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夫：以人為本 投資未來

“投資于人”是“十五五”規劃期間（2026-2030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理念，標志著國家投資重心與發展邏輯的深刻轉型。這一理念既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校正升級，也是面向未來競爭、構筑核心競爭力的戰略必然，更是實現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的關鍵路徑。

一、“投資于人”提出的三重深刻背景

（一）發展模式轉型的必然要求：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依賴基礎設施、廠房設備等“物”的大規模要素投入，隨著實物資產邊際收益遞減，每增加1元GDP所需資本投入持續攀升，發展路徑難以為繼。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增長核心驅動力需從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而創新的本質源泉是人——勞動者的知識、技能與創造力。唯有將投資重心從“物”轉向“人”，通過教育、培訓、健康等領域投資提升人力資本存量，才能構筑長期競爭優勢，破解發展瓶頸。

（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抓手：從“外循環依賴”到“內需主導”。擴大內需、激活居民消費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投資于人”通過完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體系，既能提升居民收入預期、降低預防性儲蓄傾向，釋放消費潛力；又能推動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讓內需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實現經濟循環的自主可控與韌性提升。

（三）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選擇：從“人口規模”到“人才強國”。當今世界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以及關鍵技術領域的外部制約，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核心是高素質人才供給。將龐大的人口規模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優勢，培養造就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大國工匠等隊伍，是突破技術封鎖、掌握大國博弈主動權的必要條件，也是“十五五”期間提升國際話語權的核心支撐。

二、“投資于人”的核心內涵：主體、對象與雙重目標

（一）本質：發展理念的深層變革，聚焦“人的全面發展”。“投資于人”的核心是將財政資金與公共資源向人的全面發展傾斜，不僅是投資方向的調整，更是發展邏輯的重塑——從“見物不見人”到“見物更見人”，從“以物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強調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人的物質富足與精神豐盈。

（二）投資對象：全體人民，覆蓋全生命周期。“投資于人”堅持公平普惠原則，投資對象覆蓋全體人民，貫穿人生全周期：從嬰幼兒托育、青少年教育，到成年人職業技能培訓、健康管理，再到老年人養老保障、醫療康養，致力于縮小城鄉、區域、群體間發展機會與公共服務差距，讓人人共享發展成果，夯實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

（三）投資內容：民生福祉與人力資本雙重目標。“投資于人”圍繞兩大核心維度展開，二者相輔相成、協同推進。一是民生福祉維度，筑牢人民生活保障底線，聚焦基本民生的關鍵領域，讓民眾擁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學有所教：建設教育強國，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推進教育公平與質量雙提升；病有所醫：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完善醫療衛生體系，提升全民健康素養與醫療服務水平；老有所養：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構建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住有所居：完善住房保障體系，建設“好房子”，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弱有所扶：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兜牢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底線，增強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二是人力資本維度，培育高質量發展核心動能，聚焦人的能力提升，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人才支撐。人才培養：對接國家戰略與產業升級需求，優化高校學科設置，培養戰略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卓越工程師等高端人才，重點突破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前沿領域人才瓶頸；技能提升：大規模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勞動者就業能力與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培育高素質技能人才隊伍；激發創造：通過制度創新釋放全社會創新活力，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與創意動力。

三、“投資于人”的理論根基：中西融合的時代創新“投資于人”并非憑空而生，而是扎根于深厚的理論土壤，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中國化實踐融合。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支撐。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認為，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基本源泉，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核心的要素。“投資于人”本質是對“活勞動”的投資，通過提升勞動者的體力、智力與技能，直接增強財富創造能力，印證了從依賴物質資本（“死勞動”）到依賴人力資本（“活勞動”）的轉型邏輯。人的全面發展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是實現“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是社會發展的目的而非工具。“投資于人”超越單純經濟維度，通過投資教育、文化、醫療等，推動人從“單向度工具人”向“立體社會人”轉變，實現物質與精神的共同富裕。社會再生產理論：社會再生產不僅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更是勞動力與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投資于人”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核心環節，通過育幼、醫療、養老等投入，維持與提升勞動力持續供給能力，保障社會生產循環的穩定與高效。新人口理論的傳承：延續馬寅初《新人口論》中“人口質量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教育投資是提升人口素質的關鍵”的核心觀點，將人口素質提升與國家發展深度綁定，賦予人口理論新時代內涵。

（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有益借鑒。人力資本理論：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系統提出人力資本理論，打破“資本僅指物質資本”的傳統認知，指出人的知識、技能、健康等是核心資本形態，且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高于物質資本。這一理論為“投資于人”提供了經濟學基礎，推動發展理念從“物質資本優先”轉向“人力資本優先”。人的現代化理論：社會學家亞歷克斯·英克爾斯認為，人的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先決條件，國民的價值觀、行為模式轉型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投資于人”通過提升國民素質、塑造現代人格，為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與能力支撐，豐富了發展的內涵外延。

四、“投資于人”的發展脈絡：從“重物輕人”到“人本優先”“投資于人”的理念演進，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升級的必然產物，歷經三個階段的認知迭代。

（一）早期階段：“投資于物”，筑牢工業基礎。改革開放初期至21世紀初，為快速建立工業體系、推動經濟騰飛，我國投資重心集中于基礎設施、廠房設備等物質資本領域。這類投資見效快、易量化，能迅速推動經濟總量擴張，為后續發展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是特定階段的必然選擇。

（二）轉型階段：“物”“人”并重，破解發展瓶頸。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物質資本投資邊際收益遞減，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十四五”期間，國家明確提出“惠民生與促消費相結合、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相結合”的發展思路，標志著發展邏輯開始轉型，從“見物不見人”逐步轉向“物人并重”，開始重視民生保障與人力資本提升。

（三）“十五五”階段：“人本優先”，引領高質量發展。進入“十五五”規劃期，“投資于人”上升為核心戰略，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的核心抓手。這一階段，發展的核心目標從“經濟增長優先”轉向“人的發展優先”，通過系統性制度改革與資源傾斜，全面推進人力資本提升與民生福祉改善，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協同共進。

五、“投資于人”的核心關系：辯證統一，協同發力“投資于人”并非孤立的政策選擇，而是與相關領域形成辯證統一、協同互促的關系體系，共同構筑發展合力。

（一）“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相輔相成的“兩條腿”。二者絕非對立關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是經濟發展的“硬件”與“軟件”。投資于物是“硬件基礎”，涵蓋基礎設施、設備平臺、產業體系等實物資產投入，決定了經濟發展的“骨架”與“上限”，為人力資本發揮作用提供物質載體。投資于人是“軟件核心”，涵蓋教育、醫療、培訓等人力資本投入，決定了“硬件”的利用效率與創新能力，是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實踐中需兼顧短期與長期。投資于物見效快，可穩定經濟大盤；投資于人見效慢，但能積蓄長期紅利。唯有二者協同推進，才能避免“重物輕人”或“重人輕物”的極端，實現經濟行穩致遠。

（二）“投資于人”與擴大內需：因果循環的“動力源”與“助推器”。二者形成雙向賦能的良性循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支撐。投資于人是擴大內需的“動力源”。通過提升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改善消費環境，解決居民“能消費、敢消費、愿消費”的問題，釋放消費潛力，是擴大內需的根本路徑。擴大內需是投資于人的“助推器”。旺盛的國內需求與廣闊市場空間，為人力資本提升提供了需求導向與資源保障，倒逼教育、培訓體系優化，進一步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形成循環閉環。

（三）“投資于人”與新質生產力：密不可分的“核心引擎”。“投資于人”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根本路徑，二者存在本質上的支撐關系。人力資本是新質生產力的“創新動力源”。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創新，而創新依賴掌握前沿知識與技術的高素質人才。“投資于人”通過提升人才素質，將教育、科研資源轉化為創新能力，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要素。“人的升級”與“物的升級”需協同匹配。發展新質生產力不能僅更新設備等“物”，更需同步推進人的能力升級。否則，先進設備將因缺乏適配人才而閑置，無法轉化為實際生產力，避免“設備等人”的錯配困境。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新質生產力不僅追求經濟效率提升，更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投資于人”通過提升人力資本，確保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與人的需求相契合，實現生產力發展與民生改善的統一。

六、“投資于人”的現實挑戰：系統性難題，亟待破局“投資于人”戰略落地面臨觀念、結構、機制、資金等多維度系統性挑戰，制約了戰略效能的發揮。

（一）觀念與結構挑戰：慣性思維與資源錯配。重物輕人思維根深蒂固。地方政府與企業更傾向于投資周期短、易量化的物質資本，對教育、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因回報周期長、難量化，常被置于次要位置，導致資源分配失衡。投資結構失衡顯著。我國物質資本投資占GDP比重遠高于教育、衛生等人力資本相關投資總和。部分地區產業扶持資金中，超90%用于補貼設備廠房，人才引進與員工培訓投入不足10%，結構失衡制約發展轉型。

（二）機制與協同挑戰：碎片化管理與供需錯配。部門協同不暢，政策碎片化。“投資于人”涉及教育、人社、衛健、發改、財政等多部門，缺乏高效統籌機制，政策制定與資金使用“各自為戰”。例如，產業園區建設由發改部門主導，人才培養由人社、教育部門負責，易出現“廠房建好、人才缺位”的脫節現象。供需適配精度不足。人才培養周期長，而產業技術迭代快，導致人才供給與市場需求存在“時差”與“錯配”。新興產業領域高端人才短缺，傳統產業技能人才過剩，校企合作深度不足，畢業生實踐能力與崗位要求脫節，制約人力資本效能發揮。

（三）制度與人口挑戰：壁壘凸顯與結構壓力。制度壁壘制約人才流動。戶籍制度等限制了勞動力自由流動，進城務工人員難以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務，抑制消費潛力與生育意愿，影響人力資源優化配置。人口結構壓力巨大。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人口老齡化加速，對社會保障體系形成巨大壓力；生育成本高企，托育服務供給不足、專業人才短缺，導致“生得起、養不起”成為現實難題，進一步制約人力資本培育。

（四）資金與激勵挑戰：來源單一與動力不足。資金需求龐大與來源單一。“投資于人”需萬億級持續投入，主要依賴財政資金，部分地區財政壓力大，難以足額保障；人力資本屬于無形資產，難以估值抵押，社會資本與金融機構參與積極性不高，資金缺口突出。企業投資動力不足。企業人力資本投資存在“正外部性”，投入培養的人才易流失，導致中小企業投資培訓的意愿薄弱。政策落地存在堵點。科研經費管理僵化、技能人才補貼流程繁瑣、人才評價“一刀切”等問題，導致政策執行“中梗阻”，難以激發人才活力與投資積極性。

七、“投資于人”的對策建議：系統施策，精準破局針對上述挑戰，需以觀念革新、制度破壁、機制創新、資金賦能為核心，系統推進“投資于人”戰略落地見效。

（一）重塑觀念認知，明確重點領域。破除“重物輕人”慣性，將“投資于人”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核心指標，強化政策引導與宣傳解讀，樹立“人力資本投資是最具長遠效益的投資”理念，推動發展邏輯從“物本”向“人本”轉型。聚焦兩大重點領域。一是全生命周期民生保障。覆蓋生育養育、教育醫療、養老保障、住房安居等全鏈條，解決“一老一小”等民生痛點，提升居民幸福感與安全感。二是戰略性人力資源開發。圍繞國家戰略與產業升級需求，重點培養高端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新業態領軍人才，將人口優勢轉化為人才優勢，筑牢國家長期競爭力基礎。

（二）推進制度破壁，破解協同與流動難題。建立統籌協調機制。打破部門壁壘，建立由分管領導牽頭的跨部門統籌體系，整合教育、人社、衛健等資源，動態監測人才配套情況；推行重大物質投資項目“人才評估前置”制度，要求產業園區、重大項目立項時同步制定人才培養與引進方案，實現物與人同步建設。深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跨區域均等化，消除人才流動制度障礙；提高居民醫保財政補助與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完善社保跨地區轉移接續機制，讓人才流動無后顧之憂。均衡公共資源配置。借鑒國際經驗，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向欠發達地區傾斜教育、醫療資源，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減少人才單向流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三）創新機制賦能，破解供需與資金瓶頸。推進產教融合深度發展。建立校企合作長效機制，鼓勵企業參與人才培養方案制定、課程設置與實訓教學，共建實訓基地、聯合培養人才；推行“訂單式”培養，精準對接產業需求，解決人才供需錯配問題。強化金融賦能與激勵。創新人力資本金融產品，探索“人才貸”“技能貸”等模式，將人才價值轉化為可抵押資產，拓寬融資渠道；出臺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政策，激勵企業加大員工培訓投入，化解“為他人做嫁衣”的顧慮。優化人才評價與激勵機制。破除“唯論文、唯學歷”等“一刀切”評價標準，建立以能力、業績、貢獻為核心的人才評價體系，暢通技能人才上升通道，激發人才創新創造活力。“十五五”時期是中國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期，“投資于人”既是破解發展難題、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路徑，也是實現共同富裕、增進民生福祉的必然選擇。唯有以系統思維、精準舉措推進“投資于人”戰略落地，才能將人口規模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為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注入不竭動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的人才與民生基礎。

（本文將刊發于《中國民商》202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