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關著最暴力囚犯的別墅，他們被逼學情緒管理，結果嚇一跳

在以色列中部的一棟安靜別墅里，住著這個國家最暴力的一群男性。他們曾因對伴侶施加嚴重暴力而服刑，在“鑰匙”中途宿舍里，這些刑滿釋放人員正在學習如何表達情感、識別暴力模式，并直面他們對女性造成的傷害。

剛好再過一個月，化名為薩米的男子就要離開這里了。他將打包好衣物和為數不多的私人物品，騰出床位，留給下一位獲釋的囚犯。告別對他來說并非易事。畢竟，他的整個童年都在不同的寄養家庭中輾轉流離。但這一次的告別，他希望能妥善處理。他想慢慢來，而不是摔門而去。

離別固然艱難，但并非徹底斷絕聯系。他將繼續參加成癮康復小組和心理治療課程。他心里清楚，如果未來有需要，他依然可以回到這里。“我知道這里是我的家，這里有愛我的人，也有我愛的人。”薩米說道。

對薩米而言，這種歸屬感來之不易。就在幾年前，他還以為自己的人生只有一種可能：在一次次刑期之間輪回，在戒毒與復吸之間掙扎。“我完全來自一個充斥著陰謀與算計的世界，”薩米坦言，“所以你總是試圖逃避真相，依然保留著罪犯的思維方式。”

薩米已經在“鑰匙”宿舍住了兩年。這是一個為因家庭暴力被定罪的釋囚提供住宿的獨特機構。從外面看，它和以色列中部老舊街區里的其他別墅毫無二致。但在這扇門后，真實的戲劇正在上演。

要描述這里發生的一切，不妨從掛在客廳里的“情緒板”說起。板子上寫著“你今天感覺如何？”，并提供了幾十種可能的答案。除了“快樂”和“悲傷”，還有怨恨、羞恥、孤獨、尷尬和失望。能夠談論并描述自己的情緒，是住客們在此接受改造的重要一環。

他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既有猶太人也有阿拉伯人，有醫生、公務員，也有連基礎教育都沒完成的男性。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曾因對伴侶犯下嚴重的暴力罪行而入獄。這些罪行包括襲擊、謀殺未遂，甚至是謀殺。

薩米在對伴侶進行嚴重毆打后，服了一段漫長的刑期，隨后才來到這里。他的伴侶幸存下來并向警方報案，而他則陷入了徹底的孤立。

這并非他首次入獄，此前他曾因毒品犯罪服刑。在這次刑期開始時，他以為自己的人生將繼續這樣沉淪下去。“我曾以為那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僅此而已。我沒有任何夢想或抱負。”

隨著出獄日期的臨近，薩米被告知，提前釋放的條件是必須在“鑰匙”宿舍居住一段時間。“我當時只想出獄，所以就答應了。”他回憶道。

他承認，在這里的第一年，自己并沒有真正投入到治療中。“我完全來自一個充斥著算計、隱瞞、陰謀和詭計的世界，”他說，“所以你總是試圖逃避真相，依然保留著罪犯的思維方式。要真正開始談論并剖析這些問題，其實非常困難。”

該中心主任希拉·萊維提醒外界，不要抱有幻想，也不要將情況描繪得過于美好。改變是極其困難的。而且無論如何，“改變”本身就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概念。“就像成癮者一樣，即使在康復期，他們依然是成癮者。我們的目標并不是讓他們徹底不再是暴力傾向者。”萊維解釋道。

行為模式很難改變，滋生暴力的根源更是根深蒂固。但他們在這里持續且密集學習的，是如何識別這些模式，認清它們，并在失控前及時踩下剎車。“暴力就像一座山，”萊維借用了宿舍里常用的一個比喻，“他們曾經登上了山頂，那就是導致他們入獄的罪行。這里的目標是學會如何在攀登開始之前就識別出暴力，而不是等到登頂時才發現。”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學會了將暴力拆解成最微小的顆粒。“我們把它放在顯微鏡下觀察，”萊維解釋道，“我現在的眼神是怎樣的？我是否因為妻子說了一句惹惱我的話，就中途掛斷了電話？我是否在發出暗示性的威脅？”

此外，這里還涉及權威的問題：他們必須接受主要由女性組成的員工團隊的指令，并承擔做飯、洗碗等日常家務。

萊維補充說：“在他們過去的生活中，這些事情通常由別人代勞：妻子、母親或姐妹。在這里，他們開始學習維持一個家庭、準備晚餐和清理餐具究竟意味著什么。”

另一方面，這里也有一項毫不妥協的要求：必須說實話，毫無隱瞞，最重要的是，要誠實且清醒地面對自己犯下的罪行。“我們會對這里的治療對象發火。我們會向他們反映，他們的所作所為存在極其嚴重的問題。”萊維表示。

薩米坦言，這個過程比坐牢還要艱難。“在這里，他們把一面鏡子直接懟到你臉上。突然之間，你必須認清自己是誰，你的行為模式是什么。這真的很痛苦。”

康復之路上一個必經的階段是直面過去。作為治療的一部分，住客被要求極其詳細地講述他們的犯罪經過。這通常發生在他們進行了多年的否認之后。“我們這里曾有一位住客謀殺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出獄后，他和新伴侶一起在這里接受治療，”萊維回憶道，“起初，女方甚至不知道他犯過那樣的罪，因為多年來他一直矢口否認，并聲稱自己是被陷害的。在這里接受干預后，他決定向她坦白。這里的改造過程觸及靈魂深處。”“他們在原生家庭中學會了暴力，”萊維指出，“而對此的救贖，首先要體現在對妻子和孩子們的態度上。”

“沒有人會真的在監獄里爛掉。最終，每個人都會出來”“鑰匙”宿舍是以色列囚犯康復局運營的九個分支機構之一。該局是以色列福利部下屬的獨立機構，負責在囚犯服刑期間及刑滿釋放后為其提供康復服務。來到這里接受治療的囚犯，都是在刑滿前獲得假釋的。假釋委員會認定他們符合相關標準，且他們本人也表達了接受改造的意愿。

就像內心的改變一樣，“意愿”這個詞同樣難以捉摸。“我們不在乎他們是否僅僅為了爭取提前釋放才來到這里。最重要的是他們人在這里，而我們能對他們進行干預。”萊維表示。

以色列每年約有6000名囚犯獲釋。其中約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不出席假釋委員會的聽證會，寧愿服滿整個刑期。

囚犯康復局局長摩西·舒克倫指出：“他們對康復不感興趣，也不想和我們有任何接觸。”

剩下的三分之二會在服刑期間與康復局的代表會面。其中，約45％的人會被認定適合接受康復治療，并獲得康復局的提前釋放推薦，前提是他們必須參與某項康復計劃。

數據顯示，參與此類計劃的釋囚更有可能重新融入社會，從而避免再次鋃鐺入獄。

囚犯康復局住宿機構負責人烏里·謝克特表示：“公眾普遍存在一種錯覺，認為一個人坐過牢，出來后就萬事大吉了，因為他已經受到了懲罰。”“但事實是，出獄后重新融入社會舉步維艱。許多人獲釋時背負著沉重的債務，這些債務在他們服刑期間不斷累積。此外還有其他擔憂：誰會雇傭我？什么樣的伴侶會接納我？”

在專業術語中，這被稱為“二次監禁”——它并非由法院判決，而是由社會強加的，因為社會往往不愿輕易接納刑滿釋放人員。從這種處境重新滑向犯罪和監獄，往往只有一步之遙。“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有責任對此做出回應。”謝克特強調。

康復宿舍的床位十分有限，且項目種類并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這意味著，有些囚犯雖然被委員會認定適合提前釋放，但由于找不到合適的康復項目名額，只能繼續留在鐵窗之內。對康復局而言，這是一個極其棘手的問題。

但在國家預算獲得批準的前幾天，正值“怒獅行動”期間，整個福利預算遭受了沉重打擊。總預算約為8000萬謝克爾的康復局受創尤為嚴重，與往年相比，其預算幾乎沒有任何增加。

康復資源的匱乏，最終需要整個社會來買單。“這反映了資源分配的優先級問題，”舒克倫指出，“把一個囚犯關在監獄里，每年的成本將近25萬謝克爾，這包括食物、電力、設施和看守的費用。”

此外，還要加上犯罪帶來的附帶成本，包括對受害者的護理費用，以及囚犯脫離勞動力市場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而在我們這里，治療刑滿釋放人員的成本還不到這個數字的四分之一。”他補充道。

舒克倫看得很清楚。他明白，委婉地說，囚犯康復目前并不在以色列國家議程的優先位置。“除了其他各種麻煩之外，我們所有人都在經歷戰爭和10月7日事件帶來的持續創傷。我希望未來幾年情況能有所好轉。”

除了囚犯康復不足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外，對陷入暴力循環的男性進行改造，首當其沖的受益者是他們的伴侶和孩子。“沒有人會真的在監獄里爛掉。最終，每個人都會出來，”謝克特說，“真正的問題在于，他們以什么樣的狀態走出來。”

通常情況下，即使是犯下最嚴重罪行的人也會步入新的感情關系。如果不接受治療，他們可能會再次陷入暴力的毀滅性循環。而這種暴力，往往源于這些施暴男性自己成長的原生家庭。“暴力存在代際傳遞，”萊維指出，“他們在原生家庭中學會了暴力。對這種創傷的修復，首先要體現在對妻子和孩子們的態度上。”

以色列監獄目前關押著約23000名囚犯：其中13000名為刑事犯，約10000名為安全犯。每年約有6000名囚犯獲釋，其中約4000人接受囚犯康復局的監督。

近年來，家庭暴力和針對女性的暴力現象呈上升趨勢，其中2025年的情況尤為嚴峻。

根據米哈爾·塞拉論壇的數據，2020年有18名女性、1名男性和1名兒童被謀殺；2021年有18名女性被謀殺；2022年有16名女性和1名兒童被謀殺；2023年有22名女性、2名兒童和1名男性被謀殺；2024年有17名女性和1名兒童被謀殺。

去年，共有31名女性和3名兒童慘遭殺害；而自2026年初以來，已有6名女性和1名男性遇害。

以色列議會研究與信息中心的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中約有300名女性被謀殺。在已破獲的謀殺案中，約一半由受害者的伴侶作案，約三分之一由其他家庭成員作案，約五分之一的嫌疑人非家庭成員。

在遇害女性中，約52％為阿拉伯人，約42％為猶太人，其余來自其他背景。值得注意的是，約36％的遇害女性在案發前曾向警方提交過家暴投訴。

謀殺僅僅是冰山一角。以色列福利部與“紅線”倡議組織聯合開展了一項旨在調查該國家暴范圍的綜合調查。結果顯示，近10％的男性和女性在其一生中曾遭受過親密伴侶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