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伊朗建國，勒緊褲腰帶堅持中東革命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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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以來，伊斯蘭產油國的石油產量迅速增加，1970年已占世界石油總產量的45%。1973年石油提價后，這些國家收入驟增，僅沙特一國的石油收入1979年就達2000多億美元。由于伊斯蘭產油國掌握了大量的石油收入，經濟實力大為增強，希望借助伊斯蘭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和地位。

伊斯蘭產油國利用石油財富，為伊斯蘭活動提供經費，如召開伊斯蘭國際會議，資助建立清真寺和伊斯蘭研究機構，散發宗教宣傳品，培養傳教人才，資助世界各地穆斯林到麥加朝覲等等，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發展。這方面以沙特的作用最為突出。

針對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沙特的費薩爾親王(1966年成為國王)1963年說：“我們不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不相信除伊斯蘭之外的任何主義，我們只相信伊斯蘭”，并稱“反對伊斯蘭的人就是我們的敵人”。

沙特利用阿拉伯半島是伊斯蘭教誕生地、麥加和麥地那兩大伊斯蘭圣地都在自己境內這一獨特有利條件，開展“伊斯蘭外交”，企圖充當伊斯蘭的盟主，以擴大自己的世界影響，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特別是1973-1974年提高油價后，沙特石油產量和收入激增。1978年沙特的國內生產總值達1580億美元，人均為21000美元，是當時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兩倍，蘇聯的7倍，埃及的50倍。沙特利用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把大量的資金投入伊斯蘭復興活動之中。沙特向許多伊斯蘭國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但要求受援國必須反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必須逐步實行伊斯蘭教法。

1962年，沙特倡議成立了伊斯蘭世界聯盟（簡稱“伊盟”），其成員有60多個國家的伊斯蘭教組織和代表，其秘書處設在麥加，由沙特代表任秘書長，經費亦主要由沙特提供。

1969年9月，沙特發起在摩洛哥的拉巴特召開了有25個國家參加的第一次伊斯蘭國家首腦會議，發出了對以色列進行“圣戰”和解放耶路撒冷的號召，同時，與會各國一致同意建立常設的伊斯蘭會議組織。伊盟和伊斯蘭會議組織在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宗教”宣傳工作，在喚醒伊斯蘭宗教政治意識、制造國際伊斯蘭宗教氣氛、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宗教團體和政黨活動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客觀上推動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發展。

還有一些伊斯蘭國家的當權者企圖利用伊斯蘭力量，以改善自己的處境，鞏固自己的地位。比如在埃及，1970年納賽爾去世后，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繼任的薩達特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一在各種不同勢力的爭論和對峙中，企圖利用宗教力量保持對政治權力的控制。

薩達特刻意強調傳統的社會結構和道德價值對埃及社會的重要性，伊斯蘭教法被確定為立法的基本源泉，伊斯蘭信仰被看作埃及的力量之本。薩達特還有效利用烏里瑪與政府的合作，為其內外政策提供合理的依據，艾資哈爾的烏里瑪不僅幫助政府有效地平息了關于經濟開放政策的爭論，還刻意把薩達特的耶路撒冷之行以及與以色列簽訂的“戴維營協議”說成是符合真主意志的和平行動。

薩達特還極力表現自己對伊斯蘭教的虔誠，他把1973年10月的戰爭形容成對以色列的“圣戰”，把戰爭的勝利歸結為士兵們的宗教熱情；每個星期五他都前往清真寺，并讓新聞媒介大肆渲染，宣稱自己是“信士的總統”。薩達特最為大膽的舉動莫過于他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與慫恿。他釋放了大批被長期關押的兄弟會成員，允許流亡國外的兄弟會領導人返回埃及、宗教雜志《呼聲》重新出版，鼓勵伊斯蘭組織在大學里積極活動，以抑制納賽爾分子和左派分子在校園的影響。

薩達特利用伊斯蘭教的力量成功地反擊了政治反對派的挑戰，他的經濟開放政策及其負面效應、親美政策以及與以色列的靖和很快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的反對目標，一場失去控制的自上而下的伊斯蘭浪潮，最終把薩達特本人淹沒了。

沙特為了對抗民族主義浪潮，維護自身的保守君主制，在國內推行伊斯蘭化，在國際上大力資助伊斯蘭活動，原是想抑制政治反對派的影響、約束民間的伊斯蘭復興和民眾不滿情緒，結果卻適得其反，煽起了民眾的宗教狂熱，助長和鼓勵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薩達特對伊斯蘭的利用與沙特政府對伊斯蘭的資助并未達到其預期的效果。

在從前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這樣一個急劇變化的轉型時期，伊斯蘭世界社會動蕩，人心思變。凡此種種，就使得在伊斯蘭發展史上長期存在的周期性沖突，即由于社會不公而產生的信仰凈化運動又以新的裝束，重新登場。

在這種伊斯蘭復興氣氛中，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在伊斯蘭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大大活躍起來。當我們仔細審視這一輪震撼世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浪潮時，就會發現霍梅尼主義指導之下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其中的突出地位。作為當代指導原教旨主義者第一次成功奪權的政治——宗教理論，霍梅尼主義的實踐不僅改造了伊朗社會，而且已經超出國界，影響世界。伊斯蘭共和國的示范效應及其輸出革命的種種手段和行為，在推動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崛起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小覷的。

第二個目標是輸出革命，它植根于霍梅尼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宗教詮釋。帶有深深宗教印記的伊朗民族主義和傳播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的跨國使命結合在一起，革命的輸出就是其必然結果。但在輸出革命的方式上，到底是致力于示范性的榜樣建設還是利用各種手段積極傳播其革命模式和理想，伊斯蘭共和國在其輸出革命的實踐中存在著側重點的變化。

總體而言，霍梅尼當權的10年間，伊斯蘭共和國在對外政策上經歷了一些波折。

在霍梅尼政權早期，從巴札爾甘1979年2月就任臨時革命政府總理到同年11月4日伊朗學生占領美國大使館，“均勢”原則在伊朗外交實踐中占主導地位。

歷史上，均勢原則對伊朗人曾有著極大的吸引力，米爾扎·塔奇·汗在其1848-1851年短暫的首相任內，第一次將這一原則引入伊朗外交政策以平衡歐洲大國在伊朗的影響。他相信，維持在英俄之間的平衡比與某一大國結盟，更能保證伊朗的獨立。在同樣短命的1951-1953年首相任內，摩薩臺試圖推行一種“消極均勢”政策，即通過民族化和國有化消除所有大國在伊朗的特權，與所有大國保持距離來維護伊朗的獨立地位。

在1953年政變以后，均勢原則被拋棄，巴列維政權公開倒向美國，試圖依靠結盟政策來增強伊朗的實力，提高伊朗的地位。

巴札爾甘上臺后，試圖回歸均勢原則，推行了一種類似于摩薩臺的對大國政策。他結束了伊朗作為美國發起的中央條約組織成員國資格，廢除了1959年3月5日簽訂的伊美防御協定，同時拒不承認1921年蘇伊條約第5和第6款。巴札爾甘政府試圖在伊美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的雙邊關系，要求美國政府繼續交付此前巴列維政權訂購的武器和軍需品余貨，并出售新的份額。同時，巴札爾甘還努力修繕與周邊伊斯蘭國家的交往，試圖建立起睦鄰友好關系。

比如，他希望加強1964年與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簽訂的地區合作發展協定；尋求改善與巴格達的關系；當阿亞圖拉魯哈尼威脅巴林，如果不采用伊朗式的伊斯蘭政府形式就要吞并它時，巴札爾甘譴責魯哈尼的聲明未經授權，并向巴林和沙特派出特使，以消除它們對伊斯蘭共和國意圖的擔憂。

占領美國大使館的人質事件不僅促成了巴札爾甘政府的辭職，而且促使伊朗外交政策開始偏轉。巴尼薩德爾上臺之后，受摩薩臺外交政策路線的影響，力圖遵循伊朗民族利益優先的原則而非伊斯蘭的原則，推行一種“等距離外交”。因此，他認為占領美國大使館違背了國際法，尋求以和平手段解決與美國的爭端。直到1981年1月20日美國人質危機爭端解決之前，“追隨伊瑪目路線的學生”實際上控制了伊朗外交，他們反對巴尼薩德爾及其外交部長戈特布扎德的路線。可以說，從一開始，巴尼薩德爾的努力就落空了。

1979年11月4日美國大使館被占和兩天后巴札爾甘政府的辭職被霍梅尼稱之為“第二次革命”，霍梅尼自己甚至認為這一事件比推翻國王政權意義還要重大。

從伊朗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第二次革命代表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一次成功行動，也標志著伊朗的基本外交路線從均勢原則轉為革命原則。在均勢原則下，伊斯蘭政府認可現存國際體系，試圖通過保持與外部的聯系、平衡大國力量和影響來保護、促進伊朗的國家利益；而在革命原則指導下，外交政策制定者卻懷疑現存國際體系的合法性，試圖通過抵制兩個超級大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將伊朗革命輸出到全世界來保護和促進伊斯蘭的利益。換言之，第二次革命引入了伊朗外交政策的兩個孿生原則，即“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和“輸出革命”，這兩點實際上被寫入了不久被批準的共和國新憲法之中。

在這一原則之下，長期支持巴列維政權的美國以及“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還有以色列，被伊斯蘭共和國視為“伊斯蘭的主要敵人”。

霍梅尼高呼“美國是剝奪和壓迫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以色列“是世界公認的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的敵人，同穆斯林進行了多年的戰爭，在卑鄙的（前）伊朗政府的支持下，已滲入伊朗經濟、軍事、政治的一切事務之中”。

原教旨主義者在敵視美國和西方的同時，對反美和反西方的解放運動持友好態度。霍梅尼的極端理想主義追隨者們認為，霍梅尼號召輸出革命就是意味著不惜一切代價將其付諸行動。為了挑戰當時伊朗政府的外交政策，1979年11月，“追隨伊瑪目路線的學生”發起在德黑蘭召開了一個有來自世界各地約16個解放運動組織參加的國際會議。

其他一些激進理想主義者，例如阿亞圖拉蒙塔澤里的兒子穆罕默德·蒙塔澤里，為了盡快輸出革命，甚至開始采取個人行動。他組建了“伊斯蘭共和國民眾伊朗革命組織”，這個組織在1979年12月就派遣自己的伊斯蘭戰士前往黎巴嫩，比1982年派遣革命衛隊到那里的共和國政府行為要早很多。

由于伊朗對外行動的隱秘性，很難確定伊斯蘭政府何時真正開始實施輸出革命的行動。人們有理由相信，直到“第三次革命”也就是1981年6月巴尼薩德爾垮臺之前，輸出革命并未大規模付諸實踐。更具體地說，在穆薩維任外交部長期間(1981年7-12月)伊斯蘭共和國才正式采取了輸出革命的路線和政策。根據在于，第一，在拉賈伊之前的外交部長，也就是桑賈比、雅茲迪和戈特布扎德都不主張輸出革命。第二，雖然作為一個世俗出身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拉賈伊信奉革命原則，但他在短暫任期內的主要任務是解決與美國的人質爭端。第三，穆薩維是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事務委員會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長，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和神權統治的原則來確定外交政策的基礎”。

而且，穆薩維還決定制定一個世界范圍的“伊斯蘭陣線計劃”，聲明伊朗外交部將遵循這一計劃開展工作，“因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戰斗將會在全世界發生”。

更重要的是，穆薩維擔任外長后，1981年9月德黑蘭成立了一個傘狀組織結構的伊斯蘭革命總會，負責監督和協調阿拉伯及伊斯蘭諸國革命勢力的全部活動，下轄5個最高革命協會，每一個協會負責一個特定地區的革命活動：

所有這些組織通過各自的伊斯蘭解放運動小組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相聯系。按照伊朗憲法，伊斯蘭革命衛隊“將不僅負責保衛領土，而且還負責古蘭經上載明的使命、負責按真主的方式進行圣戰以及將真主法律的統治擴展到世界。”伊斯蘭革命總會這一傘狀結構組織的成立及運作，表明伊斯蘭共和國已經將其輸出革命政策全面付諸實施。

第二和第三次革命的后果是鎮壓了自由民族主義者和左派分子，確保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政治優勢。但正如各種政治力量當初攜手革命，在國王政權倒臺后卻很快分裂一樣，原教旨主義者最初團結起來反對自由民族主義者和左派分子，但在取得勝利后便分化成各個派別。在關于伊朗應該推行何種外交政策方面，原教旨主義者分裂成所謂的“激進理想主義者”和“實用現實主義者”兩派。

不言而喻的是，在伊斯蘭共和國的頭10年，影響輸出革命政策的最大因素是霍梅尼的立場。為了維護伊朗“伊斯蘭團結”的總體利益，在包括激進理想主義者和實用現實主義者的各種政治派別之間，霍梅尼一向扮演著最高權衡者的角色。

1989年2月22日，在一次官方稱之為“極其重要”的對宗教學校師生和議會成員的講話中，霍梅尼承認自己奉行這樣一種領導風格：“為了在各種派別間維持平衡，我總是發布一些或辛辣或甜美的指示，因為他們都是我心愛的孩子。”

為了保持這種平衡角色，霍梅尼根據具體情況，有時支持激進理想主義者，有時又支持實用現實主義者。在激進學生綁架美國人質問題上，霍梅尼實際上反對溫和的巴札爾甘政府。結果，人質危機成為伊朗對抗性外交政策尤其是輸出革命政策的催化劑。

伊朗的輸出革命政策像其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樣，反映了伊朗國內政治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兩伊戰爭時期霍梅尼態度的轉變為此提供了一個典型例證。在兩伊戰爭初期，進行保衛伊斯蘭和伊朗國家主權的正義戰爭，曾經為新生的共和國提供了一個民族聚合點，加強了團結，鼓舞了士氣，也從嚴重的國內問題上轉移了視線。

當1982年7月13日霍梅尼決定侵入伊拉克本土時，他的戰爭努力就不僅僅是為了保衛國家，而是變成雙重目標——收復領土和輸出革命。實際上，此時他也是在支持激進理想主義者的主張。

無疑，在巴尼薩德爾倒臺以后直到兩伊戰爭結束之前，伊朗在革命的名義下實施過許多激進主義行為。但是當革命者試圖將其理想之城變為現實時，他們認識到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隨著兩伊戰爭的日益僵持，戰爭所帶來的國內外消極影響日益明顯。一方面，戰爭造成人力和經濟的損失巨大，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民眾產生了嚴重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伊朗在國際舞臺上，不僅與整個西方陣營嚴重對峙，而且在伊斯蘭世界也處于孤立地位。

國內的困難以及國際體系互動的現實使得伊斯蘭政府內部關于國家重建和輸出革命問題上的爭論加劇。伊朗領導階層在繼續保持致力于革命的同時，各個競爭派別之間在諸如土地改革、國有化、推進國外革命以及與西方關系等國內外政策問題上的分歧日益增大。

因此，當1988年7月18日宣布接受聯合國598號決議停火時，霍梅尼實際上站到了實用現實主義者一邊。接受這一決議后幾個月，現實主義派別的力量似乎在上升。共和國開始將戰后重建作為首要事務，同時，發展與法國、聯邦德國、英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外交關系。

隨后，伊朗的輸出革命政策也開始悄悄發生變化，現實主義派別所主張的以和平手段、通過自身示范建設來輸出革命的策略逐漸成為政府的主導立場。這種轉變在伊朗對黎巴嫩政策上體現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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