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個四川人在天安門廣場“白日點燈”，比喻一片黑暗

1959年冬末，巴山深處的達縣大雪初融，梯田里卻見不到往年的青苗。村民們議論紛紛，說是今年征購數(shù)字又加碼，連充饑的紅苕藤都被拔走湊數(shù)。三十七歲的石匠何明淵眼看糧倉見底，母親病弱，兩個孩子面黃肌瘦，嘆息聲在低矮的土屋里回蕩。他咬牙趕往縣里，想把情況說出來，卻被以“擾亂生產(chǎn)”為由關(guān)了三天，回村時兜里只剩一紙訓誡書。

春荒越發(fā)緊迫，鄰里相繼有人倒斃田埂。家中半瓢米也難尋的光景，讓何明淵心生破釜沉舟之念。他先后跑到成都、省政府，再到西安火車北站輾轉(zhuǎn)，屢次被勸返。可回去等同坐以待斃，他終于下定決心北上京城，“只要能見到中央，哪怕挨頓打也值。”

1960年3月12日，北京正午的陽光相當刺眼。天安門廣場上，游人不多，一個身材消瘦的中年漢子卻提著白紙燈籠，從華表一路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燈芯微弱，卻在日光下格外扎眼。駐足的行人竊竊私語，“這人怕不是瘋了？”

兩天后，3月14日，倫敦路透社發(fā)稿，香港《新快訊報》全文轉(zhuǎn)載：北京有人“白日點燈”，暗示中國陷入黑暗。消息傳到東交民巷，外交部新聞司一夜未眠。部長陳毅隨即將材料遞到周恩來手中。

公安部門按圖索驥，很快在前門車站截獲何明淵。他并不抵賴，“燈籠是喊話，盼中央看看下邊的日子。”辦案民警問他用意，何明淵苦笑：“亮天還點燈，就是告訴你們，百姓心里一片黑。”一句話，把審訊室里的氣氛拉得死寂。

案卷層層上遞，北京市公安局長馮基平把材料擺到彭真案頭。彭真反復翻閱詢問，“他說的，可核實？”得到肯定答復后，彭真沉思許久，只留下一句：“查。”

隨后，三人小組南下四川。達縣檔案顯示：1959年全縣征購較上年增加近兩成，本地留糧驟減。走訪記錄寫得觸目驚心：某村一周內(nèi)餓殍十三人；十里八鄉(xiāng)偷挖野草成為常態(tài)；田埂旁有人倒地三日無人收殮。調(diào)查員返回京城時，手中厚厚一摞材料。

與此同時，何明淵獲準每天外出做粗活，晚間回所里休息。管理員悄悄告訴他：“這是領(lǐng)導特別安排，別亂來。”可他依舊茫然，“我若不走出去，誰聽得到？”4月初，他在一次裝卸煤炭間隙逃往津冀交界，九天后被截回秦皇島。

調(diào)查結(jié)論擺到中南海。周恩來批示：此案不宜以現(xiàn)行反革命論處，應體恤民瘼，查清原因，迅速賑濟。批文底下的墨痕深重，字跡略顯疲憊。當天下午，國務(wù)院緊急電告四川省委，要求實事求是核減過高征購，加大發(fā)糧救濟。

5月，彭真主持會議，宣讀處理意見：對何明淵予以免予起訴；原籍可安置亦可自擇去處。會后，他把文件推回桌上，說道：“此人是敲鐘者，鐘聲若無人聽，終究還會有下一個。”

一個月后，何明淵搭上南下的慢車。車窗外，小麥已經(jīng)返青，他卻不敢多看，只緊捏那張薄薄的介紹信——目標寫著“貴州省遵義專區(qū)”。到了目的地，一位老鄉(xiāng)接他落腳在茶山旁的修路隊。竹棚宿舍破舊，卻能領(lǐng)到定量紅薯干和一碗苞谷糊，他說：“能干活就有口飯，比老家強。”

身邊工友偶爾探問那盞燈籠的故事，何明淵搖頭不語。惟獨深夜，他常擦拭那盞已破損的白紙燈，輕聲呢喃，“多活一天，就多一分希望。”

有人議論，他算是走了運；也有人說，若非一盞燈，他怕是回不到人間。事情傳開，外電的“白日點燈”漸被淡忘，但川東的救濟糧卻在那年夏天陸續(xù)抵達鄉(xiāng)鎮(zhèn)，糧管所門前重現(xiàn)排隊的吵鬧。村里老人回憶：“若沒那場風波，也許還得再挨一陣子。”

1962年，全國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開始回升，達縣餓殍數(shù)字終止在官方統(tǒng)計表上。那一年，何明淵在貴州娶了當?shù)嘏ぃ∶偕Ｅ笥讶⌒λ皳Q個名，圖個吉利？”他輕聲回應：“命硬一點，總行吧。”

十余年后，達縣鄉(xiāng)親途經(jīng)遵義公路，偶碰到他，驚訝于這位“白日點燈”的漢子已變得黝黑健壯。交談中，他只字未提舊事，更多關(guān)心山里的公路修到哪段、糧站收購價幾何。

1978年全國恢復統(tǒng)計時，貴州修路隊的花名冊上依舊能見到他的名字，身份欄注明“外來務(wù)工”。那盞泛黃的紙燈，掛在工棚橫梁，一到傍晚仍被點燃。工友問他為何留著，他說：“路黑，燈總得有人點。”

這樁舊案最終躺進了公安檔案室。沒有標語般的結(jié)尾，也沒有大張旗鼓的紀念。1960年春天的白晝里，那束微弱燈光像是劃過天空的流星，短暫卻刺目，讓幾雙目光第一次直視饑餓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