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內為何形成了小事也要層層審批的工作模式？

體制內為何形成了小事也要層層審批的工作模式？

碧翰烽/文

關于體制內“審批疲勞”的吐槽從未間斷：一份并無爭議的常規采購、一次例行的調研活動、甚至一個并無風險的蓋章證明，往往也要經歷“經辦-科長-分管-主要領導”的漫長旅程。但其實很多時候這些領導的審批工作并無什么必要，他們往往也不會真正地仔細過問、審查，大多數情況下是走個過程。這種“大事小事都請示，方方面面都過會”的工作模式，真的有利于干事創業、解決問題嗎？

我認為，這背后不僅僅是工作作風的懈怠，更是一套由制度設計、風險規避和程序異化共同催生的復雜生態。

先說第一個問題：上面“有要求”，要求執行“請示報告”，有的出現過細過度。

當然，加強管理、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確有必要。但有些管理就過度了，幾乎管到了每一個“毛細血管”，以至于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請示報告”，便產生了“邊際效應遞減”。

不少基層單位陷入“過度請示匯報”的怪圈：會議怎么開、文件怎么發、甚至督查怎么搞，都要事先口頭或書面請示。如此就形成層層審批，請示報告的主體要層層審批，被請示報告的主體也層層審批。“請示報告”多了，審批也就跟著多了。

有一個現象也頗有意思：當基層向上級請示“這事怎么辦”時，得到的答復往往是——“你們看著辦，只要不出事就行，我們也不知道明確要求。”這種模糊的授權，實際上是將決策壓力反拋給基層。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了“備案”變“審批”的異化現象。

據半月談2025年底報道，中部某縣一名副鎮長因市委組織部門的備案流程遲遲未完成，導致任命被撤銷，被迫回到原崗位。有的干部甚至任職兩三年后備案仍未通過，被戲稱為見不得光的“黑干部” 。本是告知性、程序性的“備案”，硬生生拖出了審批的架勢，這種權責錯位，直接導致了行政空轉。

第二個問題：大家都明白的“怕擔責”心結，希望通過層層審批規避風險、分攤風險。

網友提到的“怕擔責”，確實是問題的核心，但背后的成因更為復雜。一方面，許多規定是“原則性”的。這種“原則上可以”的表述，在不同人、不同部門、甚至不同時間節點，可能解讀出截然相反的結果。

這就引出了基層最頭疼的問題：督查檢查的標準尺度不一。同樣的做法，在當時的領導下是“創新”，換一任領導或遇到督查檢查，就可能成了“違規”甚至“整改項”，導致追責問責。正如有的基層干部坦言，最怕上級在電話里口頭通知“指導一下”，真出了事，沒有正式文件撐腰，基層就得承擔全部責任。

此外，“按規定辦”也常淪為形式主義的擋箭牌。看似合規，實則“踢皮球”——上級簽個“按規定辦”圈閱了事，下級面對模糊的空間要么束手束腳，要么為了趕進度只能“揣摩著辦”，甚至于不得不打擦邊球或違規執行。

第三個問題：過度“規范化”：一人演完多角色的審批劇本。

第三個問題直指制度規范化、信息化應用的副作用。當程序越來越多，環節越來越多，制度、操作的規范化形成了，只是過了度，就會衍生出一個又一個的審批。

因為每一個環節、每一道程序，需要一個又一個人的把關審批。

近年來，為了追求精細化管理，許多機關引入了數字化平臺，設計了環環相扣的流程。初衷是好的，通過程序固化權力，防止人為干預。但過猶不及，當流程標準化走向“過度標準化”，就衍生了“一個環節一個釘”的死板模式。

在一些人員充沛的大機關，每個節點配一個人審批自然流暢。但在人手緊張“一人對多人”的基層，卻可能啼笑皆非：由于一項業務必須經過A、B、C、D四個賬號審批，而科室只有一個人，最后的結果往往是，要么一個人拿著所有人的賬號從頭點到尾，要么大家輪流輸入密碼。流程形式上走完了，真正的審查責任卻無人真正承擔。這種 “一人分飾多角”的審批，與其說是把關，不如說是為了滿足系統邏輯而進行的數字表演。

“層層審批”之所以讓人疲憊，是因為它常常模糊了“管理”與“折騰”的界限。根治這一頑疾，并非要廢除審批，而是要明晰權責邊界。

比如雙峰縣推行的審批改革，對于500萬元以下項目立項，審批環節從5級審簽（縣長終審）壓縮為3級（分管副縣長終審）。永修縣創新“科室直批－專業復核－集體決策”三級審批新體系，將158項一般事項賦予科室終審決定權。

總之，干事創業需要的是一錘一錘釘釘子的落實，而不是在層層畫圈中空轉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