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喪失遏制中國的最佳時機，美國戰略界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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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何崛起，離不開幾任美國總統的“助攻”，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都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一個讓中國入世貿，一個讓中國有了發展時間，一個讓美國錯失了技術優勢，當特朗普上任時，美國戰略界發現，他們已經喪失了遏制中國的最佳時機，這場世紀之戰前途未卜。

11月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火藥味極濃的辯論，一方是奧巴馬政府的經濟高參、自由派旗手杰森·福爾曼（ Jason Furman），一方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指南針”的創始人奧倫卡斯（Oren Cass）。

兩人從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一直辯論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福爾曼認為中國加入世貿是利大于弊，降低了美國的生活成本，但卡斯卻認為“讓中國加入世貿”是災難性決策，當年的一系列假設都是錯誤的。

卡斯雖然有偏見，但說出了一部分事實，加入世貿確實是中美國運的分界點，自此之后中國迅速發展，每年經濟以兩位數增長，而美國則接連做出災難性決策，不斷衰退。

第一個給中國送來助攻的總統比爾·克林頓，他當年極力促成中國加入世貿，加入世貿可以讓參與國免于隨意的反傾銷調查、高關稅壁壘和配額限制，讓中國受到的貿易限制更少。

克林頓和美國戰略界讓中國加入世貿基于兩點考慮：

一是能給美國帶來經濟利益。當時美國商界，尤其是波音、通用電氣、沃爾瑪急欲打開中國市場，美國農民也希望向中國出售農產品，美國當時正處于通脹周期中，克林頓希望通過中國的低成本供應鏈降低物價，來贏得選民好感。

二是美國戰略界認為，美國有能力將中國“和平演變”，采納西方制度的中國最終會融入美國主導的體系，成為美國的附屬國。

美國當時剛贏得冷戰，認為美國民主是“歷史的終結”，是不可阻擋的大勢，美國需要做的只是加快這一進程，他們相信經濟自由化會帶來政治開放，最終中國將被和平演變。

這套戰略被稱為接觸+融入。

現在看來，克林頓的第一個目的部分實現，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供應鏈確實讓美國物價降低了，但隨著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美國制造業也遭遇了競爭，這在美國被稱為“china shock”。

另外，中國也未向美國假設的那樣被和平演變，成為另一個日韓，中國在經濟崛起后反而對自身體制更有信心，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更大，不僅沒能成為美國的附庸國反而成為獨立，強大的競爭對手。

因此，包括卡斯，特朗普，很多人都把責任歸咎為克林頓，但其實這一點并不準確，當時美中強弱的態勢太明顯，沒有人會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預言而犧牲暫時的利益。

真正讓中美國運發生逆轉的其實是小布什，他沒有采納已經成型的遏制戰略，反而因其混亂的經濟政策和荒唐的對外戰爭（阿富汗、伊拉克）讓美國由盛轉衰。

2000年，美國戰略界已經認為之前的條件太過優惠，應該限制中國的發展。

當時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鷹派認為中國崛起是對美國霸權的結構性挑戰，接觸+融入的觀點不現實，美國應該主動遏制中國。

他們當時制定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戰略計劃，包括：

1、認為中國不是戰略伙伴而是戰略競爭者。

2、升級日美同盟，推動日本“正常化”與軍事擴張，讓日本承擔第一島鏈的核心角色。

3、推動亞洲版北約，將日韓、澳大利亞、臺灣地區、菲律賓綁在一個非正式集體安全框架下，對臺灣當局增加援助。

4、強化與印度的戰略協作，推動美印安全協議。

5、限制向中國輸出高端技術，阻止中國獲得關鍵材料，奉行更嚴格的出口管制清單。

6、推遲或拒絕中國加入WTO，至少要制定更為苛刻的條件。

考慮到當時美強中弱的態勢，如果小布什采納了這一戰略，對于中國將是災難性的，遭到圍堵的中國將很難順利進入全球市場，擴大出口，國內心態也會因為圍堵變得更為激進，對外采取更保守的政策。

但是之后兩件事，讓美國鷹派的計劃沒有得逞。

一是911，911后，美國民意非常憤慨，小布什被迫將注意力轉向阿富汗、伊拉克等中東地區。911還激起了小布什和新保守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狂熱，他們之后推出了大中東民主計劃，美國將大量精力消耗在中東泥潭中，沒有能力再去遏制中國。

二是當時的中國做出了非常正確的選擇，江同志、朱同志一方面在國內推動市場經濟建設，完成國企改革、入世貿和分稅制改革。一方面對外韜光養晦，為了長遠利益犧牲了暫時的榮辱。

911發生在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后不久，中國人民對美國的無理行徑非常憤慨。在這種情況下，江同志仍然第一時間給小布什打了電話，表示對美國人民的哀悼并說中國愿意配合美國反恐。

小布什找不到反華的理由，而且美國在阿富汗的行動也確實需要中國協助，遂開始改善對華關系。

整個90年代，中國對美國都采取了隱忍的態度，為的就是贏得發展的時間。

事實證明，這一戰略完全正確，2000-2010年，中國以2位數的經濟增長發展，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因為阿富汗、伊拉克戰爭耗盡了財力，國力大不如前。

小布什放松對金融機構管制，允許無償債能力的人0首付購房，直接導致了次貸危機，戰爭、金融危機掏空了美國，2008年后，美國再不復往日盛況。

2008年，中國開始了四萬億大基建再次迎來發展高峰，美國驚恐地發現中國已經無比強大，接下來就是奧巴馬時代。

奧巴馬和他的幕僚雖然意識到中國的崛起，但還是對美國制度抱有迷信，尤其相信美國在高端制造業的優勢，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國最終會被美國和平演變。

對于奧巴馬過度的樂觀，《芯片戰爭》的作者克里斯·米勒提出了尖銳批評。

他提到奧巴馬戰略由三個錯誤哲學組成：自由貿易萬能主義、科技烏托邦和供應鏈全球主義。

奧巴馬相信，自由貿易和技術擴散是不可阻擋的，任何出口管制都不會有效，奧巴馬還堅信自由貿易，認為美國制造業的流失是市場選擇，無需過度干預。

奧巴馬和幕僚們認為只要美國“跑得更快”就能確立優勢，所謂“跑得更快”，就是美國憑借其人才、資本和教育優勢，在研發上永遠領先，只要美國掌握設計權，在創新上的速度永遠領先技術擴散的速度，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這種想法非常天真，一是技術創新不可預測，沒有有更好的高端人才就能不斷出現顛覆性創新的道理，可能很長時間沒有創新，也可能在短時間內集中出現創新，創新速度不一定能趕上技術擴散速度，而通過自由貿易和體制優勢（國家投資），中國往往能迅速獲得設備和人才，彎道超車，追上美國。

二是制造能力和設計權同樣重要，如果只有創新而無法制造并不能獲得優勢。

米勒提到，軍事優勢更多取決于“制程能力”和“量產能力”，而不是單純科研能力，如今中國的制造業遠比美國龐大，產業鏈幾乎自主，就拿無人機來說，中國的生產能力就比美國強出太多。

米勒甚至認為真正決定權力的是“現金制程制造能力”，而不是“設計能力”，美國之所以現在還占有優勢，只是因為臺積電、ASML和日本的光刻膠還大致在美國的勢力范圍內，但是如今中國在半導體、芯片制造中的占比已經越來越高。

米勒認為，幾十年的半導體發展史，就是美國不斷讓出制造和供應鏈控制權的過程，先是出讓給臺灣地區、韓國、荷蘭，后來又逐步讓給中國大陸，而即使對臺積電、ASML和英偉達，美國也無法禁止住他們向中國大陸出口。

米勒認為，美國直到2018年才意識到自己在芯片全球化中丟掉了戰略主導權，才開始真正重視出口管制，而這時已經為時已晚。

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個清晰的脈絡。

克林頓讓中國加入世貿，掃清了中國進入國際市場的障礙，讓中國獲得了獲取投資、外匯和擴大經濟影響力的機會。

小布什將戰略中心轉向了中東，讓中國獲得了難得的發展空間，得以在這段時間完成內部改革，增強國力。

奧巴馬對自由貿易和美國創新優勢的迷信讓中國得以從中低端制造邁向高端制造，獲得了向美國挑戰的能力，高端制造曾是美國及其盟友最大的資本，現在連這一點似乎都將不復存在。

與美國相比，我國在90-10年代的決策幾乎次次正確，沒有犯過一次戰略錯誤，最終的結果就是“東升西降”，美國錯失了遏制中國的最佳時機，中國可以和美國勢均力敵地掰手腕。

拜登上任后，一度卷土重來，但被特朗普打斷，如今，美國再次陷入內斗，外交戰略受到特朗普個人情緒影響，混亂不堪，美國戰略界擔憂，這場大國博弈的結果極為難料，美國很可能是輸家。

幾十年前兩國的決策，終于在幾十年后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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