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私人生活：苦日子里滿是煙火氣，唯獨王明和康生與眾不同

20世紀上半葉艱苦卓絕、波瀾壯闊反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中，中華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戰的怒潮，無數先驅為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獨立，發揚百折不撓的意志，毅然投身于反擊侵略的道路上，掀起一場追求民族解放和自我解放的偉大風暴，那時，延安成了全國人民心中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抗戰“圣地”，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愛國志士和熱血青年從五湖四海，像潮水般向延安涌來。紛紛投奔這里參加抗日隊伍，用年輕的生命和滿腔熱血，在這條鋪滿血與火的寫就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

有人質疑：這里吃不飽、穿不暖、地方小、敵人強，憑啥就能吸引成千上萬的青年往那兒跑？憑啥就能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孕育出最終改變中國命運的力量？是呀，那時正值抗日戰爭，加之反動派出的封鎖，延安的生活條件非常常艱苦，由于陜北氣候干旱少雨，土地是肥力貧瘠的黃土地，因此糧食產量嚴重不足。再加上民國時期的西北土匪橫行，大批農民逃荒，因此在延安地區的30余萬畝耕地中，有不少耕地已經遭到廢棄。 尤其是延安的金盆灣和馬市川，隨處可見破敗的農田與空蕩蕩的村落。一下子這么多的人來到這里，衣食住行如何解決。實行的是戰時供給制，生活高度軍事化，聽號聲起床、吃飯、工作、睡覺。

先說衣，那里的居民們一律身著統一的制服。冬季，他們會發放一套包括棉衣、棉褲與棉帽在內的御寒衣物，而夏季則僅提供一套單衣。起初，襯衣和襯褲并未發放（不過后來每年都會發放一件襯衣和一條短褲），但隨著戰事越來越緊，這點供應便卡斷了，那時一是省，二是自己動手。那時衣服舊了，破了，也“敝帚自珍”，舍不得丟棄。總是臟了洗洗，破了補補，穿了一水又穿一水，穿了一年又穿一年。衣服只要整齊干凈，越樸素穿著越稱心。華麗的服裝只有演員演戲的時候穿，平時不要說穿，就連看著也覺得礙眼。在延安，美的觀念有更健康的內容，那就是整潔，樸素，自然。

開展大生產運動，紡羊毛，紡棉花，是豐衣的保證，紡毛線給指戰員做軍裝大家用自己紡的毛線織毛衣，織呢子，用自己紡的棉紗合線，織布。穿的衣服鞋襪，有的就是自己紡的線織的布或者跟同志換工勞動做成的。紡線的時候，眼看著勻凈的毛線或者棉紗從拇指和食指之間的毛卷里或者棉條里抽出來，又細又長，連綿不斷，簡直有藝術創作的快感。搖動的車輪，旋轉的錠子，爭著發出嗡嗡、嚶嚶的聲音，像演奏弦樂，像輕輕地唱歌。那有節奏的樂音和歌聲是和諧的，優美的。小小的紡車搖出團團棉線，搖出了豐衣足食的新天地。

隨著紡線運動的開展，邊區軍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實現了“冬有棉、夏有單”，還辦起了被服廠，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線。如果把延安大生產運動比作高亢的交響樂，那么，這小小的紡車就是其中強有力的音符。如今，生產車間里經常能看到自動化智能設備，作為生產工具的紡車，已成為供人參觀的展品。但是說起延安大生產運動中的紡車，其蘊藏的強大力量則永載史冊，其承載的信念、精神和作風是我們永恒的精神財富。

次說食，據在學習的段蘇權回憶，1938年12月他入學時，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1.3斤小米，1斤青菜，油鹽各3錢（約15克）。每年發單衣、棉衣各一套，每月還有點零花錢。溫飽是有保證的。但隨著摩擦加劇，伙食標準就降了：每人每天只有1斤小米，每周還能吃上一頓小米摻大米的“二米飯”，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純大米飯。再往后，日子越來越難熬。

特別是1940年、1941年那兩年，用教員的話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最困難的時候，供給部是有糧就發，沒糧就停，食堂經常開不了火。只能喝很稀很稀的小米粥，學生們管這叫“哄嘴飯”，意思是只能騙騙嘴巴，根本填不飽肚子。后勤的同志急得不行，想方設法從外地運糧，結果好幾次，運糧隊空著手回來了。糧在半道上就被搶了。搶糧的不是土匪，是自己人！有醫院的傷兵，有小學部的人……

那時有一名大學生寫文章回憶說，在延安最強烈的感受莫過于對食物的渴望。那時，她身無分文，漫步在延安的街頭，每當看到攤位上那潔白如雪、散發著誘人香氣的白面饅頭，她的心都會隨之眩暈，真想偷偷地嘗上幾個。有一次，她和三位同學一同逛市場，身上總共只有2分錢，只能購買一瓶老陳醋。她們小心翼翼地將醋瓶劃成三等份，先是用舌尖輕輕舔舐，覺得味道酸甜可口，香氣撲鼻，便再也按捺不住，像小狼一樣咕嘟咕嘟地將自己那份醋一飲而盡。由于當時空腹且沒有油水，其中一位同學不久便回到窯洞，卻突然肚子劇痛，輾轉反側，嘔吐不止。

著名漫畫家華君武回憶延安舉辦的晚會，腹中饑腸轆轆，卻無食物可食。于是，他憶起白日里糊制窯洞窗戶所剩的半碗面粉，將其與水攪拌成漿糊，以此充饑。他晚年回憶道：“距今已43載，那碗漿糊的滋味仍歷歷在目，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漿糊常作為夜宵之選。” 有人回憶在延安那會兒，北方男生一頓飯能吃下十三四個甚至更多的二兩饅頭，而女生也有能吃下十一二個的。有一次改善伙食吃包子，一個食量驚人的抗大學生盧振中（后任武漢華中工學院副院長）一口氣吃了24個二兩一個的包子，這才問道：“這是什么餡？”

后來，開展了大生產運動，開荒，種莊稼，種蔬菜，是足食的保證，三五九旅的戰士們開荒1.12萬畝，產糧1200石，蔬菜實現完全自給。到1943年，開荒達到10萬多畝，產糧12000石，實現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錢”的奮斗目標，做到了糧食和經費的全部自給。也正是在這一年，一首由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灣》一下子唱紅了整個邊區。

再說住。延安黃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自古以來，住的基本都是窯洞，省錢、冬暖夏涼，一排排、一列列的窯洞依山而建，點綴在陜北的溝、梁、塬、峁之間，是黃土高原上的智慧。世世代代住在這些窯洞里，賡續血脈，延續鄉愁，形成獨特的陜北民居文化。但紅軍來到延安后，現成的窯洞根本不夠用，窯洞就成了剛需，窯洞最緊張時，十幾個女生擠在一個炕上，晚上大家一排排地睡下，早上起來時必須要喊一二三，一齊起來，否則誰也甭想翻身。”

丁玲紀實小說寫道：“老鼠在天花板上往返穿梭，不時嚙食著漿糊。有次，一只老鼠竟從上方跌落，重重地砸在了正沉睡的傅萊大夫臉上。”有一位名人寫在窯洞抗臭蟲的經歷：居于古老的窯洞之中，夜幕降臨，滿洞臭蟲如同潮水般涌出，密密麻麻地從各個裂縫中爬出，結伴成群，向我發起攻擊，這等奇景，聞者未之有，見者未之見，令人不寒而栗。起初，我以指代刀，奮力驅趕，繼而又以掌代拳，滿手沾滿了臭黃的污水，然而它們依舊源源不斷。幸而，我隨身攜帶著針線，迅速將帶來的床單縫制成一個簡易的口袋，將自己包裹其中。即便如此，我還是難以入眠，翻來覆去直至黎明將至，才得以迷糊片刻。清晨醒來，卻發現床單上布滿了斑斑血跡。

人多了窯洞不夠用，怎么辦。自己挖窯洞，大家扛著镢頭、鐵鍬，浩浩蕩蕩地一起開山鑿洞。于是，延安城周圍響起鎬頭和鐵鍬的聲音，到處都在挖洞。活兒催得緊，質量偶爾也會掉鏈子，土墻倒塌的事也出過幾回，但總的趨勢是，窯洞越來越多了。一個單位能有五六十個窯洞，就算規模不小了。即使這樣，住宿條件還是很緊張。學校里、機關里，窯洞通鋪上常常是人擠著人。但總算是緩解了窯洞緊張的局面。

最后說說行。在延安時期，正如一首延安民歌唱的：“數不清的溝壑壑、酸棗棗之坡，沉甸甸的歲月、毛驢驢馱，打斷鞭桿、沒走出黃土窩，盼過端陽盼重陽，盼著這延河畔上彩虹落……人們出行靠的是是腳底板和騾馬，但這一切，慢慢都得到了改善。

拿今天的眼光去看，當年延安的生活是清苦的，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每天洗腳洗臉都在延河，冬天敲開冰窟窿洗，夏天跳進河里沖。沒有肥皂就用石塊在河邊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過濾的堿水來洗。吃的是小米飯，一天兩頓，沒有菜，有時真餓得難以忍受，住的是光線差，又不能通風透氣形成對流的窯洞，物質生活雖然雖苦，但在精神上，卻是最富有、最快樂的一群。最能說明我們心境的，要算是回蕩在延河邊的嘹亮歌聲了。除了睡覺、上課、吃飯，他們隨時隨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飯前飯后唱，課前課后唱，行軍時唱，開大會時更唱，歌聲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動山搖。

尤其是延安當年的那些大學，每到夜晚，從一層層、一孔孔窯洞紙糊的窗口透出的油燈光，在高原寂靜的夜空中閃爍，從對面山坡或延河邊望去，校舍又像一座巍峨而寬闊的不夜城，成為許許多多男士心目中最愛看，而且又引起無窮無盡遐想的美景。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軍事化生活強健了體魄，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積極響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積極參加勞動和學習，熟練地揮舞鋤頭，不怕臟累，每天都干得滿頭大汗，他們不僅仿線，還編籮筐、納鞋底，投入火熱的革命生產運動中去，成為延安最美麗的景觀。

那時延安的日子，正如人家描述的，延安苦日子里，是滿滿的煙火氣，大家的生活都充滿著陽光。尤其是高層領導干部，強調艱苦奮斗、人人平等，清貧簡樸，堅決反對生活特殊化，正如美國記者斯諾寫的：他們住的窯洞，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么兩樣，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腳蹬草鞋，平時睡覺就蓋一條補得幾乎失去原本樣子的毛毯，也從不舍得丟棄。領導干部普遍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 ，形成了“只見公仆不見官”的良好風氣。

然而，在這一時期被譽為革命的神圣之地的延安，象征著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卻意外地隱藏著兩個與眾不同的人，我們別開其政治主張不談，單一就其生活的“奢侈”，便覺得他們簡直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另類”，這兩人便是同一天從蘇聯衣錦還鄉的王明和康生。

先從那個時期的一張領導人普通合影的老照片說起。時間就是延安被反動派嚴酷的經濟封鎖最艱難的日子，根據地物資極度匱乏，幾乎到了無衣可穿、無油可食、無被可蓋的地步，大部分領導人身上的棉衣補丁摞補丁，腳上的布鞋沾滿黃土也舍不得換，甚至有人穿著行軍的草鞋，唯獨前列一右一左的王明與康生兩人衣著昂貴，王明頭發梳得油光水滑，油頭粉面的模樣、板正的中山裝和锃亮的皮鞋，康生的拉鏈服裝在當年算是最稀罕的物品。

要知道，此時的延安是個什么光景？反動派封鎖這里，這些樸素的布鞋，踩的是延安的黃土地，走的是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的路。 而王明和康生的那付打扮，不光是物質上的特殊化，更折射出這個人思想上壓根兒就沒接地氣。在延安軍民普遍過著"布衣蔬食"日子的年代，這樣一雙皮鞋和拉鏈服裝，刺眼得很，與所有領導人樸素的衣著、堅毅的神情形成了鮮明對比。

據后來負責領導人保衛及后勤工作的左葉回憶：王明從蘇聯回國時，他跟著領導人一起去機場接王明，隨著一陣沉悶的轟鳴聲，一架蘇制運輸機在簡陋的跑道上降落，螺旋槳卷起的狂風讓眾人不得不瞇起眼睛。艙門緩緩打開，一個身著筆挺西裝、外罩黑色呢子大衣的男人出現在艙口，正是從莫斯科回來的王明和康生等人，他們的派頭極大，與延安滿地的灰土和補丁顯得格格不入，仿佛他是帶著某種神諭的使者，歡迎的人群簇擁上去，掌聲和歡呼聲此起彼伏。

接著領導人在場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稱他們是駕著仙鶴，騰云駕霧從昆侖山那邊飛回來了。久別重逢，家人團聚，喜從天降，當時“彼此握手擁抱”，一堂歡敘，所談都是高興的事” 王明自然也是十分興奮，當即賦詩一首：國際連番命啟程，日船悄悄四人行；六年中外風云變，蔣請蘇機萬眾迎”。他躊躇滿志，準備大顯身手。

不過，那時的左葉當了后勤官，他深知領導人的作風，把細糧留給前線，自己啃野菜窩頭。尤其是他自己，當運糧隊被伏擊，他掄起扁擔就往人堆里沖，把扁擔舞得像達摩的禪杖，硬生生把糧食搶了回來。這一系列操作的底層邏輯高度一致：核心業務（打仗）的資源必須保證，輔助部門（后勤）可以壓縮成本，甚至負責人可以自帶干糧，自帶家伙，親自肉搏。

誰知道這王明一回來就不一樣了，每天吃的喝的都是高檔貨，其他人敢怒不敢言。這天王明找到保衛及后勤的左葉，點了一份自己想吃的食譜：香腸、魚子醬、面包片、蔬菜、牛奶等當時昂貴食物。左葉一看就氣不打一處來，向他嚷道：“前線的戰士連炒面和黑豆都吃不起了，你還好意思要這要那的？”王明那時以“太上皇”自居，哪里容得下這般言語，和左葉嗆了幾句，誰知左葉對著矮小個子的王明整天趾高氣昂的樣子，更是讓他火冒三丈，竟然兩巴掌呼了過去：“叫你再胡咧咧！”

要知道，王明當時何許人也，一狀告到了左葉的上級領導那里，他被關了三天禁閉，罪名是“目無上級”，并被通報批評，他再一次降職到抗大學習。但他一點不覺得虧，他只是想不通一個簡單的道理：“槍不能餓肚子，鋤頭能。”這是一種極致的實用主義，一種野蠻生長的生存法則，跟那些在象牙塔里畫PPT的精致官僚，完全是兩個物種。建國后左葉擔任過副部級領導干部。

至于康生，同樣是擔任過副部級領導干部的師哲，就撰文指控康生夫婦在延安期間的特殊化，文章指出，當時，那時康生住的窯洞和我相距很近。為了他的幫忙，我常到他那里去。康生給自己安了好幾個秘書，有政治秘書、行政秘書、業務秘書、機要秘書、生活秘書等等。他和他老婆曹軼歐專門從事尋找“雞蛋縫”“下蛆”,其他一切事情都由秘書代勞。

其中他的生活秘書周惠年，河南人，略識文字，解放腳。十幾歲參加革命，長期為上海地下黨跑交通、住機關，她幾次被國民黨關進監獄，甚至婆婆、女兒等全家坐監獄，她在監獄里生了一個男孩，小名就叫囚童(現任中國民航總局副局長李釗是也)。她的丈夫(烈士)被敵人殺害，為了不讓敵人有隙可乘，她沒掉過一滴眼淚。“雙十二”以后被釋放，回到先進組織的懷抱，到了延安。她是一位堅強而有功的戰士! 當時周惠年30來歲，女兒送到蘇聯去了。康生夫婦把她介紹給我，我尊重她的光榮歷史，我們結合了。

師哲文中說：康生有一套立身處世的哲理，這是后來他對我說的。他說： “在中國的社會上要搞好關系，站得住腳，能發跡，就得重視兩條渠道； 一是教書，建立師生關系；二是說媒，成人之美。這不僅可以獲 得對你的好感，甚至可以成為長期友誼和恩典的基礎。”

師哲指控康生夫婦的一切工作與生活事宜均由秘書全權打理，乃至包括日常的洗腳與沐浴。在伙食標準上，康生力求與中央領導同志保持一致。然而，他亦有著與眾不同的個人要求：他只穿狗頭牌的襪子；所用的地毯均系從中亞地帶回；衣物，尤其是大衣與外套，必須是莫斯科制造的；而辦公桌上，各式干果——花生、核桃、杏仁，乃至柿餅——則不可或缺。盡管如此，他仍舊不斷地向他所領導的社會部表達自己的苦衷，以期獲得額外的關照。

他時而品味咖啡，時而暢飲美酒，雖非頻繁舉杯，卻頗具酒量……因事業未遂，他常借酒消愁。一日，他特邀米大夫至其居所，取出珍藏多年的法國與英國佳釀，一番暢飲，直至日暮，二人皆醉得不省人事。由此可見，康生的生活奢侈程度。當然，后來王明和康生的所作所為終究遭到世人的唾棄，這不屬于本文的話題范疇，就此打住。本文參考資料《師哲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