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何應欽,大家腦子里可能立刻浮現出1945年他在南京接受侵華日軍投降的那張歷史照片。那是他一生的巔峰,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其濃墨重彩的一筆。但要是把歷史的膠片往前倒二十年,回到1924年的廣州黃埔島,那時候的何應欽還遠沒有后來的顯赫,他正處在自己人生最大的一個轉折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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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進黃埔之前,何應欽在老家貴州就已經是個弄潮兒了。他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正牌留學生,回國后在黔軍里升得極快,當過貴州講武學校的校長,集軍政大權于一身。年輕氣盛的何應欽在貴州辦學、練兵,甚至還深受五四運動影響,組織過“少年貴州會”,帶著學生抵制日貨、搞愛國游行,在西南那片土地上是個滿懷熱血的進步青年。可地方軍閥派系斗爭殘酷,老話說“木秀于林,風必摧之”,1921年他在昆明喝茶時突然遭遇政敵刺殺,胸部和腿部各中一槍,險些喪命。為了躲避仇家,他只能隱姓埋名逃到上海養傷。這一賦閑,就是好幾年。
就在他以為自己要英雄氣短、老死滬上的時候,命運轉了個彎。1923年,他在上海偶然碰到了當年的留日同學、也是后來改變他一生軌跡的人——蔣介石。當時蔣介石正準備去蘇聯考察,兩人一聊天,惺惺相惜。到了1924年,孫中山先生決定創辦黃埔軍校,蔣介石任籌備委員長,手頭極度缺軍事人才,立刻就想到了在貴州辦過講武堂、有豐富軍事教育經驗的何應欽。一封急電過去,何應欽沒有猶豫,收拾行囊南下廣州。這一步,徹底奠定了他日后成為黃埔系“二號人物”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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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黃埔的何應欽,表現出了一種極強的務實和苦干精神。當時大家都說他“無過人之資,有苦干之志”。黃埔初創時條件多艱苦啊,用何應欽后來的話說,“地不過三平方英里,錢月僅六千元,生源不過五百人,槍僅三百支”。但他硬是咬著牙頂下來了。1924年3月,軍校籌備處讓他主持考選并訓練首批下級干部。何應欽親自制定計劃,選拔了50名骨干,這批人后來成了黃埔軍校的建校中堅。軍校規定清晨五點起床,晚上九點半就寢,何應欽作為戰術總教官,每天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跟年輕的黃埔學生們同吃、同住、同操練。在開學典禮上,他擔任閱兵指揮官,那軍姿,那氣宇,讓臺下的孫中山贊不絕口。典禮一結束,孫中山特意把蔣介石、何應欽、王柏齡招到身邊合影,可見當時對他的器重。
在黃埔的教學上,何應欽確實有一套。黃埔一期學制只有半年,時間太緊,要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把一群熱血青年訓練成能打仗的軍官,常規辦法根本行不通。何應欽虛心聽取各方意見,琢磨出了不少絕活。他推行了“取精用宏,加緊教練”的方針,發明了師生相互問答式、歌訣助記式、圖物譬喻式,還有示范討論式等教學方法。把枯燥的軍事條令編成順口溜,讓學生們邊走邊背;拿生活中的物件當道具,在沙盤上模擬排兵布陣。這些生動、實用的法子在黃埔學生里極受歡迎,教學效果極好。到了1924年底,由他一手指揮的黃埔一期畢業戰術演習大獲成功,校長蔣介石對他更是另眼相看,直接讓他兼任了軍校教練部主任和教導第一團團長。黃埔的起家部隊,就是這么交到他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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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日子里,何應欽的思想也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化。剛進黃埔時,他深受大革命洪流的影響,思想是跟著時代往前走的。在東征期間,他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支持工農運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贊成國共合作的,對軍校里的共產黨人和蘇聯顧問都保持著不錯的合作關系。在戰場上,他率領黃埔教導團參加第一次、第二次東征,在淡水、棉湖以寡敵眾,冒險犯難,幫廣東國民政府徹底鞏固了根據地。那時候的何應欽,是一個充滿革命銳氣、能吃苦、能犧牲的純粹軍人。
但隨著他在國民黨內部地位的飆升,尤其是1926年1月他接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同年4月16日又接替因中山艦事件被免職的鄧演達、出任軍校教育長之后,他徹底進入了權力的核心層。
高處不勝寒,位置變了,想法也就變了。
他開始逐漸向校長的政治立場靠攏,曾經的革命理想慢慢讓位于派系利益和權力角逐。這里面還有一段挺有意思的插曲。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結果陷入孤立,李宗仁、白崇禧逼蔣下野。蔣介石指望一向聽話的何應欽能幫自己說句話,沒想到何應欽權衡利弊后,竟然和桂系一起表示了“同意”。蔣介石被迫下野時氣得不行,說有人“只逞私人的意氣”。蔣介石復出后,沒過多久就悄悄來到徐州的總指揮部,在事先沒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突然下令撤了何應欽第一路軍總指揮的職務,還調走了他住宅的衛隊,演了一出“入壁奪符”的戲碼,把何應欽的面子剝了個干凈。何應欽這才明白,自己玩政治根本不是校長的對手,從此收起異心,痛自引咎,甘愿當蔣介石在軍事上的高級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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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天,何應欽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育長的兼職移交給了張治中,正式離開了效力五年之久的黃埔軍校。這五年,他從一個躲在上海公館里養傷的落魄軍官,一躍成為名震全國的黃埔系第二號人物。雖然他離開了黃埔,但那些由黃埔師生衍生出來的蔣系軍隊,日后見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聲老師,稱他是陸軍的“保姆”。
黃埔軍校就是這么個地方——它不光改變了中國,也把走進去的每個人,重新捏了一遍。何應欽在黃埔確實能吃苦、有本事,但也是在這里,他一步步從一個熱血青年,變成了一個懂得怎么在夾縫里活下去的政客。
1926年4月,他走進黃埔接任教育長的那天,春風得意的很。可回頭看,有些事,從一開始就已經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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