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894年，荷蘭企業家雅克·范·馬爾肯向公司提出一個建議：聘請"社會工程師"來管理保險、教育和工人利潤分成等人類系統，要像對待機械系統一樣精心。十五年后，改革者威廉·H·托爾曼出版《社會工程學》，描述美國工業家如何像優化制造方法一樣優化工人條件。如果工業家能按需塑造鋼鐵和電力，為什么不能塑造社會本身？
這個設想很快走向黑暗。納粹德國，工程師弗里茨·托特創立托特組織，這個龐大的國家工程企業從高速公路系統起家，后來使用奴隸勞工運營集中營。蘇聯領導人采用美國科學管理技術來規劃工廠工人的動作，通過集中化記錄對人口進行分類，既服務于快速工業化，也服務于古拉格的強制勞動體系。同樣的工具和管理方法，既能修建高速公路、執行五年計劃，也能用于鎮壓和大眾控制。
到1950年代，"社會工程學"已成為一個被污染的詞。納粹和蘇聯暴行的揭露，加上冷戰對宏大社會規劃的批判，讓這個術語從進步口號變成了警示標簽。驅逐這個詞的做法將實踐推向地下，使其更難被識別——當它以新形式重新出現時，比如組織心理學和系統管理，仍然依賴分類和行為影響技術，只是貼上了更溫和、更少負擔的標簽。
戰后年代，新的社會工程學術語包括"人的因素"和"城市規劃"，都承諾整合而非命令。隨著計算技術進步，語言再次轉變："客戶旅程映射"用于追蹤互動，"用戶體驗"用于編排行為。這些框架更溫和，但核心邏輯未變：理解人，預測人，塑造人。
如今，這個詞最常被聯想到的是網絡釣魚和詐騙——欺詐者操縱人們泄露個人信息。但概念本身更古老、更中性：它是有意塑造人類行為，通常是大規模進行。它在硅芯片之前就已存在，一旦實踐者學會隱藏它，就變得無處不在且不受監管。威權政權、詐騙者、大公司都從中獲利。
要保護自己免受不良行為者侵害，并從社會工程學的正面獲益，我們需要重新認領這個名字，并審慎地治理它。不是假裝它不存在，而是承認它一直在那里——然后決定誰有權使用它，以及用于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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