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田晃司談戛納新片《奈義日記》

作者：Patrick Brzeski

譯者：覃天

校對：易二三

來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Asian Movie Plus

（2026年5月18日）

2022年，當日本導演深田晃司在42歲那年榮獲東京國際電影節頒發的「黑澤明獎」時，他略帶靦腆地表示，這個表彰終身成就的獎項頒給自己，或許來得稍微早了一些。此前的獲獎者包括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山田洋次以及侯孝賢；而那一晚與他同臺領獎的另一位獲獎者，則是五度斬獲奧斯卡獎的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圖。

深田晃司

深田晃司說，他打算把隨獎項一同頒發的獎金，捐給一個由他共同創辦的本土組織——該組織專門為日本的自由職業電影工作者提供心理健康與法律方面的支援；他還鄭重承諾，會繼續努力創作，不辜負人們對他才華所寄予的這份信任。

深田晃司此前早已屢屢在各大電影節上嶄露頭角——他那部具有突破意義的家庭喜劇《款待》于2010年摘得了東京電影節的「日本視點獎」，而他那部令人揪心的劇情驚悚片《臨淵而立》則在2016年捧回了戛納「一種關注」單元的評審團獎——不過，憑借最新長片《奈義日記》，戛納首次將他攬入主競賽單元，讓他有機會去爭奪那種與「黑澤明獎」得主身份相稱的榮耀。

在金棕櫚獎的角逐中，與他同場競技的還有兩位日本同胞：是枝裕和（《盒子里的羊》）和濱口龍介（《突如其來》）——這是25年來，首次有三位日本電影人在同一屆戛納電影節上角逐最高獎項。

《奈義日記》

《奈義日記》講述了兩位中年女性——由石橋靜河飾演的友梨和松隆子飾演的寄子——在某個春日的幾天里，于片名所指的那座日本鄉間小鎮「奈義」重逢的故事。友梨是寄子哥哥的前妻，但兩位女性之間始終保持著親密的情誼。寄子在奈義默默無聞地謀生，她是一位雕塑家，從一整塊原木中鑿刻出人物的形象。友梨則是東京一家大型事務所的建筑師，但在事業和個人生活雙雙陷入僵局之后，她前來探望寄子。

深田晃司懷著溢于言表的深情，將奈義的日本鄉村生活娓娓道來；隨著兩位女性重續舊誼、并與寥寥幾位當地人來往互動，記憶與張力層層累積，最終推向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清算與了斷。

問：《奈義日記》的靈感來自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1953），后來又被改編成舞臺劇。在您的改編中，故事的背景轉到了奈義。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深田晃司：我也許應該先說明一下這部電影的背景。確實有一部戲劇叫《東京筆記》，它是平田織佐的代表作之一。平田織佐在日本是非常知名的劇作家和舞臺導演。《東京筆記》的故事發生在東京的一座美術館里；他曾向我建議，我們或許可以把它改編成一部電影，并把故事設定在這座美術館中。原因是，當時他正在那里做一些文化方面的工作，所以本來就已經有了某種聯系。

我去了岡山縣奈義町，看了那個場地。雖然那是一個非常獨特，也很有意思的地方，但我覺得，既然都特意去了那里，如果還要拍一個以東京為基礎的故事，就未免有些浪費。于是我決定拋開《東京筆記》的故事，構思一個全新的故事，改掉片名，一切從頭開始。那部戲劇確實是最初的出發點，但這個故事已經完全不同。

問：《奈義日記》里有某種東西，會讓人聯想到小津安二郎、成瀨巳喜男乃至溝口健二這些日本電影大師的作品。您會說他們對您產生過影響嗎？

深田晃司：影響過我的電影人有很多，但我絕不敢把自己跟他們那樣的導演相提并論。

問：您保留了原作舞臺劇中的多少內容？

深田晃司：從根本上說，《奈義日記》講述的是一個全新的原創故事。但因為我非常喜歡平田織佐的那部戲，所以其中仍有一些元素直接受到它的啟發。《東京筆記》講的是一群兄弟姐妹每年一次在東京的一座美術館相聚。大姐住在東京以外的地方，也就是日本的地方城市，由她照顧父母；兄弟們則在東京過著都市生活。整部戲講述的，就是他們在東京相聚的這一天。

大姐和其中一個弟弟的妻子，也就是她的弟媳，關系非常好。兩人十分親近，但后來我們會知道，那個弟弟正在離婚——而在日本，這意味著她們以后大概再也不會見面了，因為她們在法律或家庭關系上已經不再是親屬。現實中通常就是這樣。所以這部戲的結尾相當傷感：我們意識到，她們每年一次在美術館相聚的傳統，就此結束了。

當我開始為一個新故事構思點子時，我就在想：如果這兩個女人并不太在意這些社會慣例，實際上仍然保持聯系、繼續見面，會發生什么？這就成了《奈義日記》最初的故事前提。

問：某種程度上來說《奈義日記》是一部關于友誼和陪伴的電影。不過，我也覺得它更像是一部關于孤獨的紀事，甚至是一次關于孤獨的詩意體驗。您認同這種解讀嗎？

深田晃司：這部電影所探討的主題，是深深扎根于日本社會，其中包括父權結構，以及女性和男性在這種結構下所感受到的那種壓迫。它也觸及了性少數群體不得不把自己隱藏起來、讓自己「隱形」的處境。與此同時，還有一種貫穿我所有作品的元素，因為那是我最重要的母題——孤獨。

比起社會議題本身，我更感興趣的是生命的悖論——我們每個人都是獨自降生、又獨自死去。不僅在日本，我相信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許多能讓我們感覺不那么孤單的東西，比如家庭、愛、宗教（盡管日本很多人并不信教，包括我自己在內），正在一點點地消失。這只會讓那種孤獨感變得愈發強烈。所以，在我的電影里，最重要的主題就是孤獨，以及「我們如何獨自活著、又獨自死去」這個問題。

問：據我所知，您后來還以駐地藝術家的身份在奈義待了更長一段時間。您對這個地方有什么印象，它們又是如何滋養了您的故事？

深田晃司：我最后在那里待了大約十個月，跟當地居民聊天，差不多是從零開始一點點搭建起我的故事。首先，那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座美術館有著極其現代、極其獨特的設計，卻又這么孤零零地杵在一片鄉村景致的正中央，構成了一幅相當不尋常的畫面。這座美術館至今已經在那兒矗立了將近30年，它也對奈義當地的居民產生了影響。他們為它感到非常自豪，也許是因為它，那里的人在文化和藝術這方面十分具有涵養。然后，當然，正如電影里所呈現的那樣，鎮上還有一座大型軍事設施——一個日本自衛隊的基地。這是這座小鎮性格中一個形成強烈反差的側面。它讓我不禁好奇：為什么偏偏是這里、要把基地建在這么個地方？也讓我去思考東京與日本這片鄉土之間的關系。

問：影片呈現了兩種藝術家，兩種藝術家生活。一邊是孤獨的雕塑家，她以一種非常純粹的方式獻身于自己的手藝；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由里，她是一位成功的大城市建筑師。但她也承認，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做出了妥協：當別人要求她簡單模仿更知名建筑師的風格時，她往往會照做。請談談您對這種二元關系的興趣，以及您是如何形成這一設定的。

深田晃司：說來有趣，我很早就萌生了讓一位建筑師和一位雕塑家同時登場的想法。最初純粹只是出于直覺，但隨著我對奈義越來越熟悉，這兩個人物和她們各自所從事的事業，竟意外地與這個地方十分契合。我不清楚木雕在其他國家有多常見，但在東京，那是一門幾乎無法從事的手藝。很少有人在自己狹小的住宅或公寓里有足夠的空間去做這種活兒，而且還有噪聲問題，以及鄰居投訴的麻煩。優質的木材也非常昂貴。但在奈義，空間綽綽有余，你只需到周圍的森林里去尋一尋，就能廉價甚至免費地得到漂亮的木料。

建筑則恰恰相反。它是一門無法獨自完成的藝術形式。無論你多么熱愛建筑，你都不可能真的僅憑一己之力、單純出于對這門手藝的熱愛去把它實現出來。電影創作也和建筑十分相似。我想，我之所以選了這兩個人物，是因為我發現自己一方面對友梨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對寄子那種工作方式充滿向往——能過上那種純粹的、獨居的藝術人生，多有吸引力啊。

問：看過您之前的作品之后，我看《奈義日記》開頭時其實有些擔心。想到《臨淵而立》或《愛情生活》這樣的電影，我會擔心那些可愛的孩子或主要人物身上，是否即將發生某種真正可怕的事情。但很快就能看出，這是一部更溫和、更微妙，也更柔軟的電影。這是您從一開始就有意為之的嗎？

深田晃司：這一次，從最初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想拍成悲劇。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在日本，當人們從城市視角看待鄉村生活時，往往會抱持一種相當負面的看法——容易覺得鄉下人落后、封閉，甚至有一點陰森。但我不想走那條路。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孩子失蹤或可怕的暴力行為，并不是我們在生活中會遭遇的唯一悲劇。對我來說，還有一種更大的悲劇存在于我們所有人身上，那就是孤獨的悲劇；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承受的東西。

在影片中，友梨離了婚，發現自己在工作和事業上都陷入停滯——而現在，她突然不得不直面這種孤獨，這也是她迄今為止人生中最大的悲劇。另一方面，寄子完全獨自工作，生活在一片空曠土地遍布的地方——也許正因如此，她已經接受了孤獨。我想，這正是友梨覺得寄子的生活方式如此迷人的原因。我想呈現的，就是這種對比。

《臨淵而立》

問：讓我印象深刻的另一點是，這部電影里其實根本沒有壞人。在這種基調下創作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深田晃司：我并不覺得這特別難。我認為，當涉及人這個話題時，一切都是相對的。我不認為有什么絕對的好人或壞人。在特定的情境下，人可能會顯得善良或邪惡——而在這部片子里，只不過是沒有任何一個時刻、會讓某個人顯得邪惡罷了。我經常說，我最喜歡的電影人之一是埃里克·侯麥。在他的電影里，沒有反派，但故事卻依然講得那么好。日本的宮崎駿是我另一位心目中的英雄。從我小時候起，他就塑造了我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在20世紀80年代，他就不再讓自己的電影里出現反派了。從《天空之城》（1986）以后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沒有壞人。

問：除了將寄子描寫成一個非常純粹的藝術家之外，影片中還有一段非常純粹的愛情故事。影片的核心處，是兩個正在探索自我身份、經歷初戀的男孩，他們也在思考該如何面對這份感情。那份愛的天真，成了某種映照物，兩位女性也借此投射并反思自己對過往的感受。其實我沒有什么問題，只是覺得這一切處理得非常優雅。

深田晃司：嗯，謝謝你這么說。拍電影時，我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擁有一切。在這個故事里，我最初有的是這樣一個女人的想法：她單身，獨自生活、獨自工作在這個鄉村小鎮里——但我并不知道她為什么是孤身一人。后來我想到，也許寄子是一位性少數者。

在奈義待的那幾個月里，我遇見了各種各樣的人。我和所有人交談，也遇到了一些很好的人。我學到了很多，也有一些有趣的發現。但我意識到，有一種人是缺席的，那就是性少數群體。從統計上講，奈義肯定有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者——但我意識到，他們全都隱身了。于是我決定，我想把焦點放在我所發現的這種「缺席」上。

從那里開始，我逐漸把這些線索連接起來。那么，她為什么是孤身一人？也許她曾經愛過某個人，卻始終沒能向對方說出口。而現在，面對這些正在探索性別身份的年輕男孩，也許當她決定如何回應他們時，她想到的是自己曾經的夢想與遺憾。

《奈義日記》

另一方面，友梨離過婚，也對婚姻抱有更多懷疑，因此她非常自然地鼓勵他們不要急，不要焦慮，要花些時間去發現自己究竟是誰，真正想要的又是什么。我們不都是這樣嗎？我們都在人生途中學到過一些艱難的功課；而當別人向我們求助時，我們總會不由自主地從自己最遺憾的那些時刻中汲取經驗。

所有這些想法和關聯，就這樣逐漸堆積起來，有點像雕塑家寄子一點點給模型加上黏土——然后再刮掉一些，再添上新的部分。它永遠處在進行之中，就像是在雕塑這個故事。

問：影片以一種極為曖昧的音符結束，所以我很好奇，對于影片結束之后的那些時刻或日子里，友梨將如何揭示真正的自己，您心中是否已有一個明確答案？

深田晃司：她的未來是開放的。對我來說，一部電影最重要的事情，是給出空間，或者創造出一些留白，讓觀眾可以自行填補——而不是把我的想法或某種信息強加給觀眾。我留下了空間，讓觀眾去想象友梨和寄子之后會發生什么。這是我所知道的、防止一部電影淪為說教的最好辦法。

友梨的未來是一片空白，就像我們所有人的未來一樣。不過，我確實很想看看那座雕塑最后會變成什么樣子。

問：能談談片中的那些藝術作品，以及您為何選擇它們嗎？

深田晃司：嗯，因為整件事的緣起就是奈義的這座美術館，再加上整座小鎮在文化和藝術上都很有素養，所以我覺得，我故事的焦點可以放在藝術家與模特之間的關系上。但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要展現出藝術家的工作不僅僅是呈現那件完成的藝術品，而是要呈現創作的過程。我覺得，一部電影把焦點放在藝術家與模特的關系上，卻又對那件完成的作品本身沒有特別的興趣，這是相當少見的。當然，藝術家是想要創造出美的東西、想要為觀者創造出某種作品的，但與此同時，創作這一行為、這一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以更高清晰度去觀察世界的行為，這一方面非常重要。這正是我想要呈現的——把「過程」作為一種觀看世界、觀察世界、并去認識他人的方式。

問：電影里的角色總是試圖把自己稍稍隔絕起來，但外部世界還是透過那些新聞播報滲了進來——比如烏克蘭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者軍事基地的那場槍擊。讓外部世界以這種方式進入故事的決定，是從何而來的呢？

深田晃司：嗯，原因之一是，這本就是對現實中奈義的一幅寫照——那里每家每戶確實都裝著那種防災廣播，也確實能聽見大炮轟鳴的聲響。我在那里住了將近一年，那個廣播每天早上、每天傍晚都會播報。我常常是在那廣播聲中醒來的，而在有實彈演練的日子里，大炮的轟鳴聲會從早一直響到晚。所以這是對奈義這座小鎮生活的一種真實描摹。

與此同時，正因為它是當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會讓你去思考：為什么這里會有一座自衛隊基地？當然，這是因為世界各地正在發生戰爭，而這些正是日本的防衛力量。

當你生活在城市里時，很容易忘記這些戰爭正在發生。它們感覺像是非常遙遠的事情，但實際上，它們當然離我們很近。我們所有人都彼此連接。因此，通過呈現這樣一個正在進行軍事演習的小鎮——順便說一句，我寫作這部電影時，俄烏戰爭剛剛爆發——我得以把遠方發生的戰爭，與這個村莊和平的日常生活并置起來。而槍炮聲在某種程度上把兩者連接在了一起。

問：您能想象自己有一天住在鄉村里嗎？

深田晃司：我在東京出生、長大，一直都生活在東京。我從來沒在鄉下住過，所以為了拍這部電影，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決定去那里住上將近一年，一邊寫劇本。在拍這部片子的時候，為了避免落入刻板印象，我有兩件事特別留意。一方面，有很多電影會呈現出一種田園牧歌式的鄉村：某個城里人到鄉下，經歷一段難得的際遇，讓自己煥然一新，參透了人生的意義，然后回到城市——這種我不喜歡。另一方面，還有一種套路，把鄉村描繪得封閉、守舊，與城市相比落后過時。我非常小心地想要避開這兩種描寫方式，努力把它們更平等地呈現在同一水平線上。

我在奈義生活的時候意識到，東京所擁有的，是「選擇」。你會覺得自己有更多的選擇——無論是在所從事的工作上，還是在出行方式上。你可以坐火車，可以坐公交，也可以騎自行車。而在鄉下，工作的選擇更少。作為性少數群體的一員，要出柜也要難得多。你要是想去哪兒，基本上就只能開車。那種感覺更拘束。但我遇到的大多數人，似乎并不這么覺得。他們覺得自己擁有更多的自由，過著一種更松弛自在的生活方式——這一點起初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看上去你在東京似乎擁有更多的選擇，但實際上你的生活方式反而更受限制；而在鄉下，限制是更多了，可自由卻也更多。至于我自己愿不愿意住在鄉下嘛，很遺憾，日本鄉下的電影院實在是太少了。我可不想住在任何一個沒法看電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