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示！一律師擔任公司法律顧問，為公司修改合同模板，獲刑二年！

來源：法官講壇 粵律網

導讀：近日，一張姓律師因擔任公司法律顧問、為公司修改合同模板，被一審法院認定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獲刑二年。引發律師圈的關注。

2012年10月至2022年7月間，被告人擔任某公司法務顧問期間，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一審法院認定有罪。經查，該公司無金融及基金經營許可資質，而某律師明知此情況，仍為公司非法融資合同模板提供修改與審核服務，通過“形式合法”的包裝幫助規避法律風險。經審計，這些經其審核的合同模板被廣泛用于非法融資項目，涉案金額達1040389.08萬元。

一審法院指出，被告人作為注冊律師具備專業法律知識，且十年任職經歷使其熟知公司經營狀況。從主觀方面看，銷售部門頻繁催促審核合同、郵件中提及新合同即將啟用等事實，足以證明其明知審核通過的合同將用于非法集資，卻放任危害結果發生。據此法院認定，被告人利用專業知識為非法融資行為提供法律支持，客觀上助推了大規模非法集資活動，擾亂金融秩序，故依法判決其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律師基于職業身份為企業提供常規法律服務，審理修改合同，是否必然構成單位實施非法集資犯罪的共犯，成為律師們議論的焦點。

微信公號“雷霆辯護”周雷律師團隊就此案件撰文稱：

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行為本身具有中立性，其核心在于確?？蛻粜袨榈暮戏ㄐ浴Ｈ袈蓭熢诜者^程中僅針對合同文本的規范性提出修改建議，且未參與資金募集、項目宣傳等具體犯罪環節，則不應將合同審核行為等同于犯罪實行行為。本案中，張律師的審核行為旨在降低合同文本的法律風險，這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實行行為存在本質區別。律師的職業倫理要求其為客戶提供專業法律支持，但不應因此承擔客戶自主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原文鏈接：刑事案例辯護指引——律師為涉嫌犯罪的公司提供法律服務是否構成幫助犯）

一、基本案情

檢察機關指控：2012年10至2022年7月，張律師被某公司聘任為法務顧問。在聘用合同期間，其明知某公司無金融許可資質、無基金經營許可資質，為某公司的非法融資合同模板提供修改并進行審核，幫助實現“形式上的合法”規避法律風險，所審核后的合同模板被廣泛應用于某公司的非法融資項目，經審計涉及某公司吸收公眾存款金額1040389.08萬元。據此認定被告人張律師的行為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張律師作為某公司的法律顧問，經其審核通過的相關合同模板被廣泛應用于非法集資行為中，時間跨度長且涉及資金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應以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

張律師對此判決不服，已經提出上訴。在上訴中張律師認為，其審的是商品房的提前銷售合同，不是非法集資合同，這一點有原始的郵件證明。即便如此，張律師后來也幾次提出意見，反對以基金形式提前進行商品房銷售，但老板不聽。另外，2015年的海南項目在定安縣因訴訟停止，該項目已經不存在了，所以，不存在海南項目是按照被告人張律師這個意見銷售的事實。

一審判決書思維導圖

二、主要問題

律師為公司提供法律服務，公司涉嫌犯罪后，律師是否成為共犯?

三、裁判理由

《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本案中審核合同不是預備行為，根據現有證據中郵件時間記載，最早審核合同的時間為2014年7月13日和8月2日，而該公司自2013年6月開始非法融資，即已開始著手。審核合同時趙某(已判決)明確提示張律師要完全規避非法融資的風險，被告人張律師即已覺察審核的合同涉嫌非吸，且提醒過基金銷售不可做長期的銷售方式，其明知合同的最終定稿、使用需經其審批同意，仍予以修改、審核或者在OA審批中操作通過并填寫“同意”意見。其中2015年12月22日趙某被告人張律師發送了《海南首期開盤方案》讓其重點審核第三條，股份眾籌銷售方案存不存在法律風險，有沒有規避措施，被告人張律師當天發送了兩個附件《房地產眾籌三種模式》、《房地產眾籌融資的構架與法律風險》,并回復合同的名稱也可以改成眾籌信托合同并發送了三個附件《民事信托合同》、《商品房銷售不可撤銷承諾函》、《無限連帶責任保證函》,其后某集團海南項目是按照被告人張律師這個意見銷售的。綜上，涉案合同得以運用與被告人張律師存在一定關系。在客觀方面，涉案單位要求所使用的合同必須經過律師審核，被告人張律師則按照單位意志以電話、郵件、OA審批的形式審核通過涉案合同，審核的合同被大量應用于非法集資，同時部分事項的蓋章申請亦是其按照OA審批的形式進行審批。綜上，其所起的犯罪作用較大;在主觀方面，被告人張律師為注冊律師，掌握相關法律知識，且其作為某集團外聘法務人員時間長達10年之久，對該集團經營等情況熟知。在具體工作中，被告人張律師會被銷售部門人員催促盡快審核，或存在在郵件中表明計劃近期使用新合同等情況，故被告人張律師明知審核通過的合同會被應用于非法集資行為，而放任該危害結果的發生。綜上，被告人張律師的行為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

• 張律師的自我辯護

(一)事實錯誤

1、審的2014年的合同，趙某在郵件里保證有真實的房源，銷售真實的房源，不管合同是什么形式，都是以真實銷售為目的，不是集資行為。

2、判決所說的海南項目，審的《海南首期開盤方案》，2015年某集團的項目在定安縣，這個項目因訴訟，訴訟是我代理的。因有糾紛沒有做，該項目不存在。以不存在的項目認為我犯罪非常錯誤。

3、萬城基金的合同，萬城基金是基金業協會備案的合法基金，合同(包括它募集資金)自然也是合法。即使這樣，對于萬城基金的模式，我在2016年和2018年都提出了反對意見，反對提前進行商品房銷售，要求五證全了再銷售，但老板郝某不聽。

如果我做該公司的法律顧問對它的經營應該熟知，那當地的政府和公安，更應該明知。

(二)關于我的地位和法律適用

1、我反對，不能影響公司，我對某集團的行為沒有推動作用。

判決書45頁童某證明，其實OA流程也就是個形式，很多工作線下審批后也能進行。在判決書第52頁趙某2證明，張律師審批的不同意，讓他們按商品房管理規定銷售，郝某也沒聽律師的。

2、按刑法和《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只追究直接責任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直接行為是與客戶協商、簽訂合同、收取資金，審合同不是直接行為。

3、從法理上，羅翔老師和周光權老師，都指出中立的幫助行為不是犯罪，我審合同的行為，提出了風險提示和反對意見，連中立行為也達不到。

(三)關于退賠

我退15萬是為了花錢消災，但他們讓我退86萬，沒有道理，集資金額的182.03億鑒定結果是錯的，那指控我涉及的104億也是錯的。

(四)對律師行業的影響

如果律師提出法律風險提示和反對意見仍有刑事責任，以后律師常年法律顧問、合同起草審核、包括法律咨詢都有法律風險，對律師執業環境是嚴重的傷害。

• 微信公號“與法同刑”作者劉定宏律師撰文指出：

一審法院的認定成立嗎？筆者認為，不能成立。根據犯罪構成理論四要件：主體、主觀方面、客體、客觀行為，張律師缺乏犯罪的主觀方面。所謂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指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包括故意、過失以及犯罪目的、動機等。張律師作為涉案公司的常年法律顧問，其審核合同屬于正常法律服務范疇，符合《律師法》等29條的規定。律師提供未超出正常法律服務范疇的服務，本質上屬于中性業務。清華大學法學院周光權教授在其發表的文章《中性業務活動與幫助犯的限定——以林小青被控詐騙、敲詐勒索案為切入點》提及，只要行為人是按照操作規程行事的，其伴隨的危險就是規范所允許的，沒有提升、促進正犯危險性，不應該成立幫助犯。律師從事民事代理業務不可能增強正犯行為的危險性，反而是降低正犯危險性的行為，欠缺犯罪意義關聯，難以成立幫助犯。（原文鏈接：律師審核合同也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京城執業20余年張律師一審被判兩年?。?/strong>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研究所所長羅翔教授在其發表的文章《律師中性業務行為可罰性與否之界分》提及，安徽呂先三律師被控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詐騙罪案；青海林小青律師被控詐騙、敲詐勒索案等就是中性業務難點在司法實踐中的縮影。律師業務行為或曾涉刑事程序，或被認定為犯罪予以刑事處罰，極大地擠壓了律師正常業務的生存空間，嚴重影響了律師職業的正常發展。其認為，當律師的行為符合全部業務規范，在非刑法規范上均被評價為合法，在刑法上卻認為其構成犯罪，明顯背離了法秩序統一性，不符合國民的合理期待。因此，只要律師的業務行為符合全部業務規范，在刑法上就應當被評價為合法，絕不可能構成犯罪；其認為，中性業務行為和幫助行為存在本質的差別?！爸辛⑿浴笔侵行詷I務行為區別于構成幫助犯的幫助行為的本質特征，其主要表現為日常性、重復性、高度可替代性以及造成危害結果的偶然性。全面可罰性說正是忽略中性業務行為的“中立性”，片面強調其“幫助性”的產物，導致刑法處罰范圍的不當擴大。在律師業務行為可罰性的認定中適用全面可罰性說，會使律師成為高風險職業，給律師行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其認為，律師業務屬于私權范圍，對于私權而言“法無禁止即自由”，也就是說，只要現有法律并沒有明文禁止的，都是律師可以為當事人謀取合法利益的范疇，都屬于律師正當業務行為的射程范圍內。在私權行使原則之下，律師所承擔的維護法律實施義務應為消極義務，作為律師忠誠義務的底線，即律師僅負有不違反法律的義務，無需承擔通過業務行為積極維護法律實施的義務。本案中，張律師審核合同的行為符合上述提及的日常性、重復性、高度可替代性以及造成危害結果的偶然性的特征。該公司即便不找張老師審核合同，也可找任一律師審核，且律師被企業聘請擔任常年法律顧問，審核合同是日常法律工作的必備選項。律師審核合同，僅對合法合規性負責，且張律師在合同審核中也提示了風險，盡到了合理注意義務，這也符合《律師法》第38條第二款的規定。

另外，張律師作為京城執業幾十年的資深律師擔任該公司常年法律顧問，每年固定律師費15萬元，該費用合理，且沒有領取該公司任何分紅或其他報酬。很顯然，張律師也沒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犯罪目的和動機。綜上，張律師缺乏犯罪構成理論四要件之一的主觀方面。

再來看客觀行為，據筆者了解，張律師主要負責該公司北京法律業務，河北保定的法律業務主要由其他律師負責，其于2012年9月擔任河北某房地產公司外聘法律顧問，并不參與審核該公司融資類合同，而是審核房屋銷售類合同，并在房屋銷售合同的審核過程中關于不合法不合規的地方也進行了風險提示。該公司是當地規模較大的房地產公司，作為律師審核房屋銷售合同，合情合理合法，并沒有超出律師正常業務范疇。至于其審核融資合同，并不是涉案公司的融資合同，而是北京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基金合同，該基金合同名稱為《民事信托合同》。據悉，該合同是北京某著名律師事務所起草，內容比較完善，張律師僅對個別文字進行調整和完善，并沒有進行實質性修改，其并沒有參與到案涉公司融資、非法集資方面的合同審核，缺乏犯罪構成理論四要件之一的客觀行為。

綜上，從犯罪構成理論分析，筆者認為張律師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再從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角度分析，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又稱“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指認定一個人的行為構成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的要件，且這兩個方面必須內在統一、相互一致。即，不得主觀歸罪，也不得客觀歸罪。如前所述，本案中，張律師不具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故意或過失，其擔任公司常年法律顧問律師審核合同屬于中性業務，并沒有超出律師正常業務范疇，亦不具備犯罪目的或動機?？陀^上，其審核該公司房屋銷售類合同，在公司不具備資質時，已經提示過風險，要求該公司延后銷售，等手續辦理妥當后銷售更好，其作為一名律師已經盡到了風險提示和合理注意義務。法律不強人所難

綜上，從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角度分析，筆者認為張律師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最后從因果關系角度分析，本案中公眾存款被非法吸收的這一結果與律師審核合同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如前所述，張律師并沒有審核案涉公司融資類合同，退一步了說，即便把其審核房屋提前銷售類合同認定為某種形式上的融資合同，但張律師已經提示過風險。即便是張律師不進行審核，案涉公司也會找其他律師審核，也即張律師的審核工作具備高度可替代性特征。另外，從律師提供法律服務是一種中性業務角度分析，律師僅須從合法合規性層面把關。至于公司后續發生的律師不能預知的犯罪行為，不能把該犯罪行為產生的后果與律師提供的中性業務發生關聯。再退一步了說，該公司即便沒有任何律師幫助審核合同，難道就不會發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行為了？據悉，張律師經常在線上不認可合同版本、提出異議，該公司高管不滿意其做法，認為起到了阻礙作用。且OA流程也僅是個形式，很多工作線下審批后也能夠進行。也即，即便張律師提出反對意見，甚至不審批，也起不到任何實質性作用，阻礙不了后續該公司進一步的行為。故，公眾存款被非法吸收的這一結果與律師審核合同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律師擔任公司常年法律顧問審核合同屬于正常履職行為，是比較典型的中性業務，并不必然導致產生后續違法犯罪結果。這就好比五金店老板賣菜刀，如果有人買菜刀用于殺人致人死亡，試問，五金店老板用不用承擔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呢？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故一審法院認定張律師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邏輯上不能自洽。

綜上，從因果關系角度分析，筆者認為張律師亦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另外，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和規范案件提級管轄和再審提審工作的指導意見》第二條及第四條規定應提請上級法院管轄的情形。該指導意見第四條明確了下級人民法院應當報請提級管轄以及上級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提級管轄的具體情形，包括涉及重大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在轄區內屬于新類型，且案情疑難復雜的；具有訴源治理效應，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推動同類糾紛統一、高效、妥善化解的；具有法律適用指導意義的；上一級人民法院或者其轄區內人民法院之間近三年裁判生效的同類案件存在重大法律適用分歧的；由上一級人民法院一審更有利于公正審理的。本案涉及執業律師擔任企業常年法律顧問審核合同卻被檢察院指控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又屬于中性業務，最終法院如何進行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具有法律適用指導意義。故一審法院應將該案報請提級管轄，而非直接審理！令人萬分遺憾的是，一審法院卻直接審理，徑行判決，在律師圈引起了軒然大波，根本沒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效統一！！

上述張律師作為法律顧問被認定為非吸罪，讓法務之家編者想起了另一個典型案件“林小青案”。

林小青案是一起引發廣泛關注的律師涉罪案件，以下是關鍵信息梳理：

• 案件背景

林小青是北京某律師事務所律師，2017年受聘為青海合創匯中汽車服務有限公司法律顧問。該公司后被指控涉嫌“套路貸”等惡勢力犯罪集團活動，林小青因法律顧問身份被卷入案件。

• 指控罪名

2019年，林小青被控詐騙罪和敲詐勒索罪，被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共犯。公訴方認為其作為法律顧問為犯罪行為提供幫助，但辯護律師指出其行為屬于正常法律服務范疇，未參與犯罪策劃。

• 爭議焦點

共犯認定：控辯雙方圍繞林小青是否明知公司犯罪行為、是否構成共同犯罪展開激烈辯論。辯護律師援引《刑法》和《律師法》，強調律師執業行為的合法性邊界，認為林小青未參與犯罪策劃，不應被認定為共犯。

法律服務合法性：公訴方認為林小青明知公司行為不合法仍簽訂服務協議，辯護律師則指出律師對當事人行為的審查義務有限，不能因公司部分行為違法而否定律師服務的合法性。

詐騙罪與敲詐勒索罪構成要件：辯護律師指出林小青未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詐騙行為，也未通過訴訟手段敲詐勒索被害人，其代理行為屬于正常法律程序。

• 案件結果

2019年7月，檢察機關撤回起訴，法院裁定不追究林小青刑事責任。案件最終以無罪告終，但林小青經歷了314天羈押，律師證被暫扣，職業聲譽受損。

• 案件影響

該案引發了法律界對律師執業權利保障、共同犯罪認定標準以及法律條款精準適用的廣泛討論。青海省律師協會組織專家論證，法學界也通過聯名發文等方式呼吁規范司法實踐，避免對律師執業行為的過度干預。

林小青案的處理體現了司法機關對法律條款的深入理解和對律師合法執業權利的尊重，同時也凸顯了在復雜案件中準確界定法律行為與犯罪行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