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壓力、成本暴漲：雙重壓力下全球企業開始“用腳投票”

一、市場先動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對抗”

過去兩年間，全球消費電子行業出現了一個清晰變化：越來越多企業不再被動承受禁止產品銷售或者提供服務的專利禁令，而是開始主動對抗風險。

全球第二、第三大PC廠商Dell與HP，在部分中低端電腦產品中關閉視頻標準HEVC（H.265）硬件解碼功能；全球第五、第六大PC廠商Acer與ASUS，在禁令壓力下暫停德國市場銷售；全球第一的云服務廠商Amazon則調整AWS服務條款，不再為客戶承擔視頻專利侵權責任，并曾在禁令后下架德國市場的Fire TV產品；全球領先的流媒體與娛樂內容巨頭Disney，也在德國禁令發布后移除Dolby Vision、HDR10+及3D等高級視頻格式支持。

如果把時間線拉長對比，這一變化就更加明顯。過去類似的扛禁令案例并不多見，2022年OPPO、2023年vivo退出德國市場曾被視為個案；而如今，“退出市場”“關閉功能”“修改服務規則”或變成越來越常見的選項。

這些動作背后傳遞出同一個信號：企業不再沿著“在禁令壓力下被迫接受城下之盟”的老路前行，而是開始選擇主動對沖和應對風險。

二、為什么不談了？當談判空間被壓縮

標準本來的目的和關切，是讓技術被更多人使用，讓不同產品和服務能夠順暢互聯。圍繞標準產生的專利收費，只是幫助實現標準制定和廣泛應用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標準制定的目的。按理說，專利權人和使用這些技術的企業，應該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談好費用；否則，一旦收費過高或談不攏，反而會影響技術的推廣和普及。

但現實正在發生變化。長期以來，一些國家，尤其是德國法院，對專利權人較為友好，禁令門檻相對較低。這種制度設計曾有效讓雙方達成許可交易——一旦禁令“大棒”落地，即使專利權人的專利許可費要求有些不合理，但出于商業考量，產品和服務企業往往會迅速選擇委曲求全的達成協議。

問題在于，近年來這種機制更加“失衡”：禁令越來越容易獲得，客觀上抬高了專利權人的費率預期，也使部分權利人完全傾向于依賴禁令來迫使對方接受其不合理報價。企業面對的，不再是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空間，而更像是一道二選一的題目——要么接受一個不合理高額的許可費成本，要么退出市場。

當談判空間被極度壓縮，“繼續談”反而不再是理性選擇。于是，市場開始用更直接的方式回應：不談了，換市場；不做了，關功能；不承擔了，改規則。

本質上，這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商業邏輯——企業始終在收益與風險之間尋找平衡點。

三、成本風暴疊加：中國企業出海更難了

如果說法律環境的變化已經在抬高風險，那么從2025年下半年開始的另一股力量，則進一步壓縮了消費電子企業的騰挪空間。

AI需求爆發帶來的內存與存儲價格上漲，正在重塑整個消費電子行業的成本結構。PC、平板和手機等產品的利潤被迅速壓縮，而消費需求卻在價格上漲中受到抑制，尤其是中低端產品市場，壓力更加明顯。

企業不得不在消費者、供應鏈與自身利潤之間反復權衡。而當專利禁令風險疊加成本壓力時，決策邏輯也隨之改變——過去可以勉強承受專利費成本的市場，現在更傾向于提前規避。

對本就利潤率不高的中國出海企業而言，這種變化尤為深刻。一方面，“走出去”被中國政府寄予厚望，是鞏固國內產業鏈，輸出國內制造產能獲取收入和創造外匯的重要路徑；但另一方面，專利風險、法律差異與成本上升，正在不斷提高出海門檻和海外市場風險。

出海不再只是賣產品，而是一場復雜的系統性博弈。對仍在出海路上的中國企業而言，這意味著未來的競爭，不只是技術和價格，更是對規則、成本與風險的理解能力。在這樣的環境中，能活下來，本身就是一種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