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司馬光，最終沒能“相逢一笑泯恩仇”

元豐七年（1084年）七月，蘇軾從黃州赴任汝州的路上，特意繞道金陵，拜訪了已退隱多年的王安石。

那天，王安石騎著他的小毛驢，早早便在江邊碼頭迎候；蘇軾也未戴官帽，一身布衣素履。

二人上次見面，還是熙寧四年（1071年），彼時的蘇軾因反對新法，與王安石在朝堂之上發生激烈對抗，隨后自請外任杭州，轉眼之間，已過十三個春秋。

此時，二人的身份早已不同昔日：王安石是手無實權的致仕老臣，蘇軾是遭貶謫的低階閑散官員，都已不再是皇帝身邊的重臣。

二人相見，蘇軾依舊不改幽默雅謔之風，笑著拱手道：“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也笑了：“禮豈為我輩設哉！”

“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國文學史上最動人心弦的一幕，就此定格。

此后月余，二人在王安石的半山園朝夕相伴，其間，蘇軾作《同王勝之游蔣山》，詩中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王安石讀后拍案叫絕：“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

詩詞唱和之余，也偶有談及朝政。蘇軾直言朝廷近年的“大兵大獄”之弊，勸王安石出面進言，王安石也動容地說“一定會的” ，不過，政治話題終究點到即止。

相處期間，王安石曾勸蘇軾在金陵置地定居，兩家比鄰而居，還送了他治療頭疾的藥方；蘇軾則慨然嘆道，自己追隨先終究是太晚了。

相見時難別亦難，花開終有花落時。臨別之際，王安石滿心不舍，盛贊蘇軾：“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蘇軾離去不久，王安石便一病不起，最終將半山園贈予了寺院。

同為后世公認的“唐宋八大家”，二人曾因變法激烈對立：蘇軾數次上書力陳新法之弊，王安石也曾對蘇軾施以打壓，但二人的對立從未溢出政治的邊界。

元豐八年（1085年）司馬光拜相，次年王安石離世，奉命起草《王安石贈太傅敕》的蘇軾，盛贊王安石“名高一時，學貫千載…… 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王安石與蘇軾，終以一場握手言歡為二人的半生糾葛畫上了句號，令今人讀來依然動容。我曾想：假如二人帶著對彼此的怨恨永訣，那該是何等的遺憾啊！

然而，這般圓滿的和解，沒能發生在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

早年間，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并稱“嘉祐四友”，尤其王安石和司馬光，彼此惺惺相惜，私交極篤。

比如，王安石初到汴京任職時，讓兒子王雱尋購宅邸，特意叮囑他“必與司馬十二丈為鄰”（司馬光家族排行十二），足見王安石對司馬光的人品仰慕已久。

二人同為北宋士大夫中難得的“干凈人”：皆清廉正直，不貪財、不好色、不結黨，官場中的奢靡浮華之氣二人一概不染。

王安石一生只娶一妻，拒不納妾，衣衫臟破到同僚都看不下去也毫不在意，吃飯時只吃離自己最近的那一盤。司馬光亦然，妻子終生未育他也不肯納妾，甚至曾經把仆人送來的侍妾趕出了家門。

彼時的二人，彼此敬重，互相推崇。司馬光多次在皇帝及朝臣面前盛贊“王安石的學問文章、品行操守，皆是當世第一，當得起朝廷大用”，即便后來隱居洛陽編纂《資治通鑒》之時，也會提及王安石經學、史學功底深厚。

王安石呢，在主持變法期間曾直言“司馬君實，君子人也。”

從比鄰而居的密友，到勢同水火的朝堂政敵，二人關系的轉折發生在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主持變法之后。

彼時，變法阻力重重，以“拗相公”聞名的王安石，喊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驚世之言，決意前行；而反對變法最堅定的，恰恰是他引為知己的司馬光。

司馬光的政治主張，向來是守成漸進、以德化治、不妄興事功。他接連寫下三封《與王介甫書》，洋洋三千余言，苦口婆心勸王安石懸崖勒馬；可鐵了心變法強國的王安石不為所動，僅以一篇358字的《答司馬諫議書》回敬，稱：“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眼看說不動皇帝也拗不過王安石，司馬光自請外放，于熙寧四年（1071年）離開汴京，以端明殿學士之職判西京御史臺，遠走洛陽，一住便是十五年，直到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駕崩，高太后下旨召他回朝。

在洛陽這十五年間，司馬光不問朝政，也不議新法，但他并沒有虛度光陰，他組建了修書班子，耗時十九年修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全書294卷、330多萬字，可謂皇皇巨著。

書成之時，司馬光稱自己已“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這部大書幾乎耗盡了他畢生的心力。

說到這里我岔開一點話題，就是這樣一位光耀千古的史學大家，曾在九百年后之后的文革時期，被有意無意地貼上了“反動派”的標簽——那時的我們，習慣將一切反對“變革”的人視為反動派。其實，若非出于私心私利，政見之爭無所謂進步與反動，也無所謂革命派與保守派，更是與一個人的道德人格沒有半分錢的關系。

無論如何，這兩個曾經志同道合、彼此激賞的高尚靈魂，終因變法一事走到尖銳的對立面，從惺惺相惜的知己，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政敵。這份隔閡，直直王安石率先離世，也未能消解。

元豐八年（1085年），王安石二次罷相后的第九年，司馬光回京拜相，僅用一年時間就將新法悉數廢除，史稱“元祐更化”。遠在金陵的王安石聽聞此消息，悲憤難抑，不久與世長辭。

王安石與司馬光，這對人格上彼此敬重、政見上對立的亦敵亦友，終究沒能等來如王安石與蘇軾那樣的“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王安石能與蘇軾放下芥蒂、握手言和，卻沒能與司馬光達成和解？

首先，二人政見根本對立：王安石要大破大立、革除積弊，司馬光則堅持恪守祖宗成法、穩步求安；二人分屬新黨與舊黨的領袖，身后各自站著一個龐大的官僚群體，沒有妥協的余地。

其次，二人同屬執拗的性格：一個是世人皆知的“拗相公”，一個是被蘇軾戲稱“司馬牛”的倔人，二人骨子里都有種寧折不彎的執拗，誰都沒動過“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念頭。

而且，他們沒有一個如蘇軾金陵拜謁王安石那樣的和解契機。司馬光甫一回朝拜相，便全力廢除新法，二人一個是身處汴京、手握權柄的朝堂重臣，一個是遠居金陵、退隱山林的致仕閑官，既無緣相見，也無書信往來，甚至連一個從中牽線搭橋的人都沒有。于是，這兩個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偉大靈魂，終究失去了和解的機會，以致于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時，只能唏噓不已。

王安石變法，志在富國強兵，正因為心無私利，才容不下半分異議；其私德更是毫無瑕疵，一生清廉自守，不納妾，生活極簡，胸懷坦蕩，光明磊落。

司馬光呢，同樣堪稱道德完人，忠厚誠信，恭儉正直，一生穩健守正，重傳統與秩序，有君子度量，雖反對新法也認可王安石的文章節義；王安石離世后，他更是上書哲宗，直言“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并命蘇軾起草《王安石贈太傅敕》，追贈王安石太傅之位。

王安石與蘇軾之所以能達成和解，一則蘇軾并非從根本上反對變法，他所反對的是新法的操之過急與執行中的弊端走樣，二人并非理念上根本對立；二則二人均以文化人自居，晚年都看淡官場浮沉，更在意文字與知己之情。

還有，蘇軾當年遭遇“烏臺詩案”，已處于退隱狀態的王安石上書神宗全力營救，二人有未曾斷裂的情分在。

而元豐七年蘇軾的金陵之行，則直接實現了二人的和解。

反觀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之間的裂痕要深得多：治國理念根本對立，無中間緩沖地帶；加之二人人生的后半段缺乏交集，致使裂痕越來越大，以致于難以跨越。

不管如何，對于王安石和司馬光二人的關系，我們必須看清楚如下事實：

一，二人之爭是徹頭徹尾的君子之爭，政見雖勢同水火，私德上始終彼此敬重；

二，二人皆是北宋忠臣的頂流，無一人是奸佞小人；

三，中國士大夫最珍貴的風骨，正是政治立場可以極端對立，人格底線絕不能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