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考古手段揭露日軍侵華的鐵證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是日本準備和實施細菌戰、進行人體實驗的重要見證，既具有實證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反人類、反文明、反倫理的本質及其戰時犯罪、戰爭責任和戰后貽害的歷史價值，又具有重要的國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意義。其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入選《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而與舊址相關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也先后被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和國際二戰博物館協會會員單位等。

對這類現代史上的重要遺址，按照過往的文物工作慣例，通常是遺產保護和博物館展示方面發揮著比較多的作用，素無考古學的身影。但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卻先后多次對這一遺址進行了調查、勘測、清理和發掘，走出了一條素以古遺址和古墓葬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考古學參與現代遺址發掘的探索之路，踐行了近百年來已經和正在發生變化的中國考古觀。

眾所周知，1986 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上曾明確地寫道：“一般說來，中國考古學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滅亡（1644 年）。”我還記得1978 年入讀大學時，老師們曾講過為什么這樣設定下限的緣由。因為作為歷史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古學的任務在于根據古代人類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歷史。從歷史學研究角度來說，明代以后存世的歷史文獻汗牛充棟，不需要那么多的考古發現來復原歷史。正是由于定位于這樣的歷史學研究目的，所以有關部門評選中國20 世紀的100 個考古大發現，按時代順序排下來，位列最后第100 名的便是北京明代萬歷皇帝定陵的考古成果。這種以編年史斷代體例為參照系的學科定位理念，反映了20 世紀我國考古學發展的學術進程，影響至深。

長期以來，中國考古學發現和研究的時間下限不但到明代結束，甚至在大學講授的考古學，結束的時代還要早得多。張忠培先生1997 年曾說過，“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年代下限，早已進入宋元，從秦漢到宋元并已取得了十分客觀的成果。”這表明，即便到了20 世紀90 年代，考古學教育基本上還是教到宋元時代就不再往后代講授了，當然，從事明代考古的專業人員也非常有限。換言之，中國考古學重史前、認漢唐、輕明清的做法，是學科發展過程的時代局限性造成的。中國每年出版數以百計的考古報告，但仍然難以見到以清代考古為發現和研究對象的專題成果，換言之，明代特別是清代考古一直沒有形成與其他各段考古相均衡的考古業態，也是不爭的事實。

沒有清代考古的提法和意識，不等于20 世紀中國數以千計的考古工作中沒有發現過清代遺存。稍有考古常識的人都知道，晚期的地層是疊壓在早期的地層之上的，清代遺存最接近現代地表，往往在它下面才會有其他朝代的遺存。考古時，先要把清代遺存清理掉，才能發現比清代早的遺存。以往考古中遇到這類清代遺存，由于考古觀念的局限性，加上清代的歷史文獻很多，一般都認為沒有什么歷史研究作用，所以基本都不作為考古工作的對象。

我自己也親身經歷清代遺存挖與不挖的困惑，那就是20 年前在三峽考古中，我們曾經收集過一些清代遺存，并在一次庫區考古工作匯報會上作過一些介紹，但遭到的吐槽也不少，說我“是不是沒什么可挖的了”的同行不乏其人。倒是蒞會的三峽庫區文物保護規劃領導小組組長俞偉超先生對清代遺存所蘊涵的考古信息持肯定態度，并要求各個考古隊不能放棄對清代遺存的清理，自從那以后，情況才逐漸得到好轉。

到了21 世紀前后，我們開始注意到不斷有清代考古的發現和研究見諸報端。1999 年，成都發掘了可將明、清、民國乃至現當代都連接起來的水井街酒坊遺址，揭示出一個延續五六百年未間斷生產的完整發展脈絡，被評為1999 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意味著清代考古開始進入考古的工作范疇。距時不久，黑龍江發掘了訥河市學田鄉明清墓葬，陜西發掘了渭南大荔縣清后期李氏家族墓地，江西發掘了景德鎮珠山明、清御窯遺址，四川發掘了綿竹劍南春清代至民國酒坊遺址，凡此等等，在21 世紀前后的幾年里，清代考古的發現和研究已有漸成正果之象，成為中國考古觀變化的階段性也是標志性的事件，為歷史時期考古的下限補齊了過去只到明代結束的短板，也為現代考古的登場開辟了先河。

如果說上面提到的黑龍江省在明清考古方面已經有所作為的話，那么這些年來他們在考古下限漸次后延的趨勢中，又走出了自己的新路，率先進入到了現代考古的新時代。這部大型考古報告《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考古發掘報告》（以下簡稱《七三一舊址發掘報告》）便是他們砥礪前行的一部實踐、研究、保護以及利用成果，值得我們認真對待、深入分析、反復思考、回顧總結。

從報告中我們不難看到，黑龍江省文物考古部門對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的調查從20 世紀80 年代就開始了，21 世紀以來的2000 年和2008 年先后進行過二次勘測以及清理。2014 年起，為紀念抗戰勝利70 周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按照考古工作規程的要求對舊址進行了更為全面的發掘，揭露了俗稱“四方樓”的細菌實驗室和特設監獄等七三一部隊舊址中最為核心的要害部門遺存，出土了1000 余件足以實證七三一部隊直接犯罪的實物證據。

對一處現代遺址，做一個雖有斷續但時間跨度長達約30 年的調查和考古過程，其專業考古進入的程度不斷得以強化，所發揮的作用得以不斷提升，這些都反映出黑龍江省的考古求索已經超越了包括明清在內的歷史時代范疇，進入到了現代遺址考古的新境界，做到了起步早，步子大，動作快，收獲豐，并在田野工作后短短的兩年時間就編制完成了即將付梓的《七三一舊址發掘報告》。我在第一時間得以學習翻閱這部浸潤著汗水和墨香的厚重書稿，禁不住想把讀后的第一印象和些許心得，分享于下：

首先，作為歷史學研究組成部分的考古學，正如這本報告的結語所說，“是首次按照考古操作規程對七三一舊址進行的科學揭露，揭開了七三一舊址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的嶄新一頁”，驗證了歷史，增補了歷史，校正了歷史，傳承了歷史。戰爭遺址承載著沉重的民族歷史，是人類客觀面對歷史，自我覺醒和展示未來的重要載體和場所。沒有經過正式考古發掘的遺址，其所埋藏的日軍侵華和所犯罪行的事實難以構成直接的物證，其所包含的日軍殘忍成性和國人遭受殘害的信息難以呈現真實的物象，其所承載的厚重遺跡和民族傷痛難以盤活歷史的事實，其所具有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難以得到完整揭示，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因為考古的發現和研究發生了改變，這樣的“考古成果將有利于揭示其分布規模和歷史狀況，取得科學數據，豐富館藏文物，指導保護與展示工程的實施”（引號部分引自報告結語，下同）。于是，它們才成為了具有歷史價值的國家檔案和民族記憶的永久資料，考古讓歷史以看得見的方式、文物讓正義以銘記的方式真實和完整地呈現給世人。

其次，在考古對象的時代分支方面，繼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之后，“四方樓”的考古實踐將助推現代考古學分支的誕生。過去《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曾將中國考古通史劃分為史前考古、歷史考古兩個大的時域，亦即考古界常說的兩大段，或曰前段和后段。2014 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已出現了“元明清編”，并收錄了清帝陵、頤和園、故宮、李氏家族墓地等清代典型遺存的詞條，顯示出考古觀的新變化。而今，“四方樓”考古又以實踐先行方式將現代遺址考古的理念和方式提上了考古學學科建設的進程中，考古下限由此將進入現代時期，一個真正通史意義上的史前時期考古、歷史時期考古和新增的現代時期考古的“新三期說”時代，已經和正在成為繼清代考古之后的新的考古學時間范疇的生長點。

再次，現代考古學獲取復原歷史研究資料的方式，往往大于史前考古和歷史考古。“四方樓”與一般考古遺址的不同在于，它既沒有完全埋藏在地下，也沒有徹底變成倒塌的廢墟，還存在著一部分與地下相關聯的地面以上的遺存，盡管保存狀況已不盡如人意，但“對該遺址的發掘和研究，不但可以在相關程度上尋找出其直接的犯罪證據和毀滅犯罪事實的證據，同時亦可以搞清其建筑格局與施工工藝，為研究日偽時期建筑特點提供第一手資料。”譬如“對地下基礎部分進行了完整揭露，搞清了其整體格局；另一方面采用先進儀器對其進行了實測，全方位地獲取了其精確數據”；再如對“上水下水系統及設施等，有了較為清晰的了解”；特別是采取多方合作發掘和多學科交叉研究意義重大，尤其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介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發掘與研究的科技含量。現代遺址，去時不遠，不但一些老照片、錄音、影像、檔案資料等有案可尋，而且遺存的建造者、器用設施的使用者乃至當事者及其后裔仍有相當一部分在世，例如原憲兵萩原英夫參加了七三一部隊本部建設，他回憶的房屋結構設計、關押用于人體實驗的所謂“馬路大”的監禁室等，就都與考古清理的結果大致吻合。換言之，現代考古可以采用“三重證據”甚或“多重證據”方式，即歷史文獻、地下乃至地面遺存、在世的當事者乃至現代生物遺傳技術等，來復原歷史。

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與核心區一角歷史照片

“四方樓”地面復原效果圖

還有，《七三一舊址發掘報告》是集描述性解釋和解說性解釋于一體的全息考古報告，走出了一條“全過程考古”之路。考古是通過發現遺存進而解釋遺存來實現歷史研究的學科，而且其研究的路徑通常是通過廢棄遺存來重建遺存的使用方式，再通過使用方式來還原最初的生產方式。這些通過結果來上溯過程和動因的方式越往前復原越難，這是因為考古發現的遺存絕大多數都是殘缺不全的，所以導致一般的發現和研究常常止步于發掘和整理階段，只能做到何時、何地、發現了什么遺存這種客觀描述性解釋，而難以做到為何該時、該地、會出現這些遺存的解說性解釋。《七三一舊址發掘報告》則盡可能地發掘記錄了七三一部隊進行細菌武器研究、制造和使用，實施細菌戰、人體實驗的遺存，還發現了大量1945 年8 月日軍潰逃時，動用工兵部隊匆忙銷毀實驗設備，炸毀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等企圖毀滅罪證的證據，并對此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述和解讀。完成了通常考古難以實現的遺址興建過程、使用過程、廢棄過程這三個過程的全程性復原。這樣的全程性復原不但解決了描述性的，更重要的是解決了解釋性的難題，以豐富翔實的資料，過程性的記錄，深刻揭露了日軍侵華罪行。指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本部舊址曾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以戰爭為目的進行細菌武器研究和制造、活人實驗的軍事基地，是以危害人類和自然為代價發動細菌戰爭的策源地和大本營，“其反人類性質堪比納粹德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最后，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舊址考古預示著中國考古學將進入既專注于務實求真的學術、又助力于社會文化建設的“全考古時代”。近年來，學界對考古學的定義已經發生了一些改變，原來唯發現和研究為上的考古學，近幾十年來又延展出了保護和利用等全新領域。中國考古學凡涉的發現、研究、保護、利用，一方面是通過實物史料復原和重建國史及其演變之道，另一方面是為了讓古代文化遺產通過考古學的努力更多地傳承給子孫后代。凡此，才是考古學追尋的理想境界，才是考古學的全部要義。通過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本部舊址考古過程不難看到，“在發掘中，對各種遺跡現象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文字、繪圖、測量、照相、錄像記錄，為日后室內資料整理、報告編寫乃至研究、保護、復原、展示等，提供了詳盡的第一手資料。”據這次發掘的考古領隊李陳奇先生介紹，接下來，還將按《七三一部隊舊址保護與展示總體規劃》，建立數字化的考古遺址博物館，進一步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提供更為真實的遺跡與遺物證據。換言之，從初期只是調查、保護為主，發展到而今的邊發現、邊研究、邊保護、邊利用、邊傳承的“五位一體”模式，表明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大遺址考古工作中已經率先走進了“全考古時代”。

總之，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舊址考古實踐過程和《七三一舊址發掘報告》為代表的現代考古實踐成果，已經具有了揭露日軍罪證和暴行歷史，刷新考古學固有傳統，促進中國考古觀變化，豐富考古學定義和范疇，參與考古學學科共建，改寫中國考古學編年史的實踐論價值和認識論意義。

本文由孫莉、王琳瑋 摘編自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哈爾濱工業大學土木建筑工程學院、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編著 李陳奇 主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考古發掘報告》之“序”。內容有刪節、調整。

978-7-03-058220-1

科學出版社出版，定價：815.00元

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系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進行細菌研制和活人實驗的犯罪核心部門，本書即是反映該遺址發掘與研究的考古專題報告。報告主要分上下兩編：上編以豐富的第一手發掘資料，詳細地介紹了細菌實驗室、特設監獄、中心走廊及庭院等各種遺跡現象和出土遺物，尤以爆炸穴點和掩埋灰坑的發現備受關注；下編通過科學測定、模擬實驗的數據分析，對當時的建筑技法和施工工藝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參考歷史圖片資料制作了部分復原圖像。另在結語中，對本次發掘的主要成果進行了歸納和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