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戰斧導彈還夠用嗎？

民智評論

作者：潘俊霖，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5000字，預計閱讀時間10分鐘）

2026 年 3 月，隨著代號為“史詩狂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的軍事行動在波斯灣地區全面展開，美國與其盟友對伊朗境內的軍事目標實施了密集的遠程打擊。

根據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最新評估報告，在這場行動啟動后的短短一個月內，美國海軍及空軍部隊發射了超過850枚戰斧（Tomahawk）巡航導彈。

這一數字具有劃時代的指標意義，它不僅打破了 2003 年伊拉克戰爭開局階段創下的 802 枚消耗紀錄，更標志著自海灣戰爭以來，美軍在單一軍事行動中對巡航導彈依賴度的歷史性巔峰。

▲ 3 月 1 日由“托馬斯·哈德納”號驅逐艦發射的一枚戰斧導彈（圖源/美國海軍）

然而，戰術上的輝煌成就難掩戰略上的深刻焦慮。根據馬克·坎西安（Mark Cancian）和克里斯·帕克（Chris Park）的研究，這 850 枚導彈的消耗已占據了已占據美國現有庫存的相當比例（部分估算接近四分之一）。

在作戰強度最高階段，美軍對伊朗防空體系、導彈設施及關鍵軍事節點造成了大規模破壞。

然而，這種“外科手術式”打擊背后的工業成本正變得難以承受。2026 財年的預算顯示，美軍預計僅能接收 110 枚新生產的戰斧導彈，這意味著其一年的補給量甚至不足以支撐類似“史詩憤怒行動”這樣規模軍事沖突中三天的消耗量。

這種極端的“支出與收入不對稱”，將長期被掩蓋在美國高科技戰爭面具下的國防供應鏈脆弱性徹底暴露。

當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們在印太地區的沙盤上推演潛在的沖突時，他們猛然發現，如果波斯灣的硝煙抽干了軍火庫中的“長劍”，那么在面對更具規模、更具工業潛力的對手時，美國的“民主軍火庫”是否還能維持其全球霸權？

這不僅是一個關于彈藥數量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于大國競爭時代美國軍事工業韌性的深刻考問。

戰斧導彈：美軍遠程打擊的“首選長劍”

戰斧巡航導彈自 1983 年服役以來，始終是美國海軍實施非對稱打擊的核心工具。它不僅是一種武器，更是美國“威懾”權力的物理延伸。

戰斧導彈的生命力源于其模塊化架構和持續不斷的升級策略。目前美軍裝備的主力已經過渡到 Block IV 和最新的 Block V 型號。

▲ 一枚 Block V 型戰斧導彈（圖源/美國海軍）

Block V 型號代表了戰斧導彈從“單一陸攻”向“多域作戰平臺”的根本性轉變。其亞音速飛行特征雖然在面對現代防空系統時顯得緩慢，但通過其地形匹配（TERCOM）和數字化場景匹配（DSMAC）技術，戰斧能夠以 30-100 米的極低高度掠過地面，利用地理屏障屏蔽對方雷達的視線。

這種低空滲透能力，配合其 1000 磅級的高爆戰斗部，使其對指揮中心、雷達陣地和防空火力點的打擊具有極高的成功率。

在“史詩憤怒行動”的早期階段，戰斧導彈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美軍的戰術邏輯非常清晰：在防空體系未被壓制前，美軍通常避免大規模投入有人戰機進入高威脅空域。

此時，部署在紅海和阿曼灣的阿利·伯克級驅逐艦和俄亥俄級巡航導彈潛艇（SSGN）便實際承擔類似“火力庫艦”的遠程火力投送功能。

▲ 標準灰色戰斧陸基導彈（圖源/美國海軍）

戰斧導彈的遠程打擊屬性（超過1,000英里）允許美軍平臺停留在敵方岸基反艦導彈打擊范圍之外進行射擊。

這種“防區外”（Stand-off）優勢是美軍維持“零傷亡”戰爭神話的關鍵。然而，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指出一個致命的戰術約束：垂直發射系統（VLS）單元無法在海上重新填裝導彈。

當一艘驅逐艦耗盡其數十枚戰斧后，它必須撤離戰區，返回具備專門基礎設施的軍港（如關島或迪戈加西亞島）進行補給。在面對大國競爭這種高強度消耗環境時，這種物流限制將極大地削弱美軍的前線持續存在能力。

在現代戰爭的成本清單上，戰斧導彈是一個矛盾的存在。

一枚 Block V 型戰斧導彈的采購成本通常在 180 萬至 250 萬美元之間，在包含訓練與后勤支持的對外軍售項目中，其整體成本可能上升至 300 萬美元以上。相比之下，一枚 JDAM 精確制導炸彈的單價僅約 8 萬美元。

在“史詩憤怒行動”中，美軍一旦壓制了對方防空系統并建立制空權，便迅速減少戰斧的使用量，轉而使用 B-1B 轟炸機投擲廉價的 JDAM。這種“高低搭配”是出于對昂貴導彈庫存的極度珍視。

坎西恩指出，戰斧的威力是自殺式無人機的 10 到 20 倍，其摧毀單一高價值目標（如濃縮鈾設施或彈道導彈發射架）的效能遠超無人機集群，但這建立在極其昂貴的單枚成本之上。

戰斧導彈的產能與成本：脆弱的國防工業基礎

戰斧導彈的短缺焦慮，本質上是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在長期“和平紅利”下萎縮的結果。

目前，戰斧導彈的唯一主承包商是 RTX（原雷神公司）。其核心組裝工作分布在圖森（亞利桑那州）、亨茨維爾（阿拉巴馬州）和安多弗（馬薩諸塞州）。此外，BAE 系統公司也持有部分生產合同，年產量潛力約為 530 枚。

▲ 雷神公司的反雷達涂層測試基地（圖源/RTX官網）

然而，制造一枚戰斧導彈不僅需要這些巨頭的工廠，更依賴于數以千計的二級、三級供應商。

根據 2023 年的一項研究，戰斧導彈的供應鏈中存在大量的“單源供應商”，即某種核心部件（如推進系統的渦輪風扇發動機或復雜的尋標器組件）僅有一家公司能夠生產。這些小公司往往缺乏足夠的資本儲備來應對突如其來的訂單激增。

一旦熟練技術工人短缺或關鍵原材料供應中斷，即便五角大樓追加資金投入，也難以在短期內顯著縮短通常長達 18 至 24 個月的生產周期。

2026 年之前的數年里，美國對戰斧導彈的采購保持在極低水平，即所謂的“最低持續率”（Minimum Sustainment Rate），僅為每年約 90 枚，旨在勉強維持生產線不被關閉 。

RTX 公司在 2026 年 2 月與國防部簽署了五項框架協議，承諾在未來七年內將包括戰斧在內的數種關鍵彈藥產量提高 2 至 4 倍，目標是年產 1000 枚以上。

然而，這種擴張并非一蹴而就。工業界高管指出，將年產能從百枚級提升至千枚級，需要對機床設備、自動化測試生產線以及跨州物流進行全面的結構性重組。

制造一枚戰斧導彈的成本不僅包含昂貴的復合材料和電子元件，還包括日益增長的研發攤銷和質量控制成本。

在 2026 年的通脹背景下，戰斧的采購成本已攀升至 360 萬至 380 萬美元之間。其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尤為顯著——國防工業需要持有安全許可的高級技工，而此類人才在當前的勞動力市場中極度匱乏。

此外，由于供應鏈中的單源環節，美軍往往需要支付溢價來維持那些小規模供應商的生存，這進一步推高了單枚導彈的價格。

美國目前的導彈數量與消耗平衡：失衡的天平

美軍當前的庫存焦慮源于兩個動態變量的交匯：歷史消耗的累積效應與當前高強度沖突的驟然加速。

事實上，戰斧導彈的庫存壓力并非始于 2026 年的伊朗戰爭，而是過去三十余年持續消耗的累積結果。

自 1991 年海灣戰爭首次大規模投入實戰以來，戰斧導彈幾乎參與了美國所有重大對外軍事行動。

在海灣戰爭期間，美軍共發射約 288 枚戰斧導彈，此后在 1998 年的“沙漠之狐”行動中再次發射約 325 枚。

進入 21 世紀后，其使用規模進一步擴大，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開局階段，美軍一次性發射約 802 枚戰斧導彈，成為冷戰后最大規模的一次集中使用。

在“史詩憤怒行動”爆發之際，美軍戰斧導彈的總庫存外界普遍估計其庫存規模在約 3000 至 4000 枚之間。這個數字聽起來龐大，但如果將其分解到全球各大戰區，情況便不容樂觀。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庫存并非全是 Block V 型號。其中包含大量待翻新的 Block IV 型號。如果將不具備海上打擊能力或抗干擾能力較弱的舊型號扣除，美軍在面對先進對手時能拿出的“高質量箭鏃”更加有限。

▲ 戰斧導彈在不同軍事行動中的消耗量（圖源/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盡管美國未向烏克蘭直接提供戰斧導彈，但俄烏戰爭極大地間接消耗了美國的導彈工業能力。

為了支援烏克蘭，美國被迫全力生產 155 毫米炮彈、GMLRS 火箭彈和愛國者導彈攔截彈，這導致了國防工業資源的“排擠效應”。

例如，烏克蘭對防空彈藥的高強度需求，對美國導彈產能形成了顯著擠占效應。

由于火藥、芯片和推進劑是跨系統共用的，愛國者或標準- 6（SM-6）導彈的生產激增，必然會搶占戰斧導彈所需的原材料和工人時間。

這種“全品類短缺”使得美軍無法通過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來緩解戰斧的短缺。

▲ 日本海上自衛隊驅逐艦上搭載的戰斧導彈發射系統（圖源/共同社）

戰斧導彈的庫存焦慮已溢出至外交領域。日本此前簽署了一份總價 23.5 億美元、包含約 400 枚戰斧導彈的協議，原定于 2028 年前交付。

然而，隨著伊朗戰爭導致美軍自身庫存告急，華盛頓已正式通知東京，訂單將被“推遲到隊尾”。

這種“美國優先”的彈藥分配原則在東京引發了強烈震動。日本防衛大臣木原稔曾在與美國防長的通話中提及供應鏈問題。

盡管官方聲明未予證實，但消息人士稱，盟友們對美軍是否有能力在支撐兩場戰爭的同時履行軍售承諾表示高度懷疑。澳大利亞作為 AUKUS 協議的另一方，其戰斧導彈訂單同樣面臨著潛在的交付周期拉長風險。

軍方的短缺焦慮：戰略“溫徹斯特”時刻

在軍事語境中，“溫徹斯特”（Winchester）是一個令人膽寒的詞，它意味著一名士兵或一支部隊耗盡了所有彈藥。

2026 年春，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們正面臨著戰略層面的“溫徹斯特”焦慮。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顧問、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軍官馬克·坎西恩（Mark Cancian）警告稱，消耗 850 枚戰斧不僅僅是金錢的損失，更是威懾力的喪失。

如果戰斧庫存降至臨界值，美軍可能不得不提前動用昂貴的轟炸機，或者更早地將航母戰斗群推向對方的反艦彈道導彈射程之內，從而大幅增加了戰略風險。

這種焦慮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得到了印證。參議員杰克·里德（Jack Reed）指出，盡管美軍在伊朗取得了“ 38 天的輝煌勝利”，但這是以透支未來三年的西太平洋安全資產為代價的。

軍方人士擔心，一旦對手意識到美國的巡航導彈庫存已不足以支撐第二場大規模沖突，可能對地區戰略平衡產生深遠影響。

▲ 戰斧導彈發射時特寫細節（圖源/美國海軍）

為了平息這種焦慮，白宮提出了一個破紀錄的 1.5 萬億美元國防預算，其中包含巨額的“調解資金”（Reconciliation Funding）用于彈藥補給。

這一“調解資金”的使用模式極具針對性：它不要求立即交付（因為工廠做不出來），而是通過“提前撥款”向制造商保證長期訂單，從而誘導他們進行產能擴張。

然而，正如國防和國家安全領域資深人士斯塔夫羅斯·阿特拉馬佐格魯（Stavros Atlamazoglou）所言，單純的貨幣投入無法立刻轉化為實彈，“如果你現在的工廠年產只有 90 枚，即便你明天給它 100 億美金，它也無法在下個月交出 800 枚”。

為了緩解對戰斧導彈的過度依賴，美軍正加速開發更便宜、更容易量產的替代方案，具體如下：

1. 多任務可負擔產能效應器（MACE）： 旨在開發單價低于 25 萬美元、射程超過 350 海里的微型巡航導彈。這種導彈將允許美軍以“數量”對抗敵方的“數量”，避免用 360 萬美元的戰斧去攻擊價值 50 萬美元的防空雷達。

2. 精確打擊導彈（PrSM）： 陸軍正在大規模采購的系統，其 2027 財年目標產量超過 1100 枚，單價僅為 170 萬美元，旨在接替戰斧執行部分 500 公里射程內的地對地打擊任務。

結論：余糧雖存，但倉廩已寒

回到最初的問題：美國的戰斧導彈還夠用嗎？

戰斧導彈的“夠不夠用”不只是一個倉庫保管員的統計學問題，它揭示了美國軍事力量在 21 世紀面臨的三重結構性困境。

二戰時期的“民主軍火庫”之所以有效，是因為民用工業可以迅速轉化為軍用。但戰斧導彈這種現代高科技武器的精密程度（涉及復雜的制導算法、特殊的復合陶瓷材料、高能密度燃料）使得其生產線與民用工業完全脫節。

正如“史詩憤怒行動”所揭示的，當沖突的消耗速率超過了其復雜工藝的生產節拍時，美國即便是擁有全球最高的軍費，也無法避免進入“彈藥饑渴”狀態。這種工業體系的“單點失效”是美軍最深刻的軟肋。

美軍長期堅持“以質代量”，認為少量的精確彈藥可以抵消敵方的大規模集群。但在伊朗戰爭中，面對伊朗部署的成千上萬枚自殺式無人機和廉價導彈，美軍不得不耗費大量昂貴的標準- 6 攔截彈和戰斧導彈進行反擊。

這種“交換比”是自殺式的。當敵方的工業基地能以戰斧十分之一的價格年產數千枚導彈時，美軍即便在技術上完勝，也會在物理上耗盡。

▲ 特朗普與國防部長黑格斯泰德交談（圖源/白宮）

當戰斧導彈不夠用時，外交承諾就會打折。日本和澳大利亞的訂單延期僅僅是個開始。

如果這種短缺持續，盟友將面臨一種“安全孤兒”的心理狀態。如果華盛頓連彈藥都供應不上，那么它的安全承諾到底價值幾何？

這將迫使印太地區的盟友重新評估與美國的關系，甚至引發新一輪的地區軍備競賽，即盟友尋求完全獨立的彈藥研發與生產體系，這將進一步稀釋美國對盟友的控制力。

這意味著在接下來的兩三年內，美軍在西太平洋的任何行動都將受到“彈藥約束”。美軍不得不更加依賴更具爭議、風險更高的平臺（如航母近距離操作）或其他尚未完全成熟的替代武器系統。

對于五角大樓來說，這場關于戰斧導彈的焦慮并非空穴來風，它是一個全球帝國正在經歷的“工業陣痛”——在大國競爭重回歷史舞臺的今天，單靠華麗的 PPT 和高昂的單價已無法贏得戰爭，決定性因素似乎正在重新回到工業生產能力本身。

撰稿：潘俊霖

編務：周拓毅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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