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色資本家”到國家副主席，一生低首拜梅花

作為中國民族工商界的“首戶”，榮毅仁在中共高層有一個專屬昵稱——“榮老板”。據說是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第一個叫的，以后就叫開了，三代領導人都這么叫過。

擔任中信公司董事長期間，榮毅仁還先后擔任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要職。一次，他在中信全體大會上讓大家不要稱他這個“主席”那個“長”的，就叫“老榮”吧。下面一片哄堂大笑。頓了一下，他又笑著說：“那就叫‘毅仁同志’。”不知誰在下面接了一句：“叫‘榮老板’吧！”笑聲更大了。他也笑了，最后有點無奈地說：“好吧，就叫榮老板吧。與其你們在背后叫，還不如干脆當面叫吧。”

終其一生，榮毅仁始終特別看重自己的企業家身份，最喜歡“榮老板”“榮董事長”之稱。直到1993年當選國家副主席，他才辭去中信公司董事長之職，告別了“老板”生涯。

2026年5月1日是榮毅仁110周年誕辰。今年春，榮毅仁的獨子、84歲的榮智健幾次從香港回到無錫梅園。這是榮氏家族捐獻的園林，其中那株“梅王”花開滿枝如雪。

曾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的榮智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父親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要敢于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認準的事就要堅持到底。

榮毅仁 圖/ 計泓賡著《榮毅仁》

“紅色資本家”

在成為“榮老板”之前，榮毅仁是上海灘有名的“榮小開”。他的老友王兼士曾回憶，自己相與過的幾位小開里，就數“榮小開”最靈，拎得清，談到生意上的事一點就明。

1949年初，榮氏家族紛紛遷往海外。榮毅仁的內心是矛盾的，他想，出去就是做海外寓公，那不是當“白華”任人擺布嗎？他還想在祖國做一番事業呢。父親榮德生已決定留下，二哥榮爾仁對他說：“我們兩人總要留一個。”他考慮再三后說：“我留吧。”當時7歲的榮智健本已隨母親和姐姐去了香港，榮毅仁將他們接了回來。

新中國成立之初，榮毅仁擔任了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委，加入了民建，頻頻為國家出謀獻策，差不多“一會一策”。1950年5月，全國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在北京召開，榮毅仁在會上建議國家對私營企業實行“加工訂貨”，被中央在全國推廣。不久，他在第二屆全國稅務會議上建議，對于財務制度健全的大中型企業不實行民主評議，而實行“按賬冊征稅”，經過爭論后被采納。年底，紡織工業部在北京開會，餐敘時榮毅仁提出了一個“讓搞工業的人專心搞工業、貿易的事由國家來搞”的建議，后國家出臺了《關于統購棉紗的決定》。

在“五反”運動中，上海的“303戶”資本家是重點。一開始，榮毅仁被劃為“基本守法戶”，報告毛澤東后，毛澤東說：“何必那么小氣！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

1954年，榮毅仁響應號召，提出對申新紡織公司等榮氏企業實行公私合營。1956年，又率先把全部企業拿出來和國家合營。毛澤東到過上海不下幾十次，只視察過一家公私合營廠，就是榮毅仁所在的申新九廠。他對榮毅仁說：“你不是要我到廠里來看看嗎？今天我來了。”

1957年1月初，上海市二屆一次人代會前夕，已就任副總理的陳毅專程從北京趕來上海。他在黨員大會上說，這次匆匆趕來，毛澤東給了他一個特殊任務，要他和上海同志商量，請投榮毅仁一票，選他當副市長。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在國際上稱得上財團的沒幾家，榮家把全部企業拿出來合營，在國內外影響很大，怎么樣把合營企業搞好，上海要創造經驗，因此從榮家選出代表人物參與政府領導工作，現在就十分必要了。

不久，榮毅仁當選上海市副市長。從此，“紅色資本家”之稱伴隨了他一生。

1959年，毛澤東考慮選擇幾位黨外人士到中央工作，并委托鄧小平推薦人選。鄧小平推薦了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榮毅仁。9月，榮毅仁舉家遷京，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

這是鄧小平首次點榮毅仁的將。時隔整整20年之后，鄧小平再次點了他的將。

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不到一個月，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擺下“五老火鍋宴”，邀請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榮毅仁和周叔弢五位工商界元老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談。火鍋宴的重頭戲，是請榮毅仁“出山”。

鄧小平交代榮毅仁：事由你辦，人由你找，由你負責，排除干擾，不用擔心其他部門來管你，“你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義”。

“包弄大”

“尚方寶劍”在手，榮毅仁開始搭建團隊。他首先從上海請來了王兼士、吳志超、徐昭隆、吳光漢等幾位老先生，這都是他在工商界的多年老友，個個熟諳商品經濟。他又將幾個很有能量的年輕人招至麾下，包括王震將軍之子王軍和來自總參的莊壽倉。

莊壽倉原是副總參謀長王諍將軍的秘書。那時，多年為黨內領導當秘書的莊壽倉，因工作關系頭一回接近榮毅仁這樣的黨外大人物，覺得他儒雅中自帶一種不怒自威的氣質。不久，莊壽倉調到榮毅仁身邊工作，成為他的首任秘書。

起草公司章程時發生了爭論。王兼士等老先生認為，公司應按照市場經濟的組織方式經營管理；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這種提法與當時計劃經濟下的口徑不符合，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榮毅仁思考雙方意見后，想出一個提法：“公司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實行現代化的科學經營管理。”這下，與會者都表示贊同。

1979年7月8日，新華社發布消息：國務院批準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簡稱“中信公司”），榮毅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同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全文也正式公布。主管副總理谷牧風趣地說：“榮老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干一番吧！”

公司成立后，榮毅仁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地皮蓋房子。中信按照“自己籌資、自己經營、自己建造”的方針，于1984年在建國門外投資建成了31層高的國際大廈，不但解決了辦公用房，而且余下的樓層全部租出，98家外國商社和公司入駐，很快收回了投資。

國際大廈還在建設時，榮毅仁就盯上了一個更大的項目。他喜滋滋告訴大家：“中央決定在北京興建兩座50層高的大樓，中信已爭取到了一幢。”大家說，榮老板胃口真大，他笑著說，自己是“包龍圖”（無錫話中發音與“包弄大”相仿）。1992年，52層的京城大廈在亮馬河畔落成。

項目進程中，有時會遇到馬上要簽約了批件還未下來的情況。逼急了，榮毅仁就會“告狀”：“請理解我在夾縫中走路的艱難！”這使他成為一些人眼里“好打報告”的人。他曾感嘆：“有些人從計劃經濟眼光出發，總認為你們這家公司是‘無軌電車’，總對你另眼相看。一些老的官方機構，總想把事情都攏到他們底下。”

國家22項重點工程中的大項目——江蘇儀征化纖一期工程因資金不足準備下馬，紡織工業部找到了當年的老副部長榮毅仁。榮毅仁想：這樣好的項目為啥要下馬呢？資金不足，為何不能向國外借呢？他的父親榮德生有句名言：“只有欠入，賺下還錢，方有發達之日。”

他提出了在國外發行債券的辦法。一些人以發行債券的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貸款和進出口銀行貸款為由反對，榮毅仁到主管領導家里直陳利弊，終于取得了支持。1982年1月，中信首次發行100億日元私募債券，在日本銷售一空。儀征工程順利建成投產，被稱為“借蛋孵雞”的儀征模式。

“老板項目”

那幾年，中信做成了很多項目，但榮毅仁心中始終想為國家引進一項高科技重大項目，一直在尋尋覓覓。不久，一個機會浮現了。

1986年秋，中信公司駐美代表處主任丁忱向榮毅仁打了一份報告，說是美國休斯公司一顆通信衛星正在尋找買家。

向丁忱介紹此項目的中間商，自稱是基辛格的朋友。丁忱特意致電同為哈佛校友的基辛格，基辛格坦率地告知，朋友談不上，但衛星確有其事，并認為此事對中國發展經濟是有利的。有了這個底，丁忱才敢向榮毅仁報告。

與此同時，香港電訊的母公司——英國大東電報局也找上了中信，希望合作購買和運營這顆通信衛星。之前他們找過國家郵電部，吃了閉門羹。

經初步估算，中信公司如果參與這個項目，需要籌資約5000萬美元，相當于4億元人民幣。中信高層普遍持反對態度，因為擔心抽不出這么多的資金，也擔不起這么大的風險。但榮毅仁不這樣想。當時中國的通信已成為發展的瓶頸，他看好衛星通信的前景。

1987年秋，榮毅仁在北京會見了英國大東電報局董事長兼英中貿易協會主席夏普勛爵，商談合作。榮毅仁提出，自己參股的條件是，這顆衛星必須由中國自制的運載火箭在中國地區發射，對方同意了。這個“老板項目”正式啟動。

1988年2月，亞洲衛星有限公司成立。1989年1月，亞星公司與航天部所屬的中國長城工業公司簽署了亞洲一號發射合同。

整個過程中，有關部委的態度各不相同。總的來說，郵電部門反對，廣電部門支持；航天部門中，搞火箭的支持，搞衛星的反對。1989年夏，發射合同遭遇波折，“兩部一委”聯合向國務院打報告，大意是，發射合作應該積極爭取，但中信公司應該退出。不得已，榮毅仁找國家領導人陳情，這份報告被擱置，項目才得以繼續。

發射的日子定在1990年4月7日。那天的天氣忽晴忽雨，親臨發射現場的榮毅仁和大家的心情一樣，七上八下。在錯過兩個時間窗口后，天色終于放晴。21時30分，長征三號運載火箭載著亞洲一號騰空而起。榮毅仁笑著說，終于懂什么叫“發射窗口”了，就是天上得有個窟窿！

亞洲一號的成功發射，標志著中國國際商業衛星發射實現了零的突破。到1994年，亞星公司還清了全部股東貸款，中信轉而還清了銀團貸款，沒有花一分錢而擁有了該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如今，中信旗下的亞洲衛星公司早已成為服務整個亞太地區的商業衛星巨頭。

一生低首拜梅花

任中信董事長期間，只要在北京，又沒有公務在身，榮毅仁每天早晨都會西裝筆挺地快步走進位于京城大廈的辦公室。哪怕出國歸來，第二天早上他也會按時上班，時差對他好像不起作用。

他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路透社的終端顯示屏，不時看一下熒光屏上不斷閃爍的數字。熟悉他的人說，他讀數字就像別人讀故事一樣。

1993年春，一則消息震撼著海內外。這年3月27日，榮毅仁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家副主席。海外媒體紛紛報道，榮毅仁登上人生巔峰。香港《文匯報》一則發自臺北的報道寫道，一向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出任國家副主席，已引起臺灣經貿官員與業者高度關切，他們據此研判出大陸的改革開放動向。

當選國家副主席后，榮毅仁辭去了中信董事長之職。14年來，中信已由最初的十幾人發展到3萬多人，公司總資產超過800億元人民幣，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

最后一次主持董事會時，榮毅仁說：“有人說我們是‘蛇吞象’，我看搞市場經濟就是要‘蛇吞象’，要用最少的風險取得最大的效益。”他還說，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有利可圖，講經濟效益；又不能唯利是圖，要講社會效益，為國家和人民做出貢獻。

1998年，榮毅仁從國家副主席任上退了下來，此后辭去所有職務，深居簡出。

自1978年由北太平莊搬到史家胡同47號后，他在這里一住就是20多年。這是一座東西兩廂的精致小四合院，坐落在東四，鬧中取靜，院中種著榮毅仁最愛的各色月季花。客廳正中高懸著鄧小平手書的“戒欺室”匾額。“戒欺”是榮毅仁之父榮德生的一個信條，生前他的無錫樂農別墅書房里也掛著這樣一塊匾額。

餐廳小巧玲瓏，墻上掛著一幅紅梅，上題“一生低首拜梅花”。榮氏家宴遠近聞名，李瑞環曾贊“榮家的菜是最好吃的”。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希思首相，美國的基辛格博士、黑格國務卿、洛克菲勒等都曾來赴宴，基辛格更是六次赴宴。

老秘書莊壽倉去看望時，榮毅仁夫婦常和他說說家常話。榮毅仁夫人楊鑒清告訴莊壽倉，榮毅仁一生只向她發過一次脾氣，就是“文革”時最困難的時候，她向丈夫抱怨，早知今日當初就不該從香港回來，榮毅仁一坐而起大聲說，這條道他是走定了的。

榮毅仁一直以黨外人士代表的身份聞名于世。直到他2005年10月26日逝世，中央發布的《榮毅仁同志生平》中明確提到“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國家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這樣的評價，世人才得知，榮毅仁已于1985年7月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

父親逝世后，榮智健很長一段時間都沉浸在與父親過去相處的點滴中。在他從小的記憶里，父親對四個女兒溫柔，對他這唯一的兒子卻很嚴厲。但只要有空，父親就會和他下半個小時圍棋或象棋。榮智健做了錯事，只要承認就沒事，說謊則會被打屁股，關黑屋子。榮毅仁說，這是做人要講的根本誠信。

1956年，榮毅仁之子榮智健為全家拍攝合影。翻拍/賈國榮

而今，榮智健也已離開中信多年。他常回無錫故園，數次大額捐資改造提升梅園景觀，想把祖輩和父輩留下的文脈守護下去。

今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文章《“多做對國家、對社會主義有利的事”——紀念榮毅仁同志誕辰110周年》。榮智健覺得，這句話最能代表父親的信念。

（本文參考了計泓賡《榮毅仁》，莊壽倉《榮毅仁的傳奇人生》）

發于2026.5.25總第123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榮老板”往事

記者：宋春丹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