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國錢氏對儒家文化的持守

吳越國（907—978）是五代十國時期南方政權之一，由臨安錢镠所建，定都杭城，歷經三代五王，享國72年。吳越國全盛之時，曾統轄兩浙，包括今之浙江、上海及江蘇東南部、福建東北部。是時，天下擾攘，世衰道微，如《新五代史》所論：“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延續1400余年的中國儒家文化，至此幾有斷絕之虞。然當此亂世，起自行伍而偏安東南之錢氏，卻能持守儒學，紹續斯文，使吳越之地久沐儒風，為日后納入同樣崇文之趙宋奠定文化根基。

01

奉《春秋》大一統之義

錢镠出身貧寒，早年讀書未廣，不過稍有余暇，則“溫理《春秋》，兼讀《武經》”。性喜兵事的錢镠讀《武經》不足為怪，但于儒家經典《春秋》反復研味，其意深長。《春秋》開篇道：“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對此釋曰：“元年”乃君主即位之年，“春”為一年之始，而“王正月”則系周天子所定之歷法正月。何以強調使用周王朝的正月？《公羊傳》答曰：“大一統也。”孟子承繼《春秋》一統之義，接續指出：天下要穩定，就必須統一，而統一之主須是“不嗜殺”之“厚德好生者”。顯然，“大一統”不僅是領土的并合，更須歷法一源，制度共貫，德教同風。

幾度“溫理《春秋》”的錢镠，深受“大一統”義理的影響。錢镠初未嘗無一統之心。其在位既久，年號屢更；國儀所行，僭越頗多。其改貫休獻詩中“十四州”為“四十州”，凡此皆能顯其個人志向。不過，錢镠臨終之前，知其子孫柔弱，不足以與強鄰及中原爭衡，故在臨終前留下“善事中原大國”“如遇真君主，宜速歸附”等遺囑。所謂“中原大國”之“大”，突出的是“勢”；而“真君主”之“真”，則彰顯的是“德”。錢氏遺訓并非僅僅是審時度勢下的權宜之計，也根植于對儒家“大一統”和“正統”觀念之深切認同。繼位后的錢元瓘“好儒學”，接受父親遺訓，改用中原年號，納貢稱藩，與中原王朝達成遠交近守的共識，寓“護全東南”于“尊奉中國”之中。末代君主錢弘俶更是“納土歸宋”，最終踐行錢镠遺訓。978年，錢弘俶赴汴梁朝見宋太宗，呈獻十三州版籍，蘇軾贊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此舉使百姓免受兵燹之苦，避免南北分裂，加速統一進程，深契《春秋》“大一統”之精義。

02

行《孟子》民本之道

唐中期韓愈提出儒家“道統論”，明確孟子是孔子的再傳之人。自此，孟子地位日隆，影響日甚。在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思想的影響下，吳越國錢镠確立了“保境安民”的國是，并為后續諸王相沿不改。

錢镠面對術士“填西湖、廣牙城以延千年國祚”的建議，斷然拒絕道：“百姓資湖水以生久矣，無湖是無民也，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這一抉擇顯然是將民生置于首要位置。此后，他又修筑石塘、疏浚西湖、置撩湖兵、鑿九十九眼井，使杭州“沮洳斥鹵，化為樂土”。錢弘佐繼位后，詢問倉吏糧食蓄積之事，得知能用十年后，便下令：“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隨即蠲免境內三年之稅。十三歲少年君主，以仁政治國，史載“勤理政務”。錢弘俶納土歸宋，固因形格勢禁使然，然歐陽修贊其因此而“民幸富完安樂”，亦可見民生實為其一大關切。孟子言“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吳越歷經五王，保境安民九十載，正得力于“以小事大”之智。又《孟子》開篇辨義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錢镠《家訓》中“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利在一時固謀也，利在萬世者更謀之”，與孟子“何必曰利”之旨遙相呼應。明初錢唐（镠十六世孫）抗疏入諫，力保孟子配享孔廟，稱“為孟軻而死，死有余榮”，亦可見孟子之教深入錢氏血脈。

03

承《禮記》修齊治平之志

《禮記》為儒家要典，其《大學》一篇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內圣外王之道。修齊治平的理念深刻影響了錢氏家族教育。《錢氏家訓》由錢镠初創“八訓”，臨終又作“遺訓”十條，后經錢弘俶整理補充，最終由錢氏后裔錢文選定型為個人、家庭、國家、社會四部分。這一框架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功德理想一一對應，更將儒家的倫理道德轉化為日常生活準則。

自宋以后，錢氏家族雖簪纓不絕，但總體上漸由政治型家族向文人學者型家族轉變。但即便如此，修身、齊家之風一直謹守不怠。可舉一例，稍加說明。唐后期，朝廷鑒于錢镠平叛浙東董昌叛亂有功，曾賜予“金書鐵券”，給予“卿恕九死，子孫三死”等司法特權，后世王朝一般也對此承認。然而，此后漫長的一千余年，除明初動用一次特權外，錢氏后嗣悉能恪守家訓，勤儉廉介，未嘗輕罹法網。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明中期錢塘勢族嘉靖皇帝祖母一族邵氏。邵氏亦曾獲賜“金書鐵券”，但其家教不興，家風陵替，最終淪落到子嗣拆毀祖墳磚石以換取錢財的地步。兩相比較，高下立判。對待禮樂之祖周公，吳越錢镠在初政之時即視其為楷模。其建“握發殿”，即取周公“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求賢之意。此時天下紛亂，如同戰國之際，“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史書記載，錢镠效仿周公，廣納賢才，如對待恃才傲物的名士羅隱，即便其常常出言不遜，錢镠也能“怡然不怒”，予以包容。

吳越錢氏亦深受《周易》影響，其變通之道、憂患意識、利天下情懷，皆可在《周易》中找到原型。而后世錢氏研《易》者，亦代不乏人。吳越錢氏頗重詩教，養成了溫柔敦厚的品行。錢镠“好吟詠”，有空則命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制之詩，賜予丞相將吏等。吳越之國，以儒為底色，崇尚和而不同，故能融釋納道，兼容并包，蔚為東南佛國。此時，儒、釋、道三者輝映，相得益彰。客觀而言，錢氏踐行儒家等理念，未能盡善盡美，亦有苛征為時人所譏，然較之彼時大多邦國，尚屬寬厚之政。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曾言：“唐宋五代是一個干戈擾攘、四方鼎沸的時代，獨兩浙在錢氏的保據之下晏然無事者垂90年”，此與錢氏持守“一統”“民本”“家國”“變通”等儒家文化密切相關。正是這份對儒家理想的持守，構成了介于唐宋之間這一地方政治勢力維系中國認同的文化根基。

◎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陳兆肆），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