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金霞
在明代,你若走在大街上,隔三岔五就會看到告示。縣衙門口有,村鎮粉壁上有,石碑上也有。白紙黑字,朱紅大印,抬頭就是“示仰”二字,意思是“下面的話你們都聽著”。這些告示內容五花八門,有的讓人笑掉大牙,有的讓人心頭一熱,有的則讓人忍不住罵一句“瞎折騰”。劉濤的新著《告示榜文與明代社會治理》,專門研究這些老告示,讀來頗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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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榜文與明代社會治理》
劉濤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先說一則笑話。明代有個衙門叫行人司,聽著清貴——“非科甲不選,非王命不行”,好像挺顯貴。實際上呢?行人司衙門孤孑,連個隸役都沒有。官署大堂下有一口井,井水甘冽,附近老百姓都來打水。更有膽大的婦人,打完水不走,竟大搖大擺地登上公座,在上面纏起小腳來。當時有位文士看不下去,模仿行人司行人的口氣寫了則告示:“示仰鄰居擔水婦人,不許擅登公座上纏足。如違,本官親咬三口。”這則告示出自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當時就被傳為笑談。
跟這則“咬三口”形成對比的,是朱元璋的大白話告示。朱元璋明白,告示寫得再漂亮,不如百姓聽得進去。他在全國各地建“申明亭”和“旌善亭”,做了壞事,寫明罪狀貼在申明亭上;行了善、盡了孝,名字上旌善亭,傳譽鄉里。說白了,就是古代的“紅黑榜”。他另設“木鐸老人”,每月六次走村串戶,搖著木鐸高喊“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二十四字的“圣諭六言”,堪稱明代最深入人心的宣傳口號。
明代的告示里,還有不少頗具“現代眼光”的內容。成化十年(1474年),明憲宗命提督九門內官巡視城池,出榜禁約沿河居民“毋得穢污”——就是不準往護城河里倒垃圾、排污。這大概是明代最早的“環保告示”了。同樣務實的還有海瑞。他在淳安縣當知縣時,發現底下人征收錢糧時巧立名目多收“火耗銀”,老百姓苦不堪言。海瑞直接貼出《定耗銀告示》,耗銀一律加收二分,一錢加二厘,一兩加二分,明碼標價,不許多收。窮鄉僻壤的老百姓,再也不用怕被收錢的人忽悠了。
在告示中,還有很多教化百姓,勸化風俗的內容。明代不少地方好飲成風,有人喝了酒就到衙門撒潑,“雖至縣庭,猶乘醉妄言,甘心受責”。為了制止飲酒之風,慈溪縣知縣薛應旂在《曉諭齊民》告示中規定:縣前直街的酒鋪一律不許賣酒,改賣飯,“如有犯者,著地方總甲送縣懲治”。這一手“釜底抽薪”,夠狠。賭博更是官府嚴厲打擊的對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呂坤說得明白:賭博是“敗家之源、做賊之根”,開場子的好比窩主,賭博的好比盜賊。他主張在各州縣鄉村印貼告示,懸賞捉拿賭棍——“拿獲真正賭博者,追銀十兩充賞”。
而有些告示,不僅無用,還很荒唐。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下“禁豬令”“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老百姓嚇壞了,趕緊把豬殺光,小豬崽也被掘地埋掉。最后,由于百姓的不滿、朝臣的極力勸諫,這一禁令在施行不到三個月便無疾而終。萬歷年間,某官員禁止捕蛙射鳥,衙役趁機四散下鄉訛詐,“每遇漁舟,輒誣為捕蛙”,搞得民不聊生。難怪當時有人感嘆道:“榜文告諭遍滿垣壁,天下幾困于文法,而絕無實用于民時,人之謂故紙世界。”
不過,災荒年間的告示,那真是救命的。萬歷十四年(1586年),河南先旱后蝗,蝗蝻啃得莊稼只剩稈子。巡撫急出告示:“每打蝗蝻一斗,即給倉粟一斗。”老百姓一聽有糧換,連夜下地撲蝗,幾天工夫,諸縣蝗蟲滅盡。災荒缺糧時,官員出榜沿途市井,歡迎南方糧商運米北上賑濟,許以“米至二百石以上賜敕獎勵”“復其身役”等優惠。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用市場手段解決糧食短缺問題。
讀完劉濤的這本書,你會發現,一張張泛黃的告示背后,藏著的不只是一個王朝的治理邏輯,更是幾百年前的官民互動、世道人心。全書以告示榜文為中心線索,不僅系統梳理了明代的告示榜文制度,還深入分析了告示榜文在吏弊防治、賦役征派、風俗教化、基層治安、災荒賑濟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客觀揭示了告示榜文在實際運行中存在的虛文搪塞、奉行故事、實效不足的治理局限,立體還原了明代國家與社會、官府與民眾之間真實而復雜的互動圖景。這種兼顧正面效能與現實局限的辯證審視,使研究更具歷史質感與思辨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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