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歲醫生還在看病理切片，上海灘“大概就他一個”，張文宏和他一起出書

工作的大部分時間是看顯微鏡，枯燥嗎？胡錫琪不這樣想，他坐在顯微鏡前，抬起頭，眼睛亮亮的。

胡錫琪今年88歲了。上海灘上，這個年紀還在看病理切片的醫生，他說“大概只剩他一個。”他是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原院長、病理學系退休教授、主任醫師。這兩天，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推送的一條“88歲復旦上醫高能量男孩”火了，視頻里的他，頭發花白，靜靜地看著顯微鏡。很多時候，他不直接面對患者，他的“讀片”卻事關患者的命運、人生。

“病人的痛苦在哪里，研究就扎根在哪里”

每周三上午，去華山醫院病理科，看肝穿刺標本和肝外科手術標本，會診全國各地和市內各醫院疑難病例；下午在上醫病理學系，看肝穿標本，參與會診全國各地和市內各醫院疑難病例……這是胡錫琪近來的“日常”。此外，他會在華山醫院帶基地班學生和進修生閱片，進行每月一次的肝病講座。

有人問胡錫琪，天天看一樣的東西，不枯燥嗎？他搖搖頭，指指鏡頭，“你看著這一張，血管壁纖維蛋白樣壞死，形成血栓。最近確診的，藥物性肝損害。”他眼里的光閃亮了60多年，從未熄滅。

1964年，胡錫琪畢業分配至上海第一醫學院病理教研組。報到那天，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他激動得一夜沒睡著。他的引路人是我國病理學奠基人之一、一級教授谷鏡汧。每個新老師的第一例解剖，谷老一定親自帶教。手的位置、刀的走向、每一步的順序，都有規范，不能偏差。谷老從德國帶回的病理技術，要求“拷貝不走樣”。

谷老還常說一句話：“病理研究要跟著臨床走。病人的痛苦在哪里，研究就扎根在哪里。”剛報到的胡錫琪被直接帶到腫瘤醫院肝癌病房，跟著臨床醫師查房，一查就是三個月。

上醫教授應越英也有一句話，胡錫琪記了一輩子：“老師課前要準備一桶水，課堂上只舀出一瓢水。”剛當助教時，谷老讓他重聽所有基礎課。第二次聽課，他不再把自己當學生，而是反復琢磨：怎么講，學生才能真正聽懂？胡錫琪至今保留著當年的講義，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修改筆記。

深入肝癌高發區，啟東的鴨子“破案了”

規矩立下了，路就一步一步走。

20世紀70年代初，原上醫校長、當時的中山醫院腫瘤組組長湯釗猷教授帶著上醫醫療隊去啟東調研。那時，啟東是全國出了名的肝癌高發區。胡錫琪跟著去了。

當地老鄉告訴他，殺了自家的鴨子，肝上全是疙疙瘩瘩的東西。胡錫琪一看，愣住了，那是肝癌呀。

鴨子的肝癌，分型跟人一模一樣：結節型、巨塊型、彌漫型，一樣不少。

胡錫琪不信邪，繼續找。豬的，狗的，貓的……全有肝癌。后來一查，這些動物吃的都是霉變的玉米，含有黃曲霉素。人也吃，人也得癌。

這個故事后來寫進了論文，也寫進了預防指南。霉玉米不能吃，肝癌發病率后來就降下來了。

肝癌標本

胡錫琪說起這些，指著他標本柜里那一排罐子，像在講昨天的事。那些罐子里的肝癌標本，有的已經存了快60年。

“癌癥不是一天長出來的，你一直看，就看見了”

20世紀80年代，胡錫琪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更深的層面。他需要通過電子透射顯微鏡觀察淋巴細胞攻擊肝細胞的過程。那不是一個能輕易捕捉到的瞬間。他在電鏡前一坐就是一整天，什么也看不到。第二天再來，還是看不到。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久。換別人可能就放棄了。他沒有。胡錫琪相信那個過程就在那里，只是還沒被看見。

后來，他終于等到了。電鏡下，T淋巴細胞伸出偽足，精準攻擊肝細胞——這是國內首次提供乙肝“免疫損傷”的病理學依據，為后來的免疫治療打開了一扇門。

但胡錫琪知道，這還不夠。他還要證明一件事：肝癌細胞里到底有沒有乙肝病毒的DNA？

他是學俄文出身的，那年快50歲了，分子病理學興起時，國際文獻全是英文。看不懂？學！從BBC的英語教學節目開始，胡錫琪一個詞一個詞地聽，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背。后來，學校送他去英國進修，別人下班了，他還在燈下翻文獻。

1987年，倫敦，國際肝炎肝癌會議上，胡錫琪碰到了美國西奈山醫院病理科主任格伯教授，后者向他發出邀請：英國學習結束后，來美國繼續做研究。

這是一條不少人夢寐以求的路。胡錫琪可以從英國直奔美國，手續自己就能辦，但他沒有。他第一時間向教研室做了匯報。

很快，學校回信：學成后先回上醫開展工作。

“這是上醫的召喚。”他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上醫更需要人，中國更需要人。

回國后，胡錫琪繼續求證。終于，他發表了肝癌及癌旁肝組織內HBsAg和HBV-DNA定位研究。消息傳到美國，格伯再次來信邀請。這次，胡錫琪依然選擇了上醫。國家正值改革開放發展時期，胡錫琪說，“留在上醫，無怨無悔。”

他還保存著另一張切片。從慢性乙型肝炎發展為肝硬化，在肝硬化結節中出現癌前期病變（介于正常細胞和癌細胞之間的病變）并演變為肝細胞癌。從一張病理切片上觀察到慢性乙型肝炎發展為肝癌的全過程，是極其罕見的。

“癌癥不是一天長出來的，你一直看，就看見了。”胡錫琪不相信有什么答案能輕易到手。電鏡前的無數個空白的一天，50歲重新開始學一門語言，62年里重復的每一天，都是同一種選擇：繞道走容易，但他選擇一條路走到亮。

胡錫琪上課不照本宣科。講腫瘤，他告訴學生自己做過的一項研究：300例尸檢甲狀腺標本，檢出了13例小于1厘米的隱灶癌；也就是說，4.3%的死者，生前渾然不知自己身患甲狀腺癌。“人與癌可以和平共處。”他說。

“老師課前要準備一桶水，課堂上只舀出一瓢水。”前輩的教導，胡錫琪踐行了幾十年。

后來，胡錫琪當了基礎醫學院院長，定下一條規矩：“再忙的教授也必須上講臺。”當年生理教研組缺老師，他去請時任校長的姚泰教授回來授課。而他自己直到70歲前，也依然每年堅持給本科生上課。退休后，他用多頭顯微鏡帶學生，幾個人圍在一起，他指到哪里，學生的視線跟到哪里。

他還連續主持了5屆國家級繼續教育項目，為全國培養了大量肝臟病理醫生，與張文宏教授合作編寫《胡錫琪圖解肝病》，把半個世紀的經驗留在書里。

“上醫明年100年了。”胡錫琪說自己1964年踏進這里，再也沒有離開過。他退休近20年，他也沒有一天離開自己的專業。以前天天看會診片，現在改成一周一次，但全國各地還在請他去做報告，5月、6月的日程已經排好。

有人問他，不累嗎？他說：“選擇病理，我這輩子沒選錯。”業余時間，他聽聽莫扎特。音樂一放，整個人松下來。大醫精誠，大道至簡。胡錫琪就是這樣一個每天坐到顯微鏡前的病理人，看片子，看了62年。

問他一輩子的心得，他說：“沒什么秘訣。就是一張一張看，看到快90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