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近期美國亂成一鍋粥，我們看笑話看得不亦樂乎。
關于亂的原因，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說辭和一些美國游行抗議者面對采訪的回答值得關注。
特朗普在布拉格堡發表演講，稱洛杉磯騷亂事件是“一群揮舞著外國國旗的暴徒對和平、公共秩序和國家主權的全面攻擊”，目的是繼續對美國進行“外國入侵”。
很多人認為這是純粹的信口雌黃，我倒是覺得有那么一點點可信成分，只不過他把騷亂原因中的一個小點放大成了全部，以標榜自己的行為正義。
不少游行抗議者在采訪中也提到，很多實施暴行的并不是他們的人，而是借他們的勢為自己謀利的投機反社會分子。
特朗普和對特朗普政策不滿的抗議人群，不約而同地把騷亂起因歸罪于外部勢力，也是一種默契。
（圖源新華社）
這種歸咎于人的行為到底有幾分真實我并不清楚，但我認為他們的一些說法確實反映了當今權力系統理解公眾訴求過程中的一些問題的現狀。
那就是很多時候，在公眾與權力系統的溝通過程中，雙方都存在著一些不純粹分子阻礙著溝通的進程。
我今天總結的四大阻力是最常見的四種“不純粹”的形式，無論是在美國這次的騷亂中，還是在日常公眾對社會議題的討論中，都能感受到這四大阻力的存在，它們分別有三種存在于表面上的“公眾”，一種存在于權力系統。
“公眾”這個主體往往是復雜的，在一次社會事件的發生和議題的討論中，“公眾”里總是存在四種人。
第一種也是唯一一種“純粹的”，是真誠的理性的抗議者，他們的目的就是對一些政策表示反對，他們的抗議形式最多就是游行示威，并不想在法律框架之外抗議或者說危害到社會運行。
第二種是投機分子，投機的表現有很多，例如這次美國騷亂中，那些被采訪的游行者想要撇清關系的搶劫偷盜的罪犯，又例如一些社會議題中企圖額外為自己所在的群體（例如性別、階層）謀利的行為。
第三種是滲透破壞者，包括敵對勢力或極端組織，也就是特朗普痛斥的外部勢力，在日常的一些社會議題討論過程中，敵對勢力或極端組織可能利用抗議者的情緒激化矛盾，影響社會正常運行。
第四種是非理性參與者，他們可能一開始也是真誠理性的，但是在抗議的過程中，因為一些因素比如抗議的難度，外部勢力的煽動等導致情緒失控，就變得不再理性了。
由于后三者的參與，以日常的社會議題討論為例，當理性討論空間被這三種破壞性角色侵蝕時，公共議題的對話價值將系統性坍塌，比如明明在討論一個司法問題，突然就轉變成了性別對立，這無疑在阻礙議題的核心訴求溝通。
再以美國騷亂為例，當和平抗議被暴力元素污染后，其核心訴求也會被系統性消解。
先是生理上，人類大腦對暴力信息的記憶強度是和平訴求的數倍，一旦有了暴力元素，可能旁觀者就只記得暴力了。
然后是心理上，群體同質化錯覺導致部分人的暴力行為可能被上升到整體，一旦決策者運用“危險分子綁定”策略，將正常訴求與暴力行為打包定性為“社會不穩定因素”，那正常訴求就會被忽視。
講完了“公眾”這一群體中包含的阻力其實也就差不多了，因為權力系統中的阻力可能并不因為社會事件的發生才存在，而是一直存在，也就是大伙兒熟悉的諸如“懶政怠政”等等一系列問題。
所以對于這次美國的騷亂，特朗普政府怎么可能把鍋全甩給所謂“外部勢力”呢？這種可笑的說法只能說很符合他個人的風格，放別的人嘴里不一定說得出來。
總的來說，要想促成權力系統與公眾訴求最大程度的相互理解，雙方都得下功夫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但凡有一方不先進不純潔都能產生很大阻力，更別談都不先進不純潔了。
對于權力系統不想多說，對于一些抗議者來講，真正的抗爭可能首先不是對抗壓迫者，而是守護抗爭本身的純潔性，真正的社會進步既需要突破制度惰性的勇氣，也離不開對程序正義的堅守，不到萬不得已，誰也不想一亂再亂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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