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克蘭到伊朗：只有中國能“拯救”歐洲創新 | 地緣科技「平」論 x 黃平

大灣區評論 x 黃平

地緣科技

vol. 2 no. 2

「平」論

2026/04/01

April

點對點、利益導向、去政治化，才是突破美歐深度綁定的現實路徑。

第2期

總第2期

編者按

PREFACE

隨著烏克蘭與中東戰火頻仍，美國政治重心發生結構性位移，右翼美國已不再考慮左翼歐洲的利益。在失去美國安全庇護、龐大市場和頂尖人才的背景下，歐洲科技創新正面臨物理環境惡化、創新方向迷失與生態活力衰退的嚴峻挑戰。

然而，歐洲在細分領域的絕對優勢與多元協同的區域創新網絡，依然構筑了其不可替代的文明級護城河。本文深刻指出，在美歐裂痕加深的變局中，中國是幫助歐洲實現戰略自主與市場多元化的唯一選項，且中歐在技術深度與規模廣度上存在著近乎完美的互補結構。作者呼吁，中國應以戰略定力推行“單邊開放2.0”策略，通過點對點、去政治化的務實合作，主動擁抱并“拯救”陷入困境的歐洲創新，在重塑全球科技版圖的進程中實現互利共贏。

01

左翼歐洲已經

被右翼美國拋棄

伊朗不會是最后一個

烏克蘭戰爭遲遲未決，加上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貿然的軍事行動，給歐洲傳遞了一個清晰又殘忍的信息：右翼美國已不再考慮左翼歐洲的利益。

烏克蘭戰爭打了逾四年，歐洲在安全、能源、難民、通脹等多個維度承受了極其沉重的代價，而華盛頓對于停火談判的態度時冷時熱，始終將自身的政治利益凌駕于盟友的迫切訴求之上。烏克蘭尚未平息，伊朗戰事又起。這場沖突的爆發并非沒有征兆，但華盛頓選擇了對歐洲的反對和警告視而不見，這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國戰略優先級的根本性調整。

更重要的是，伊朗絕不會是歐洲大陸動亂的終點。從地緣邏輯看，中東的戰火必然外溢，包括也門胡塞武裝的持續活躍、敘利亞后伊斯蘭國勢力的重新集結、黎巴嫩內部政治生態的持續撕裂，每一處都是潛在的引爆點。向北看，高加索地區的亞阿矛盾并未從根本上化解，格魯吉亞的政治危機懸而未決；向東看，烏克蘭戰場的停火即便實現，東歐安全秩序的重建也將是一個充滿變數、極易反復的漫長過程。換言之，從中東到東歐，一條動蕩弧線正在成型，沖突大概率將一站一站傳遞下去，而歐洲恰恰處于這條弧線的腹地。

這一切的根源，在于美國的政治重心已發生結構性位移。特朗普主義所代表的右翼民粹浪潮，并非一時的政治插曲，而是美國社會深層情緒的長期顯現——對外部承諾的厭倦、對本土利益的執念、對多邊主義的本能排斥。反觀歐洲，無論是德國的聯合政府、法國的左右拉鋸，還是北歐國家的審慎克制，歐洲主要政治力量在價值觀、移民、氣候乃至對外政策上，都與當下的華盛頓漸行漸遠。美右歐左的價值裂痕不是短期的政策分歧，而是兩種社會價值的根本沖突。左翼歐洲被右翼美國拋棄，已不是一種可能，而是一個正在發生的現實。

北約已“死”，但歐洲無力自主

如果說烏克蘭戰爭暴露了北約行動力的天花板，那么伊朗戰事則徹底宣告了北約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名存實亡。北約的核心邏輯，是美國以軍事實力為歐洲提供安全背書，歐洲以政治支持和戰略縱深回饋美國的全球霸權。而今，這一交換的兩端同時松動——美國不愿再支付安全公共品的成本，歐洲也無力兌現其應有的戰略價值。

然而，北約的死亡并不意味著歐洲戰略自主的誕生，恰恰相反，它暴露的是歐洲在安全事務上對美的深度依賴。在意識層面，歐洲主流政治精英雖然在峰會聲明和新聞發布會上高喊“戰略自主”，但骨子里最深的恐懼，仍是美國真正意義上的離場。表面要獨立，實則要續約，這種表里不一的姿態貫穿了歐洲近年的所有安全討論，令任何實質性的自主建構都止步于口號。

2025年8月，特朗普在白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和其他歐洲領導人會面（圖源：紐約時報）

在能力層面，歐洲的軍事短板早已不是秘密。德國連續數年大幅提高國防預算，但其軍工產業在數十年的“去軍事化”后，工業產能、人才儲備和供應鏈配套均已嚴重萎縮，短期內根本無法形成真實的作戰支撐能力。法國雖擁有相對獨立的核威懾體系，但其單一國家的體量并不足以為整個歐洲大陸提供安全保證。波蘭、波羅的海三國雖然軍事意愿強烈，卻缺乏足夠的戰略縱深與經濟支撐。歐洲軍事能力的現實，與“戰略自主”的雄心之間，存在著一條尚無可見橋梁的鴻溝。

在結構層面，歐洲內部的歷史包袱與政治分歧構成了另一重鎖鏈。德國對自身軍事化擴張有著根植于歷史的深層恐懼；法國與德國在歐洲防務主導權上存在隱性競爭；東歐國家優先考慮的是本國邊境安全而非歐盟整體防務架構；匈牙利等國的政治立場更是與歐盟主流嚴重背離。這些分歧決定了歐洲難以在安全事務上凝聚成真正意義上的集體行動主體。歐洲內部最隱秘的恐懼，或許并非來自俄羅斯的威脅，而是對歐洲內部過度軍事化與極右民粹再度失控的噩夢。

綜合以上三個維度，歐洲安全自主，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是一個偽命題。北約已死，但歐洲尚無能力為自己續命，這是當前歐洲戰略處境最真實的寫照，也是理解歐洲創新所處外部環境的關鍵前提。

02

失去美國的歐洲創新

失去美國安全保障

區域局勢持續動蕩

科技創新，尤其是高投入、長周期的前沿技術研發，對物理環境的穩定性有著極高的依賴——沒有企業會在戰火紛飛的土地上，或能源供應隨時可能中斷的地方做中長期技術研發規劃。穩定的物理環境是創新的基本前提，這一前提如果不成立，其上運行的一切都將失去支撐。

從能源供應這一最基礎的創新基礎設施來看，歐洲的脆弱性已經在烏克蘭戰爭中暴露無遺。俄烏沖突爆發后，歐洲能源價格劇烈波動，多個工業重鎮陷入能源危機，部分高度依賴俄羅斯能源的科技制造企業被迫減產甚至遷址。如今，烏克蘭戰爭尚未結束，伊朗戰爭又起，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供應鏈愈發脆弱，市場劇烈震蕩，歐洲科技企業所依賴的穩定資源供給將變得更加遙不可及。而新興技術產業——無論是AI算力中心、半導體制造還是生物醫藥研發——對能源的持續、可預期供給有著遠超傳統產業的需求，能源和關鍵礦產的不確定性，在AI時代將被放大為創新能力的直接折損。

更深層的影響在于供應鏈。現代科技創新高度依賴快速響應的本地或區域供應鏈，關鍵零部件和上游供應商的穩定性直接決定著產品迭代的速度。一旦區域安全局勢持續惡化，供應鏈中斷風險將從偶發事件變成系統性常態，這對于任何需要快速將創新原型轉化為商業產品的科技企業而言，都是致命的。沒有可預期的物理安全環境，歐洲創新的土壤將一層一層地被侵蝕掉。

一名烏克蘭士兵在烏克蘭東部第聶伯羅地區的前線（圖源：紐約時報）

失去美國市場

歐洲高端產品“無處可賣”

美國市場對于歐洲高端產品具有戰略意義，它是歐洲創新產品最重要的規模化變現場所，是歐洲高端制造業得以維持研發投入的利潤來源。

這一點在現實中已有清晰映照。隨著美國關稅政策的持續收緊，法國皮具、瑞士鐘表到德國豪華汽車，歐洲高端制造的核心品類在美國市場上集體承壓，相關企業業績集體“跳水”，成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直接受害者。多家德國零售商已開始將市場重心從美國轉向歐洲和其他區域，但問題在于，歐洲內部市場的體量和消費潛力，根本無力填補美國市場萎縮所留下的空洞。

而在歐洲之外，又能去哪里？放眼全球，無論是東南亞、南亞還是非洲，目前都不存在一個能夠同時匹配規模與高端消費能力的替代市場。歐洲高端產品的定價邏輯、品質標準和品牌溢價，需要的是一個擁有足夠購買力且認可歐洲價值體系的消費群體，而這樣的市場，除了美國，短期內幾乎找不到第二個。

然而，失去美國市場的代價，比“無處可賣”更為深重——失去的，是創新方向本身。市場需求，尤其是“先進市場”的需求，從來都是技術創新最敏銳的指南針。硅谷之所以能引領全球科技潮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擁有全球最挑剔、最前沿、最愿意為新技術付費的用戶群體，這個群體的偏好和痛點，構成了技術創新最真實的需求信號。在AI革命加速重塑每一個產業的當下，誰掌握了先進市場的需求，誰就掌握了技術演化的路標。失去了美國這個最大先進市場的持續反饋，歐洲創新將陷入一種雙重困境：既無法變現，也無法校準方向。

失去美國人才

歐洲科技企業發展乏力

如果說市場是創新的出口，那么人才便是創新的發動機。而在這一維度上，歐洲正在遭遇一場靜默的失血。

歐美教育和科研體系長期深度融合，大量歐洲學生赴美讀研、博士、做博士后，再在美國科技生態中完成職業成長，這條人才通道曾是歐洲創新的重要補給線。然而，在AI+快速迭代的時代背景下，這條通道正在悄然關閉——不是因為人才不再流動，而是因為他們流向了美國，而不再回來。歐洲層層疊加的強監管環境，固然有其保障隱私和安全的價值，但在科技人才的實際選擇中，它已成為一個顯著的負向激勵因素。當美國的AI實驗室能夠以頂尖的工資、無限的算力、幾乎沒有監管障礙的研發環境吸引全球人才時，選擇留在歐洲，意味著接受一種主動降速。另外，歐洲AI初創企業更是頻繁被美國科技巨頭收購，進一步加劇了歐洲本土科技生態的空心化。

歐洲流失的不只是科技人才。金融人才，尤其是風險投資領域的頂尖人才，同樣在加速向美國集聚。一個健康的創新生態需要科技與資本的深度耦合，而當最懂技術趨勢的科技人才和最有判斷力的風投人才相互流向大西洋彼岸時，留在歐洲的創新生態便面臨一種系統性的活力衰退。即便坐擁倫敦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法蘭克福這樣的區域金融樞紐和蘇黎世這樣的全球財富管理重鎮，歐洲的金融優勢也越來越難以轉化為科技創新的真實推動力——因為風投的本質不是錢，而是對未來的研判，而擁有最前沿眼光的人，選擇了離開。

倫敦金融城（圖源：華爾街日報）

03

歐洲創新仍不可取代

細分領域仍具有絕對優勢

雖然失去美國的歐洲創新面臨一系列根本性挑戰，但必須正視一個同樣真實的存在：歐洲創新的韌性，根植于那些無法用規模和速度來復制的領域。

談及歐洲在細分領域的絕對統治力，荷蘭ASML是最不需要解釋的注腳。這家總部位于費爾德霍芬（Veldhoven）的公司，以一己之力壟斷了全球高端光刻機市場，其獨有的EUV極紫外光刻技術是臺積電、三星生產最先進制程芯片的唯一入口，全球無第二家可以替代。ASML的存在本身便是一個關于歐洲創新的隱喻：對極致的追求。

類似的故事在歐洲各處皆有。例如德國數控機床產業的精密加工能力，至今仍是全球高端制造業無法繞過的核心供給方；瑞士在精密醫療器械、高端制表和精細化工領域的深厚積累，使其科技含量極高的工業品在全球細分市場上享有近乎壟斷的地位。除了這些重要工業品，歐洲，特別是德國，在眾多細分賽道長期把持著全球定價權和技術話語權，從森海塞爾的專業音頻設備到雙立人的精密刀具，德國是全球“隱形冠軍”最密集的國家。據這一概念的提出者德國管理學家赫爾曼·西蒙（Hermann Simon）教授的統計，德國擁有約1307家隱形冠軍企業，約占全球總數近50%。

這些絕對優勢的背后，是一種近乎宗教式的技術完美主義。它不是某項政策的結果，而是數百年宗教倫理、工匠文化與行會傳統沉淀的集體性格。路德宗對職業精神的神圣化、加爾文主義對勤勉與精確的道德強調、中世紀行會制度對技藝傳承的制度化保護——這些歷史積累共同塑造了歐洲制造對于“把一件事做到極致”的深層執念。這種執念不是一種可以移植的方法論，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任何國家，都難以在短期內通過政策激勵或資本投入加以復制。歐洲細分領域的護城河，是文明級別的。

區域創新系統的多元

和協同仍獨具特色

如果說細分領域的絕對優勢是歐洲創新的“點”，那么歐洲區域創新系統的多元協同，則構成了一張無可復制的創新之“網”。

歐洲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種族文化大熔爐，每個國家、每個小區域，都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相對獨立的創新生態。荷蘭以半導體裝備、精準農業和水資源管理技術見長，形成了以產學研深度融合為核心的開放創新體系；德國則以重工業、汽車制造、精密機械和化工為底座，構建了以“隱形冠軍”為主體的產業創新網絡；北歐國家——瑞典、芬蘭、丹麥、挪威——則走出了一條以信息通信、生命科學、清潔能源和可持續技術為主軸的創新路徑，北歐整體作為一個區域性經濟體，被公認為“世界上技術最先進、最具創新性和活力的地區之一”，圍繞優勢產業形成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區域創新生態集群。

而這些各具特色的創新節點，并非孤立存在。歐盟統一大市場框架與申根體系共同保障了知識、人才、資金與企業在歐洲內部的自由流動，使得歐洲的創新資源能夠跨越國境進行有機整合。例如，一項在瑞士大學實驗室誕生的生物技術可以在比利時的產業園實現中試轉化，一位芬蘭的材料科學家可以無障礙地加入德國的工業實驗室，一家荷蘭的初創公司可以便利地得到法國風險資本的投資。這種多元下的協同，不是行政命令可以制造的協同，而是文化認同、制度互信與長期共同體意識自然生長出來的有機協同。它讓歐洲創新生態具備了一種特殊的化學反應能力——不同國家、不同學科、不同產業傳統之間的跨界碰撞，能夠涌現出任何單一創新中心都難以預期和復制的獨特創新形態。

德國法蘭克福拍攝的歐元雕塑和一座噴泉雕塑（圖源：新華社）

這是中國無法復制的，也是美國無法復制的。美國的創新強于集中、強于規模、強于速度；中國的創新強于應用、強于迭代、強于工程實現。而歐洲的創新，強于深度、強于多元、強于那種在精密與人文交匯處才能生長出來的獨特智識氣質。

04

美歐分歧下中國對歐的

“單邊開放2.0”

歐洲創新需要中國

中國也需要歐洲創新

當失去美國，歐洲面臨的核心命題只有兩個：戰略自主與市場多元。而能夠同時幫助歐洲實現這兩大目標的，只有中國，沒有第二個選項。

先看戰略自主。歐洲所謂“戰略自主”的本質，并非真正建立與美國平行的獨立體系——這在可見的未來幾乎不可能實現——而是在軍事、經濟、科技乃至數字基礎設施等關鍵領域，尋求多元化的力量制衡，避免對單一極的結構性依賴。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一個在全方位領域都能與美國形成真實競爭關系的對手級力量，而當今世界滿足這一條件的，唯有中國。中國是唯一一個同時在制造能力、科技研發、數字平臺、能源轉型、金融市場和地緣影響力上都與美國形成實質性競爭格局的國家。以中國為抓手來稀釋美國的系統性壟斷，是歐洲實現戰略多元化最務實、也最有效的路徑。

再看市場多元。歐洲高端產品在美國市場持續萎縮，關稅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已經實實在在蠶食了歐洲企業的利潤空間。盡管當前中國市場的高端消費能力與美國相比仍有差距，但無論從體量還是增長軌跡來看，中國都是唯一一個在規模和潛力兩個維度上都能成為歐洲錨點的市場。隨著中國中產階層持續擴大、消費結構持續升級，對歐洲精密儀器、高端醫療器械、專業軟件、工業裝備乃至高品質消費品的需求將不斷釋放。這不是短期替代的一廂情愿，而是一個以十年為單位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轉移。

從中國的視角看，同樣有充分的理由主動擁抱歐洲創新。

正如前文所論，歐洲在細分領域擁有近乎絕對的技術優勢，而這些優勢與中國在技術應用、工程化落地和規模化生產上的能力形成了近乎完美的互補結構。歐洲擅長把一件事做到極致，中國擅長把一件事做到百倍規模；歐洲的護城河在深度，中國的優勢在速度與廣度。中歐之間的技術合作，對雙方的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都極為有利，也是中國進一步實現技術迭代的重要學習路徑。在這一點上，中國應當持續保持虛心學習的態度。

另一方面，中國已到了全方位企業出海的歷史節點。這一輪出海不再是簡單的產品出口，而是技術能力、生產體系與供應鏈的整體性產業輸出。然而，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長期面臨一個非技術性、非商業性的障礙——身份問題。中國企業在西方被當地媒體污名化、被監管機構附加額外審查、被潛在合作伙伴刻意保持距離，這背后的根源不是技術層面的不足，也不是企業經營層面的問題，而是地緣政治語境下“中國”這一標簽所附帶的系統性偏見。與歐洲企業合資、聯合開發或以任何形式的深度合作共同開拓新興技術的全球市場，是中國企業化解這一結構性障礙、加速國際化的重要路徑之一。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企業無力獨立出海，而是在當前中美全面競爭的地緣政治背景下，借助歐洲合作伙伴的“身份背書”，可以幫助中國企業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繞過不必要的政治摩擦，將精力聚焦于真正的技術和產業競爭。

在新疆阿拉山口站寬準軌編組場，出入境中歐班列集結等待出發（圖源：新華社）

歐洲“不敢”擁抱中國

但中國要“單邊”擁抱歐洲

許多中國人看歐洲，總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復雜情緒：歐洲坐擁如此深厚的文明積累、如此精良的技術基礎，卻在美國面前一再妥協退讓，甘于附庸。這種情緒可以理解，但這種敘事遮蔽了一個更重要的前提——歐洲要擺脫美國，在根本上是一個偽命題。

歐洲與美國的綁定，遠不只是軍事同盟或經濟依存，它是物理世界與精神世界的雙重嵌套。在物理層面，歐洲的基礎設施、通信網絡、能源供給與金融體系，都與美國深度耦合，任何一個維度的脫鉤都將帶來難以承受的短期代價；在精神層面，歐洲與美國共享著基督教文明的宗教底色、啟蒙運動的共同思想遺產、北約框架下的集體安全敘事，以及由好萊塢、常春藤聯盟、硅谷共同構建的文化認同與精英共同體。這種綁定不是一紙協議可以撕毀的，是數十年生活方式和世界觀的共同塑造。

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應當更準確地判斷：歐洲并非不想擁抱中國，而是不敢。這一判斷最有力的注腳，是《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始末。這份歷經長達七年、三十五輪馬拉松談判、于2020年底艱難達成的協定，在法律程序尚未走完之際，便因美國壓力下歐洲議會的政治操作而被擱置凍結。這一過程清楚地說明：歐洲精英并非看不到與中國深度合作的戰略價值，而是在美國的結構性壓力面前選擇了退縮。這不是歐洲的智識失敗，而是一種在現實約束下的理性計算——盡管這種計算的結果，對歐洲本身而言代價越來越高昂。

正是在這一認識框架之上，中國對歐洲應當采取“單邊開放2.0”的戰略姿態。所謂“單邊”，是指不以對等為前提、不以對方政治表態為條件，主動、持續、有策略地向歐洲開放。這并不是無原則的讓步，而是一種更高維度的戰略主動性——用開放創造存在，用合作積累信任，用長期布局突破結構性封鎖。

“單邊開放2.0”的內涵，需要在兩個維度上得到擴充。

第一個維度是開放內容的全面升級。1.0版本更多停留在人員往來與簽證便利化的淺層，2.0版本應當覆蓋更廣泛的結構性內容：技術層面的聯合研發與知識產權互認，資本層面的雙向流動機制，企業層面的合資、共建研發中心與聯合市場開拓，以及人才層面機制化的長期交流安排。開放的深度，決定了合作能夠抵抗政治干擾的韌性。

第二個維度是開放對象的精準定位。這里需要特別強調一個關鍵原則：不要把歐洲作為一個整體，也不要把歐洲內的任何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美國對歐盟及歐洲各國的滲透是全面而深入的，任何推進中歐科技產業合作的努力，都必然面臨來自親美力量不同程度的阻撓。因此，精準鎖定合作對象，是這一戰略能否真正落地的關鍵。

在國家層面，應重點識別和深耕近年來戰略立場有所松動、對華合作意愿相對強烈的國家，而不是試圖對歐洲整體說話。德國是最核心的優先對象——中德雙邊貿易額連續多年保持在2000億美元以上，德國工業界對中國市場的結構性依賴已形成難以切斷的利益紐帶，這種利益基礎是推進深層合作的最可靠錨點。

在群體層面，開放的觸角需要深入到歐洲各國內部那些真正能夠從中歐合作中獲得實質利益的具體群體——工業界的技術合作負責人、有志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小企業主、頂尖大學的科研機構、有全球化野心的科技創業者——而不是通過官方外交渠道進行籠統的政治溝通。點對點、利益導向、去政治化，才是突破美歐深度綁定的現實路徑。

2025年，第八屆進博會新聞中心（圖源：新華社）

歸根結底，“單邊開放2.0”的核心邏輯，是以中國的戰略定力和制度自信，為歐洲創新提供一個無論其政治表態如何都始終開放、始終歡迎的合作環境。歐洲不敢擁抱中國，并不意味著中國需要等待歐洲鼓起勇氣。我們可以先張開懷抱，讓合作的事實積累到足以超越政治顧慮的臨界點。改變格局的從來不是聲明，而是持續的、有利益基礎的實際行動。中歐之間真正意義上的科技與產業合作，從來不需要華盛頓的許可，它只需要北京的意志和布魯塞爾、柏林、阿姆斯特丹那些看得清楚自身利益所在的人們——共同邁出那一步。

后記

POSTSCRIPT

去年底，德國媒體Kulturaustausch找我約稿，說看到我此前在《大灣區評論》發表的“中美AI競爭下中國的技術路線選擇”，希望我寫一篇關于中美AI競爭對歐洲影響的文章。我由此寫了“A Challenge or An Opportunity for Europe? U.S. Tech Giants' Full-Stack AI Expansion（美國科技巨頭的AI全產業鏈布局，對歐洲究竟是危還是機？）”。

這篇文章發表后，德國另一家雜志Table Briefings（德國影響力僅次于Politico Briefings的政策評論平臺）也來找我約稿，并提出了幾個問題，例如：“Europe is falling behind the U.S. and China in AI. Why do you believ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rather than strategic autonomy alone, could realistically help Europe close this gap?（歐洲在AI領域正落后于中美兩國。為何你認為與中國合作，而不僅僅依靠戰略自主，才能切實幫助歐洲彌合這一差距？）”；“You describe a global shift toward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and regionalized supply chains. In that context, what does China offer Europe as an AI partn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你描述了全球向技術主權和區域化供應鏈轉型的趨勢。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作為AI合作伙伴，能給歐洲提供哪些美國給不了的東西？）”。

這些問題本身，已經充分說明問題了。它們折射出歐洲精英——尤其是德國精英——在AI時代面對中美主導、自身落后這一現實時的深層焦慮，以及對中美兩國同時抱有的不信任，甚至是恐懼。

在中美AI的全面競爭中，我們的目光自然首先落在美國身上，緊盯美國的科技與產業動態是理所應當的。但我們不應因此忽視歐洲——部分歐洲，是我們可以團結的戰略力量。甚至可以說，歐洲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將決定這場AI革命最終塑造出怎樣的全球格局：是美國一家壟斷？是中美兩大陣營正面對抗？還是在中美共同引領下，形成一種更包容的全球治理？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不取決于中美任何一方，而恰恰取決于歐洲。

本文作者

黃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

Claude Sonnet 4.6：Anthropic 公司開發的第四代 Sonnet 系列生成式預訓練大語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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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王炳云?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