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能聽懂“玩火者必自焚”嗎？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2025年4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依據“301調查”宣布最終措施后，相關舉措一直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原本大多數旁觀者均認為此項舉措將伴隨中美談判而被延遲，然而，本輪中美在航運與造船領域的摩擦于10月中旬正式展開。美方率先實施針對中國相關船舶的港口費政策，并于10月14日起生效，其措施具有明確的針對性：

對中國實體擁有或運營的船舶，按每凈噸50美元收費，且未來幾年費用將逐年遞增；對中國建造的集裝箱船，則需支付每凈噸18美元或每卸箱120美元中的較高金額。此外，美方還進一步宣布，將自11月9日起對特定中國制造的港口設備（如船到岸起重機、集裝箱底盤車及零部件）加征100%的額外關稅。

作為對等回應，中方亦于10月14日同步生效反制措施，對涉及美國旗、美國造、美國公司擁有或運營的船舶收取特別港務費，首年標準為每凈噸400元人民幣，并公布了后續幾年的遞增收費標準。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的反制特意豁免了中國建造的船舶，以保護本國造船業。隨后在10月15日，中方進一步加大反制力度，將韓華海洋株式會社（Hanwha Ocean）的5家美國子公司列入反制清單，禁止其與中國境內組織及個人進行交易與合作。

中美航運之爭的本質

可以發現，50美元每凈噸和400元人民幣每凈噸具有高度的對稱性，因而此舉被普遍解讀為精準打擊美國試圖借助外企重振本國造船業的企圖。中國海關總署發言人將此次反制定性為“必要的被動防御行為”，旨在維護國際航運的公平競爭環境。至此，中美貿易摩擦已從傳統的關稅領域，延伸至航運、造船等更廣泛的產業戰略層面。

同時，針對美國方面精心設計的芯片禁運管制體系，中方以“像素級復刻”的方式，在稀土的管制體系中原模原樣的復刻了有關的技術細節，外部觀察普遍認為，這種基于對美國大棒的“像素級復刻”來制造中國反制大棒的情況，瞬間激怒了白宮那位老公主，使得老公主以“發推、對華加稅100%”的模式來發泄其難以抑制的暴走情緒。這也導致了近期的A股、黃金市場、白銀市場的劇烈波動。

而針對中方的反制，什么中國的稀土制裁無效、將會催生歐美放棄環保主義立場并建設自己的稀土產能，什么中國不買大豆可以讓美國自己把大豆拿來榨油然后不買中國食用油等奇談怪論都紛紛走上頭面，這些酸葡萄式的敗犬哀嚎已然完全不值一駁，想必諸位讀者已然自己心中有數。

總之，針對港務船舶的對華制裁，完全是美方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插一個爛梗，網傳貝森特最近對我方談判代表的怨氣，可能因為貝森特的性取向原因，他把我方所說的“玩火者必自焚”理解成了懲罰不義人的索多瑪天火焚城）

從動機來揣測，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反反復復在港務船舶上搞幺蛾子，大概是希望削弱中國的國際貿易優勢基礎。特朗普政府今年上臺以來，之所以和2018年關稅戰的反饋情況截然不同，和中國依托全世界貿易體系優勢采取的反擊高度相關。對中國貿易制裁，對美國來說，已經變成了傷敵一千、自損一萬的自殺式沖動。

歸根結底，中國基于雙循環的經濟體系建設，現在已經是國際經濟循環的起點，也是終點，從實體經濟而非基于虛擬經濟來看，從沒聽說螞蟻可以制裁大象的。或許因此讓美方思考，試圖首先削弱中國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支配性地位，方法則是對中國的港務和船舶貨運方面的優勢進行打壓，以額外增加成本的方式削減中方優勢后，扶持韓華株式會社這類美方控股的外圍狗腿子，套路和冷戰剛結束后美國推動的那些收割危機幾乎別無二致。同時期發生的荷蘭政府強制接管安世半導體，也是同樣的情況。

然而，從制裁的規律來說，美帝國當年是掌握了全世界的財富、商品、生產能力，因而才有能力動輒對小國加以制裁，后來隨著國際經貿體系和金融體系的演變，逐步將權力更加便捷、高效地上收到了金融手段，以金融的制裁作為終極規則，類似于高版本覆蓋了低版本。

而到了今天，其實力基礎已然消退，金融控制和約束的也就每況愈下，每一年的能力都比過去一年更低。從十幾年前的奧巴馬時期到今天，美國產業工人從2000萬減少到1200萬，同時期美國總人口（含非法移民）反而增加了近四千萬，適齡勞動力人口更是大幅增加。

拜登時期，美國的GDP名義數據增加了大約50%，4年時間經濟規模增長如此巨量，卻導致了拜登敗選。而且據美國近期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美國GDP新增全在AI相關產業，實際經濟增長只有0.1%。故而這些增長，除了證明了美國經濟進一步脫實向虛，其他的毫無意義。

談起美國的國家實力，不禁讓筆者回憶當年的柏林大空運，這是無論立場如何，都不得不佩服的雄才大略。相形之下，如今依靠虛擬經濟支撐國家，實在是難以言說。

前不久，美股甲骨文公司因預期業務大增，股價暴漲。后來經過查證，大約是這么一回事，OpenAI因為業務未來前景，因為境內外（特別是歐洲和日韓）的外部投資，需要增加數據庫規模，因而向甲骨文大幅度增加未來訂單，導致甲骨文訂單增加、業務預期暴增；甲骨文則因此將大幅度建設數據庫和算力基礎設施、算力基座，需要向英偉達和AMD大幅度訂貨處理器，而導致英偉達股價繼續暴增，直到再次觸及新高、重新奪回其全球第一市值的王座，而在此背景下，英偉達也同樣大幅投資OpenAI，助力其建設。

事實上我們發現，這簡直就是左腳踩右腳，虛空制造GDP。歸根結底，到如今AI仍然沒有走出圈層，筆者預計，本輪LLM大模型的技術天花板已經很近了，短時期（未來3年內）難以突破現下的技術瓶頸，到時候的美國經濟怎么辦，只有天知道。既然如此，就不妨巧取豪奪吧，這大概就是這一波制裁的起因。

當中國開始學習美國的“以實力制定規則”

今時不同往日，這樣的做法必然將導致國際局勢的加速演變。從港務船舶到芯片和稀土，中方對美國霸權主義，以這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像素級”對抗，絕非簡單的意氣之爭，它標志著國際規則體系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范式轉移。傳統的、由西方主導的、建立在“自由主義幻覺”基礎上的國際法秩序，正被一種更為古老的現實主義邏輯所取代——即國際規則的本質，是大國間基于實力平衡的動態博弈產物，而非懸置了強權本質的道德標準。從2022年起的制裁與反制裁之爭，正是這一舊范式瓦解最直接的體現。

今天一則國內人事變動新聞讓國內不少人“興高采烈”，李成鋼被免去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兼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副代表職務，由原商務部條約法律司提起來的李詠箑接替。實際上相關接替任命在9月就已經向世貿總干事遞交，因為李成鋼在之前已經升任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

而且最為關鍵的是，今時今日跟中國打貿易戰的是美國，日益衰落的世貿既不能約束美國的胡作非為，也無法幫助中國和其他國家對美國形成制約，早已不復當年在稀土問題上裁定中國敗訴時的影響力。

戰后國際秩序，尤其是在經濟領域，一度試圖構建一個“去政治化”的規則體系，如關貿總協定（GATT）及后來衍生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其核心理念是，通過普遍性的、非歧視的原則來約束所有成員，從而實現集體福利最大化，實現對人類社會的帕累托最優安排。諸如多哈回合談判等等，正是這種西方經濟學帕累托最優的理性主義色彩體現。然而，這套體系自誕生之初就內含著一個根本性矛盾：缺少政府治理的自由市場無法穩定存在，自由主義必然失敗就如同自然界厭惡真空。

當代中國政治和公共管理學界，最值得一說的研究成果，恐怕就是對自由主義必然失敗的再發現，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是市場經濟互為支撐的基礎；缺少積極自由支撐，則消極自由毫無意義。

當下的國際規則體系，是霸權國（美國）為了降低治理成本、塑造利于自身環境而創設的工具；當霸權國的實力遙遙領先，足以承擔體系運轉成本并從中獲得凈收益時，它愿意遵守并維護這套自由主義國際體系。但在霸權力量下降的時刻，這套國際體系就難以維持了。正如米爾斯海默的《大幻想》一書中的核心結論那樣，自由主義霸權注定失敗，因為它與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結構這一根本現實相沖突。

上文中，筆者已經指出的，美國產業的“脫實向虛”和金融體系的自我循環，使其絕對實力相對下降，維持既有秩序的成本超過收益。同時，中國的力量在既有規則框架內迅速崛起，并熟練運用這些規則（如WTO爭端解決機制）來維護自身權益。這使得美國感到，舊有的、覆蓋全球的“一根大棒”模式不僅效率低下，而且在規則上束縛了自己的手腳。因此，美國策略轉向了 “精準脫鉤”、“小院高墻” 和 “選擇性多邊主義”。

美國對中國的芯片禁運和船舶加稅，本質上是一種“規則武器化” 的行為。它不再試圖通過WTO的多邊框架解決問題，而是單方面啟動基于國內法的301條款，將自身的技術標準和供應鏈安全訴求，凌駕于多邊貿易規則之上。這并非拋棄規則，而是將國際規則從公共產品降格為私有工具。其目的不再是維護一個開放的全球體系，而是通過劃定技術護欄和友岸外包，構建一個以美國為核心、排除特定競爭對手的、等級化的“小院高墻”式新體系。

而中方的回應，特別是稀土管制體系對芯片禁運的像素級復刻，具有里程碑意義。這種行為模式，深刻地借鑒并折射了美國自身的行動邏輯。美國通過長臂管轄和出口管制中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R），將其國內法的效力延伸至境外。

如今，中國在稀土管制中引入“域外適用”原則，明確規定“境外企業將含有中國稀土或技術的產品出口到第三國前，必須向中國商務部申請出口許可”。再譬如在港務船舶50美元/400元人民幣的對稱性收費，就是這種對等原則的精確體現。

這正是對美式“規則域外效力”的一種對等學習和應用。它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信號：如果你可以用你的優勢領域（芯片和消費市場）的規則來約束我，我同樣可以用我的優勢領域（稀土精煉和供給能力）的規則來反制你。規則不再是由單一霸權國自上而下賜予的，而是在大國博弈的相互作用中，自下而上生成的。這由美方所開啟的潘多拉魔盒，將宣告近四十年來我們所熟悉的國際經貿體系、金融體系的再重構。

當全球統一的規則被大國間相互否決的武器化規則所取代，中間地帶的國家和企業將被迫選邊站隊，或者艱難地運營于多個并行、有時甚至相互沖突的規則體系之下。全球市場可能逐漸演變為幾個由主要大國主導的、規則各異的“經濟區塊”。

可以說，始于美國的這一系列連鎖經貿反應讓國際法在某種程度上正“回歸本源”。它剝去了國際規則身上過多的、不切實際的“自由主義”外衣，讓其回歸到以主權平等和實力平衡為基石的、更為古典的現實主義內核。這雖然看起來“倒退”，但或許是一種對國際政治現實的更誠實反映。

2025年的稀土，為什么和2014年的稀土大不相同？

當下，美方正在其僅剩的優勢領域——金融大殺特殺，以USDT、USDC為代表的各類穩定幣，已經在從拉各斯到內內羅畢、從加拉加斯到太子港的廣大地區間獲取了驚人的優勢。然而，在金融空間的另一面，中國信用同樣在攻城略地，先不消說香港金管局正在研擬發行的港幣穩定幣（關于穩定幣，本號將后續發文討論）。美國大豆供應商愿意接受人民幣，和中國以壓倒性的態勢要求澳大利亞鐵礦供應商必和必拓接受人民幣付款，都表明隨著實力，正在不斷扭轉貨幣權力關系。

筆者在學習過的諸多不同類型的課程中，政治經濟學層面的、國際商貿層面的、國際關系層面的，都有分析過中國鋼鐵廠商面對澳洲力拓和必和必拓形成的價格卡特爾時的弱勢表現，但隨著硬實力的不斷累積和形勢演變，最終到今天一舉翻覆。

最后，隨著中美競爭和國際權力沖突的持續，一場關于“合法性”的定義權之爭將愈演愈烈。俄羅斯在制裁下經濟表現的韌性，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西方學術界從“中國崩潰論”到“西方崩潰論”的轉變，都在侵蝕西方規則的合法性和認知基礎。未來的國際社會，可能不會再有一個統一的合法性標尺，不同的規則體系將擁有各自不同的“合法性”話語圈。

回到20年前，或許我們難以想象，稀土居然擁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控制稀土居然足以對稱地影響國際芯片供需體系。筆者至今能清楚地記得，當年談及中國的稀土產業時，一方面是官媒對中國稀土產業的自豪，中國稀土產出占全世界的90%，從江西的稀土礦藏到內蒙古的白云鄂博；另一方面，則是對當時稀土開采和冶煉產業的批判，其污染之大、環境負面載荷之巨，亦是令筆者這個小讀者憂心忡忡。

2025年的稀土，為什么和2014年的稀土大不相同？在當時，本身我國稀土產業是資源開采和初加工行業，沒有發展到如今的精細加工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國際分工體系下一個環節，是基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國際價值鏈的分工安排，我們是后來者、本身就安排在較低位階。而今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進行的安排甚至也不足以支撐美國所需，美國自己走到了自己之前所一手締造的全球化對立面上。

我國的國際力量，無論是經貿體系中的影響力，還是諸多國際組織中的政治影響力，大多是在加入WTO組織后飛速積累起來的，這就使得既定的國際規則體系，既是我們的力量來源，實際上也是對我國的深刻約束。

實際地說，如果不是美國自己已然撕毀了大部分國際經貿的法律和規則的道德權威，我們根本不會祭出基于稀土的管制政策，我們不但是從美國的芯片管制政策中像素級的進行了復刻，還從美國悍然對立全世界、特別是對立自己所締造的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中，獲取了力量。

國際法并非正在被“重寫”，因為它從未被真正“寫完”。它始終是一個在權力與原則、利益與規范之間不斷被重塑的動態過程。當前由中美制裁與反制裁所揭示的，正是這一過程在歷史轉折點上的劇烈加速。我們正從一個由美國定義的“規則基于秩序”（Rules-Based Order），走向一個由多力量中心通過博弈、乃至沖突來共同定義的“規則源于力量”（Power-Based Rules）。

從這個美方不斷拆毀既有國際規則體系而試圖對我方施壓、對我方威逼，但又另一方面釋放原先我國的束縛、釋放我國力量的斗爭結構來說，中美彼此力量足可分庭抗禮，但斗爭形勢或許會將原先的國際規則體系拆的七零八落，而許多原先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會變得影響重大，甚至一些意想不到的事物，也將陸續浮出水面。西方人喜歡說潘多拉的魔盒，往往就是在說一種破壞性的未知后果。

而中國人喜歡說“玩火者必自焚”，放于歷史長河的尺度看，這句話實際蘊含了一種樸素但卻堅實的歷史辯證法。貝森特聽不懂這句話不要緊，但立國200多年的美國該嘗試理解一些歷史哲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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