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陶淵明的明亮感

第四講：農(nóng)事與健康（一）

農(nóng)事與健康

陶淵明前后娶了兩個妻子，共育五子。他給自己的孩子留下了詩文，在這些文字中，我們所熟知的那種父子之情表達得十分充分。這五個孩子給陶淵明增添了許多樂趣，極大地安慰了他：“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命子》）“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止酒》）“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責子》）

從這里我們會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溫暖，全部世俗生活所享有的這一部分對他來說沒有缺失，真是幸運。我們不禁想到，陶淵明忙于農(nóng)事，同時還要撫養(yǎng)五個孩子，這種忙碌既耗費了許多精力，又讓他感到充實。有了這樣的忙碌，才更像一個打理園子的人。

那些膏粱厚味的士族大戶常常有少子和無子的苦惱，而辛勞的陶淵明卻有五個孩子。這些孩子既可以是田里的好幫手，又成為詩人精神上的一大慰藉。他為這五個孩子的未來憂慮，寫下了《與子儼等疏》，對他們細細叮囑。這五個孩子在后人的文字記載中沒有出現(xiàn)，大半可能沒有什么功名。更細致的情況我們難以知曉，時間過去了這么久，我們也只能從詩人自己的文字里了解他們的信息。

陶淵明的家庭生活越發(fā)像一個依賴土地的農(nóng)民，如果屬于人丁稀薄之家，反而不夠典型。拖家?guī)Э冢鸥褚粋€農(nóng)耕者。“白發(fā)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責子》）“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雜詩十二首·其四》）我們想象的田園農(nóng)村就是這樣扶老攜幼，是一種稚童歡笑的氛圍。他和他們一起逮田雞捉知了，他的門前常常圍了一群手拿青果的村童。

村童尾隨著田埂上的一個男人，這個人叫陶淵明。想象兒童們在陽光下，臉上沾土，手腳裹泥，笑容頑皮，當陶淵明偶爾接待那些高人名士的時候，他們或羞澀地規(guī)避，或在一旁偷觀。陶淵明與文人雅士唱和的時候，孩子們手拿瓜果站在一邊，神態(tài)有趣。這一切跟陶淵明用粟米釀新酒、夜里披衣開門迎客的場景正好諧配，一切都那么貼切吻和。正是這些生活細節(jié)，這些場面的疊加，讓我們感受了陶淵明的農(nóng)事和他的健康。

陶淵明從一個具有為官傳統(tǒng)的家族里退出，從“恥于農(nóng)事”的士大夫階層退出，尋找到的是這樣一種生活。這不僅使他的日常狀態(tài)極大地區(qū)別于以前的仕途，也區(qū)別于當時那些以各種方式脫離權勢集團的知識人。那些人紛紛發(fā)明個人的生活，有許多大膽的行事方式，除了狂飲和談玄、食散與修道之外，如嵇康等人還聚在一起打鐵。作為可以世襲官位的士族后人，這些人的行為舉止可謂驚世駭俗。給我們的感覺是，他們所做的事情多多少少有一點表演性，缺乏一些日常性，不像是準備持續(xù)一生的本分勞動。

如果將這些知識人比作一粒粒種子，他們被魏晉的疾風從廟堂吹散到各個角落，卻不見得全都扎下根來。陶淵明不僅落地，而且生根，結(jié)出了新的種子。

明亮感

在陶淵明所有的詩文里，給人印象最深、帶來閱讀快感最大的，就是回歸田園之初寫下的那些文字。比如說代表作《歸園田居五首》、《歸去來辭》等，無不洋溢著一種明亮感、一種溫情暖意：“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歸園田居五首·其一》）“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歸去來兮辭》）這種色調(diào)與感受在后期詩文中并不多見。這不是一般的歡愉和暢快，而是長舒一口之后的放松與愜意。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創(chuàng)作者的這種心情與狀態(tài)強烈地感染了我們，吸引了我們，以至于久久品咂而不能忘懷。這是詩人長期埋在心底的一根弦，撣去浮塵，頻頻撥動，最后終于奏響了連貫、飽滿的快樂之聲。

田園生活看來是人類置身客觀世界中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方式，它的整個過程無非在重復這樣一些動作：播種、看護、侍弄、培育。這其中較少包含復雜的技術性，只要不是遇到天災，勤奮辛勞即可獲得自己所需的一份口糧，最依賴的是雨露和陽光。這種簡單而淳樸的勞動方式本身即蘊含著無可比擬的道德感。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認為：不同的勞動所蘊含的道德倫理意義也是不同的。耕作活動既不同于手工業(yè)者，也不同于商業(yè)經(jīng)營，更有別于所謂的科技發(fā)明，操持農(nóng)事的過程較少或不會輻射、外溢出傷及周邊的任何有害元素，而從事者的身心在這期間還會有許多良好的修持。

就耕作來說，這種最基礎的勞作方式直接與維持生命所需相對應，而其他工作則需要依賴這種勞動所提供的收獲物，將它當作一個前提。人類最早向外部世界索取生存所需的動作，就是這樣簡單直率和樸素。這種活動對人的觀念培育，對心靈的安慰和潤化，對人性的感召，因為它所具有的淳樸性和直接性，會更加強化誠實和淳厚的一面，就此而言，這又是其他活動無法比擬的。

一個人仰頭是“高旻”，低頭是“大塊”，遠望則是無邊的原野，視力所及就是那些欣欣向榮的綠色植物，是活躍其間的一些大小生命，就環(huán)境來說，也與其他的勞動有了區(qū)別。田間勞動與自然界的這種親和關系、融入關系，是其他工作所沒有的。也正因為如此，詩人身與心的疲憊得到了休息，一些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創(chuàng)傷得到了修復，也就產(chǎn)生了那個欣悅的、滿臉陽光的陶淵明。

陽光灑向萬物，也灑在陶淵明的身上，這對于詩人很重要，對于他的作品、他歸來后所洋溢的那種健康溫煦的氣息是至關重要的。人也可以看成是一棵會移動的樹，也需要光合作用。當一個人長期處于陰郁的角落，在遮蔽陽光、阻擋氣流的地方生活日久，心情必然會受到影響，比如變得抑郁，變成灰暗的色調(diào)。當一個人身上灑滿陽光，先不從醫(yī)學角度說可以合成維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對于維持這個生命的健康至關重要，更多的還有精神和心理上的潛移默化作用。后者也是生命健康不可缺少的條件。

陶淵明移居鄉(xiāng)間以后，夜間可以看浩瀚的星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雜詩十二首·其二》）白天可以看澄澈的蒼穹：“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和郭主簿二首·其二》）放眼四野，無邊無際，置身的空間較前更加開闊和遼遠了。這不僅讓我們想起了康德的一句話，那是說一直讓他感到敬畏的兩種事物：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把這二者并列一起大有深意在。我們可以想到這二者是不可分離的。頭頂這片幽深的星空實際上顯示了一種莫名的、冥冥之中的巨大規(guī)定力。這種力量讓人經(jīng)常面對和感受，從而發(fā)生和建立起一種無所不在的聯(lián)系，也就勢必影響到心靈，讓人產(chǎn)生一種敬畏感。而人類心中所固有的良知與道德法則，也來自那種無所不在的規(guī)定力，那是一種永恒的力量。可見這神秘莫測的兩個部分其實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

一個人如果隔絕星空，身上不再灑滿星光，心中那個道德律也必然受到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擁擠的城市生活會多多少少瓦解人類心中的神性。這種瓦解與消磨的程度在每個人身上是不同的，但一定會發(fā)生。隨著時代高科技的發(fā)展，城市化的愈加深入，那種瓦解力就會變得更加強大。由此來想象陶淵明的日月，就要為詩人感到欣慰了。他回到那樣一種人生圖景中去，實在也是一種幸運。

如果不以現(xiàn)代眼光來考察，而僅僅是把魏晉南北朝放在中國古代歷史中討論，這個時期倒有可能是相當“城市化”的。當時政權分裂割據(jù)，城市破壞嚴重卻又紛紛矗立，為防御和戰(zhàn)備的需要建起許多軍事要塞，它們又演變成一個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當然，說它是一個城市化比較發(fā)達的時期，并不是從現(xiàn)代城市的概念和角度來說的。一個農(nóng)業(yè)國家的早期，無論如何城市化肯定還是遠遠不夠的，但詩人生活在這樣的城市里，畢竟離真正的鄉(xiāng)野還是遠了許多。

陶淵明當年感到了生活的狹窄，心生不適以至于反感和厭惡，對田園生活的渴念也就產(chǎn)生了。他回歸而帶來的那種自由和暢達，那種欣欣向陽的情懷，對我們生活在鬧市的日益窘迫的當代人，會產(chǎn)生很大的觸動。

張煒｜人民文學出版社

張煒用長達數(shù)十年的長跑，完成了對中國古典詩學高峰成就的一次深入的概覽，“打開一條精神的地平線”。在“張煒古詩學六書”中，他把自己數(shù)十年深研的結(jié)晶向當代的讀者完全敞開

張煒的解讀文字，每一篇都是筆酣墨飽的美文，詩意沛然，文采斐然，以詩情對仗詩情，以美文碰撞美文，以生命品讀生命，在一位位頂級詩人身上開掘出豐盈，堪稱當代讀者走進中國古典詩學寶庫、領略漢語之美的第一課。

張煒｜《去老萬玉家》｜人民文學出版社

此書寫了大變局將臨的19世紀末：從廣州同文館回半島探親的青年舒莞屏，回程突遇風暴，借輪船延誤之期完成恩師重托，前往聲名遠揚的萬玉大營，由此開啟步步驚心之旅。從熱血沸騰的崇拜到摧肝裂膽的悲絕，從無法抗拒的誘惑到深冤凝結(jié)的仇讎，九死一生，舒莞屏最終沖出魔窟羅網(wǎng)。

這是一個韌忍和藐視、周旋和看破、決絕和撞碎的青春故事，一部艱難完成的世紀驕子傳奇，一場遲遲到來的男子成人禮。此旅之后，未來將不存任何奢望和僥幸，更不再膽怯和畏懼。

張煒｜《陶淵明的遺產(chǎn)》｜人民文學出版社

《陶淵明的遺產(chǎn)》是茅盾文學獎得主張煒對陶淵明多年研讀、體悟的結(jié)晶。在本書中，張煒先從“魏晉這片叢林”說起，將讀者帶入陶淵明所身處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盛行的魏晉時期。我們由此觸摸到陶淵明掙脫官場、投身田園與農(nóng)事所蘊含的豐厚意義：在“文明法則”與“叢林法則”之間，陶淵明做出了自己的判斷與堅守。

張煒還通過與高更、梭羅、荷爾德林、彭斯、維吉爾、托爾斯泰、蒙田及屈原、莊子、王維、“竹林七賢”、孟浩然等諸多藝術家的對比，將陶淵明置于廣闊的價值參照系中。在文明史上眾多相似與不同的比照下，陶淵明的光輝分毫未見，而終成為一個時代的孤高標本。

此外，本書還捕捉到陶淵明人生中眾多的生命沉思，并揭示其深刻的哲學意蘊與詩學價值，頗能給當代人以巨大啟發(fā)。

初審：黃方也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