的是，東北留下的“滿鐵”技工、奉天兵工廠工程師因掌握關鍵技術，被列為“特需人員”。只要手上沒血債，大多獲準留崗。沈陽第一機床廠的老技師至今回憶，當年仍穿著舊日軍工作服進車間，唯有臂章被剪得干干凈凈。機械轟鳴聲里，往日屈從與新生希望混雜。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留下。港英政府的檔案記載，1946年至1950年，約五萬原偽機構成員輾轉香港、臺灣、南洋。有人靠洗劫來的金條開商行；有人成為他國諜報網“有用之人”；還有人客死異鄉，身后無名。這部分人，多半與故土再無交集。

百萬漢奸終究無從“一刀切”。戰爭把槍口對準敵人，也把道德拉到極端。清算落幕后，很多底層名字只余幾行模糊筆跡，風吹即散；而審判臺上敲下的判決書，卻警示后人：背叛可以有千萬種借口，代價卻只剩一種——被歷史冷酷地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