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包天笑：外國文的放棄

上海的新空氣，吹到蘇州來了，蘇州也算開風氣之先的。大家傳述，西方人的一切學術，都根據于算學。但是舊中國人的思想，只有商業中人要用算術，讀書人是用不著算術的。從前我們的算術，也有三種，一曰心算，二曰珠算（就是算盤），三曰筆算。心算就是在心里計算，不要看輕它，盡有好本領的。我最佩眼那些菜館飯店的夥計（蘇州稱“堂倌”），即使有客七八人，吃得滿枱子的碗碟，及至算賬起來，他一望而知，該是多少。而且當時蘇州用錢碼，這些菜館用錢碼又不是十進制度，以七十文為一錢，如果一樣菜，開價是一錢二分，就是八十四文，這樣加起來，積少成多，他們稍為點一點碗碟，便立刻報出總數來了。算盤是商業上通用的了，不必細說。筆算有時也用得著，但屬于少數，鉛筆也未流行，誰帶了毛筆來算賬呢？

但西方的算學，明末傳到中國來了。在清代也曾以算術取士過的了。不過大家都鉆研于八股八韻，把這一門學術，視為異途，早棄之不顧。現在趨于維新，要效法西人，學習算術了。可是西法的算學教科書還沒有，只好搜求到中國舊法的算學教科書。我當時借得了一部（書名已忘卻），線裝木刻的，共有四本。里面的數目字，還是中文，并不用阿拉伯數字，也只到加減乘除吧，我埋頭學習，學到加減乘，除法便不甚了了。其方式與現今的教科書不同，我記得那個乘法，是用“鋪地錦”法，說與現代名算學家，恐怕他們還瞠目不知呢。

我這無師自通的算術，也就淺嘗即止，后來又讀起日文來了。自從中日戰事以后，我們覺得日本國雖小而此我們強，于是許多新學家，及政府里有些自命開通的人，都愿意派子弟到日本去留學。留學自然最好到歐美去，但是到歐美去，一則路途遠，二則費用大，三則至少外國語有了根柢。到日本去，就是路近，費省，即使不懂日本話，也不要緊，因日本與中國為同文之國，有文字可通，便省力得多了。

那時中國政府派出去留學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資留學者也很多。我們所認識的有楊廷楝、周祖培諸君，他們都是學法政的。先一排，到日本去學法政；后一排便是到日本去學師范。至于其它各種科學，問津的很少，老實說，日本那時也不大高明。而當時中國人的思想，以為學了法政以后，回國后就可以做官；學了師范以后，國內正預備大興學校，將來教書的冬烘先生是太不時髦了，他們可以在洋舉堂里，當一位教師。

我們這一群朋友中，便與這班留日學生聯絡起來，常常通信。他們在書信中，告訴我們種種事情。他們把日本的有些法政書籍，都翻譯了中文，而日本的許多書籍，則都譯自歐美。我們讀歐美文字的書不容易，讀日本文的書，以漢文為主，較為容易，我們因此間接的讀到了許多歐美名著，這不是他們給我們做了一半功夫嗎？因此大家便發動了讀日本文的心了。一半是為了留學日本的基礎，一半是為了可以看日本的書籍。

但是到那里去讀日文呢？尤其是在蘇州那地方。可是自從中國甲午之戰后，中國割地賠欵，又許開了五口通商，蘇州也是五口之一，在蘇州的葑門、盤門之間，有一塊地方，喚做青陽地，特許他們作為租借地。也有一個日本領事館，可是其它一無建設。原來日本到底是個小小島國，那里有西洋人肆憊侵占，開辟殖民地那種氣魄，而青陽地卻是蘇州一塊荒僻地方，蘇州人，誰也不和日本人有什么交易，這地方冷冷清清的鬼也不到那里去。雖然日本人到蘇州來的不少，卻只在城里做一點小生意。

其時有一個日本人和尚，好像姓是藤田，名字是忘記了。日本是崇信佛教的，他們國內也到處有寺院，有僧眾。有一個本愿寺，也像西洋人的基督教會一般，向各處傳教，不過他們的力量是很小的。那個日本和尚，就是本愿寺和尚（在上海虹口就有一個本愿寺），他在蘇州城內，開了一個日文學堂，于是我們怦然心動了，我和李叔夏、馬仰禹等幾個人，便去讀日文。好在學費并不大，每日只上一點鐘的課，時間在下午五時，還不至妨礙我的教書工作。

雖說是日本和尚，并不像我們中國和尚一樣，仍舊穿了他們的和服，不過腳上不穿木屐，已是皮鞋一雙了。他便把我們似教日本小孩子一般的教起來，先教五十一個字母，什么平假名、片假名，我們也就這樣阿、衣、烏、哀、屋的念起來，思之可笑。這些日文教科書，在中國是沒有的，也由他去辦，好在日本路近，不久，便由郵局寄來。這些書，正是日本初等小學教兒童的教課書。

那時李叔夏最用功，書也讀得最熟，我就不成功。我的意思，要知道他們的文法，便可以看得懂日本書。我覺得不懂日本話，那倒沒有大關系，反正我也無力可以到日本去留學。但是他還要教我們日語，像教他們的兒童一股，我有些受不住了。好容易有三個多月的光景，我于他們的文法，有些弄得明白了，日本書上的漢文比較多的，我也看得懂了，我輟了學，進行自修，比這日本和尚所教，還容易進步。李叔夏卻還是勤懇的讀下去，后來留學日本，得益頗多。至于馬仰禹，未到三個月，即已不來了。

我讀過英文，也是處館在尤家的時候，我們這幾位老表，對于拍曲子到了厭倦的當兒，又想讀英文了。歐風東漸，由上海吹到蘇州，有許多青年，對于外國文躍躍欲試。但是蘇州沒有洋學堂，要進洋學堂讀西文，除非要到上海去。但當時蘇州的父老們都不愿意放子弟到上海去，因為上海是個壞地方，青年人一到上海去，就學壞了。不如清一位西文教師到家里來教教吧。

可是蘇州要請西文教師，也不容易，后來請得一人，我記得是姓顧，他是蘇州電報局的電報生領班，也是在某一家紳士人家教英文。舉薦的人說道：“他的英文很好，可以與外國人直接通話。”可是我們也莫名其妙。

那時候，英文教科書，中國還沒有哩，也由這位教英文的顧先生去辦理。第一本“拍拉瑪”，這是啟蒙的，以后漸序而進，共有五本。你道這些英文課本是那里來的，乃是英國教印度小孩子讀的，現在由印度而到中國，據說上海甚流行，初讀是“一只貓”、“一只小山羊”，我們相顧而笑。蘇州鄉下也不養羊，不知小山羊是怎么樣的。這一套英文課本，在商務印書館初開張，未編教科書時，把它譯注翻印了，名之曰“英文初階”、“英文進階”，銷數以萬計，實為商務印書館發祥的刊物呢。

這一次讀英文，也有半年多，但是我終不能讀得熟流，終覺得非常艱澀，生字終歸拼錯，這是因為我不能專心。試想我那時以教書為本業，雖然只有幾個小學生，也很為勞神。有時為了博取膏火，補助生活之故，還要做些書院卷子。而且為了交際，常常的到茶館里，或是朋友家里，高談文藝，議論時政，我的野心一放不可收拾，那里還能專心致知的讀英文呢？

當尤氏弟兄興高采烈的請先生教英文的時候，子青哥卻不與其列。他說：“讀外國文最好是要在年幼時候，那時記性好，人事少，到了我們這樣的年紀，就難于專心了。”不過后來有許多“半路出家”而成就的，也是很多，但譯書容易，而說話較難。子青哥確也有先見之明，三個多月后，尤氏弟兄也漸闌珊了，我也讀了后面，忘了前面，狼狽不堪了。現在我的家庭中，只有我們一對老夫婦，不懂英語，下一代，再下一代，無男無女，無老無少，都是滿口英語，還有通數國語言文字的，如果給我的前輩聽到了，真要呵為用夏變夷呢。

除了日文、英文之外，我還讀過法文。教我法文的這位先生姓江（名已忘記），他是從前畢業于廣方言館的學生，也是蘇州人，這位江先生性頗孤傲，不諧時俗，不然，他一個法文很好的人，何至于投閑置散，回到家鄉來，當一個教法文的先生呢？他所收的學生，共為二十人，成為一班，都沒有讀過法文的，也都是年過十六歲的學生。我又怦然心動，想讀法文了，可見我的不知自量，心無一定了。因聽得人家說：法文在歐美極為重要，所有外交公文，都以法文為正則。而我還自恃讀過英文，或者比較容易一些，那知越讀越難，不到八個月，我又退下來了。

法蘭西文字，使人最困惑的，是每一名詞，有它的公性，母性，誰知道這個字是屬于公性、母性呢？我對于讀法文，似乎比讀英文還勤一點，但究竟是徒勞。那便是子青哥所說的年齡已大，記憶力不足，加以人事繁雜，終難于專心一志了。我們這一班讀法文的同學中，只有兩人是成功的，一位楊蘊玉，他是世家子，但可惜很早就逝世了。一位陸云伯，他是吳江人，是名畫家陸廉夫（恢）的公子，后來進了上海徐匯法文學堂吧？在我寫此稿時，年紀也近七十了，但他也不曾有過什么得意的職業。在我后來辦小說雜志的時候，他給我譯了不少法國小說，還有許多關于書畫的筆記。（廉夫先生還贈了我一幅“秋星閣讀書圖”。）

自此以后，我對于讀外國文一事，只得放棄了。古人詩句云：“讀書原是福”，我就沒有這個福份，我當然是自己未能專心勤學，實在也是我的環境使然。但后來我在我的朋友中，見到許多半路出家的人，到二十多歲方始學習外國文者，居然也能譯書。還有些在外國人所開設的洋行中就職的，于外國文雖然不大精通，而外國話卻說得滾瓜爛熟，不覺自嘆是個笨伯而已。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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