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海內外公藏善本巡禮——從傅增湘藏書流散說起

【按】沈津先生1960年進入版本目錄學領域，先后跟隨顧廷龍先生、冀淑英先生學習。這些年來，他在世界各地的圖書館、藏書樓，看到有意思的材料便隨手記錄，日積月累，遂成“宏燁齋讀書筆記”。各條筆記原本獨立成段，長短不一，記錄見聞、案例、前賢之論或個人心得。現從中選出一批，按主題稍加排次，整理刊出，以饗讀者。

傅增湘藏書與哥大所見

（一）美國人普林頓（George A. Plimpton，1855-1936）是著名出版商、藏書家和慈善家，他將在傅增湘處所得之善本全數贈與哥大。在二十世紀初，普林頓的吉恩出版公司以出版教材聞名于世，中國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等出版社對其教材圖書進行大量盜印。1920年，普林頓為解決中國盜版問題，攜妻、子作中國和遠東之旅。普氏與“商務”的總經理張元濟等人會面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即“商務”不再侵權，并毀盜版版式。普氏則授權“商務”等為“吉恩”圖書代理，雙方同意合作出版。普氏所得傅增湘藏書，一般人以為是張元濟居中搭線，非也。傅氏后人傅熹年所藏傅增湘日記顯示，是胡適介紹普、傅認識的。普氏于1936年去世之前，就將其積六十年的個人藏書捐給了哥倫比亞學大圖書館，這批傅氏藏書也隨之落戶哥大。直至今日，哥大館的工作人員仍未對此批傅藏進行編目。

（二）1986年，我在美國作圖書館學研究時，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善本暨手稿圖書館的書庫中，見到傅增湘當年售與美國人普林頓的中文善本書。其中有一冊題為《零璣斷璧》，為宋刻殘頁，價一百元。詳目見下：

《蘇文定公集》，宋刻本，皮紙，存卷七第三頁，九行十五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

《五代史記》，宋刻本，皮紙，存卷三十九第十頁，十行十八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上刻字數，下有刻工“子明”，有耳題“羅紹威”，“貞”字避諱。

《文選》，宋刻本，半頁，皮紙，十行十八字，左右雙邊，線黑口，雙魚尾，“敬”字不避諱。

《樂書》，宋刻本，皮紙，存卷五十第二頁，十三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

《杜工部詩集》，原題宋刻本，實明刻本，十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線黑口，下白口，雙魚尾，下刻字數。

《通鑒紀事本末》，宋刻本，皮紙，存卷二第三十頁，十三行二十四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下有刻工。

《史記》，原題宋刻本，當為明刻本，存第十二冊世家二十二，第十頁，十四行二十六字，左右雙邊，白口，書口中有“第十二冊，世家，二十一”。

《劉后村集》，原題宋刻本，當為明刻本，存卷十九第十七、十八頁，十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線黑口，雙魚尾，“敬”字不缺筆。《南齊書》，宋刻本，存傳二十五第七頁，九行十八字，左右雙邊，線黑口，無魚尾，上刻字數，下有刻工“陳用”。

《晦菴文集》，宋刻本，皮紙，存卷六十一第五十一頁，十行十九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下有刻工“黃劭”。

又有殘本如下：

《穀梁注疏》，宋刻本，存卷九，十行十七字，左右雙邊，上黑口，上魚尾，下面殘缺，“敦”字不缺筆。

《詩經》二本，明弘治活字本，一百元。

《唐書詳節》一本，宋刻本，三十元。《左傳》一本，宋刻本，四十元。

《諸臣奏議》一本，明活字本，十元。

《欒城集》一本，明活字本，六元。

《思玄集》一本，明活字本，六元。共計二百九十二元，除“共計”外，上面的字皆為傅增湘手書，當為傅氏售出前所寫。

臺北藏珍

（三）1987年，我仍在美國做訪問學者，在當年的一次美國亞洲學會東亞圖書館年會中，我和中國臺灣地區某圖書館特藏組主任蘇精先生都獲邀演講。蘇先生是《近代藏書三十家》的作者，講的是“新館建設”，我講的題目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工作》。那時我產生了一個念想，即將來有機會，一定要去看他們所藏的善本書。自九十年代到2015年止，我每次去臺北，或開會，或演講，或講課，必定要去，這大約是因為我這一輩子都在圖書館里工作，天天都和善本書打交道的原因。據該館特藏組主任昌彼得先生1967年時的統計，其所藏的善本書，達十四萬三千多冊，其中宋刻本二百九十多部、金刻本十一部、元刻本三百六十多部、明刻本八千多部、活字本四百四十多部、稿本近五百部、舊鈔本三千一百多部、名家批校本五百四十多部。

（四）該館收藏抄本三千部，稿本與批校本近千部。館藏抄本以明清居多。據葉德輝《書林清話》之記載，明清兩代著名抄本約五十家，較著名的如姚咨、柳僉、錢穀、陸貽典以及祁承?淡生堂、無錫秦氏穴研齋、毛晉汲古閣、馮舒、馮班兄弟、錢曾述古堂、黃丕烈士禮居、吳騫拜經樓、鮑廷博知不足齋、張蓉鏡小瑯嬛福地等家，該館都有收藏。除敦煌卷子外，最早的寫本是宋理宗時館閣寫本《宋太宗皇帝實錄》。最著名的是《永樂大典》和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最富學術資料價值的是陸游的《家世舊聞》，而最精致的是明末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三曆撮要》《盤州樂章》。最珍罕的則為元人寫本《敦交集》。

（五）稿本是最原始的資料，后來的抄本和刻本，總難免有抄錯或刻錯的字句，皆應當取正于稿本。該館藏稿本五百余部，其中清代學者占十之九。四部之書皆有，而以史、集兩部最富。重要的稿本，如明王穉登《南有堂集》、王思任《王季重詩文稿》、陸西星《三藏真詮》、文俶彩繪《金石昆蟲草木狀》、魏沖《詩經闡秘》、汪道昆《玄扈樓集》等。清錢謙益和季振宜合編的《唐詩》、翁方綱《復初齋文稿》、焦循《雕菰樓經學叢書》、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嚴萬里《韓詩輯編》、戴震《刪定直隸河渠書》、朱樗《國朝奏疏》、梁松年《心遠論余》等，都具有學術價值。其中有些稿本，且為從未傳抄或傳刻的孤本，尤其珍貴。該館批校本亦近五百部，出之名家手筆者，不在少數。如明之毛晉、清之何焯、翁方綱、段玉裁、黃丕烈、吳騫、鮑廷博、吳翌鳳、翁同龢、李文田。晚近之楊守敬、鄧邦述、沈曾植等人，所批校各書，心力所注，朱墨燦然，由批注而見新義，經校勘而復舊觀，其佳勝遠逾原本之上，不言可喻。

（六）館藏宋代刻本中之眉山本《東都事略》、《十一家注孫子》、建本《近思錄》、淮東倉司本《注東坡先生詩》等，原版初印，精美絕倫。書棚本《南宋群賢小集》，是百年以來學者未睹真貌的天壤瑰寶。這些宋本中，大部分是海內僅存之本，如嘉定本鄭定輯注《柳集》、紹興本《五臣注文選》等，尚未經后代翻刻過。《吳郡圖經續記》是現存方志中最早刻本。《宣和遺事》是最古的平話，都具有文獻上的意義。紹興初刊公文紙印本《李賀歌詩編》等，都是難得一見的版本。元刻本中如《呂氏春秋》《凈業往生安養傳》《中州集》《此山先生詩集》等均為海內罕傳之本。元覆宋建刊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合刻本，該館有十經（缺《儀禮》《孝經》《爾雅》），流傳稀見，甚為難得。此外元興文署刻本《資治通鑒》、余志安勤有堂刻本《國朝名臣事略》、慶元路儒學刻本《玉海》、西湖書院刻本《鄂國金陀粹編》、《文獻通考》以及蒙古中統二年平陽道段氏刻本《史記集解索隱》等，都是重要的元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元至正元年中興路資福寺刻朱墨套印本，更是具套印里程碑之見證。該館善本一萬三千部中，明刻本居十之六七，其中明人著述又居大半。罕覯秘籍，珍貴資料，摭拾即得，為研究明代歷史文化之寶藏。如明人詩文別集，該館近千種，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收錄明人詩文集最多，然此目未收者該館亦不少。至于《四庫全書總目》所未著錄者尤伙。

傅斯年圖書館

（七）藍乾章先生曾任臺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主任，他在《書和人》第七十一期（1967年11月）上撰有《傅斯年圖書館的藏書》。傅斯年圖書館于1928年成立，1960年興建四層大樓一棟，為紀念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由當時的“中研院”院長胡適先生命名為“傅斯年圖書館”。該館收藏范圍以歷史學、語言學、文字學、考古學、人類學以及古籍考訂之學為主。普通書籍有中日韓文九萬余冊、西文四萬八千余冊。1949年以后的大陸出版品約四萬三千冊。期刊總計約三千七百種，仍續訂者一千一百余種。地圖總計一萬三千余幅。

（八）“傅斯年圖書館”藏宋元明清善本舊籍，約三千八百余種，四萬六千余冊。其中罕見珍秘之本甚多，如宋景祐刻遞修本《史記集解》、宋刻本《南華真經》、宋刻殘本《文苑英華》等，彌足珍貴。此外諸如各種《明實錄》鈔本、清代名家手稿本、少數民族文書等，均為重要文獻。普通線裝書十四萬余冊，以清代及民初所刻史部及集部書籍居多。其中方志二千余種，二萬三千余冊。另典藏日本所刻漢文舊籍二百七十種，一千五百余冊；韓國刻本七十種，三百四十余冊。石刻拓本約二萬八千余種，四萬余幅，包括漢畫拓片、佛教造像碑及唐代墓志銘等。另藏金文、陶文、磚瓦拓本，依其類別整理，編輯成冊。俗文學資料逾萬余冊，為研究民間文學及反映民間生活之重要憑據。該館所藏珍貴檔案有：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約二萬件、傅斯年檔案五千余件、丁文江檔案一千余件、毛子水檔案一百六十余件、王崇武檔案八十余件，以及梁思永、杭立武、陶希圣、楊聯陞、芮逸夫等檔案，為研究民國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哈佛燕京與日本藏漢籍

（九）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日本書目類之書甚多，國內很少收藏，故學者也難見到。如《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所收善本七百八十八部，三卷，據四部分類。所錄各書首題書名，并卷數、冊數、撰者姓名、版本序跋、印記等要而記之，先賢題識校讎歲月及鑒藏印記一概登錄，以明其書源委。此書目為昭和五年（1930）宮內省圖書寮出版。津所見日本加賀市立圖書館所藏圣藩文庫漢籍目錄，經史子集叢五個部類中，共有148部善本書，其中作明嘉靖刻本一部、隆慶刻本一部、萬歷刻本三十七部、天啟刻本十四部、崇禎刻本十九部、明刻本六十六部、清順治刻本六部、康熙刻本三部、乾隆刻本一部。

（十）《圣藩文庫漢籍目錄》的幾個部類中，以經部四書類的書最好（日本內閣文庫收藏的明代四書類的善本最為豐富）。從版本上來看，明代刻本最多，竟達七十八部，內明萬歷刻本即有二十二部，而且不少圖書的品種，都是如今國內，包括臺灣地區、香港特區所有的圖書館都未入藏者，隨手拈出數種，即可窺見一斑。《四書三易默林臆見合衢說》六卷，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葆和堂葉會廷刻本。《四書六品小題锽（皇改星）鋘劍》六卷，明萬歷三十九年（1611）三吳晏少溪刻本。《四書頂門針》不分卷，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存仁堂陳懷軒刻本。《四書發筆文梯》五卷，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建邑書林余怡臺刻本。《四書過庭訓》不分卷，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武林書齋汪嘉諭刻本》。《四書德造集注》不分卷，明萬歷二十三年（1595）書林葉存軒檀香館刻本。《四書蘭室纂新》不分卷，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刻本。《四書揚明》十三卷，明書林熊秉宸刻本。《四書亨時解》八卷，明書林熊淑明刻本。《四書章句同然解》十三卷，明三臺館余氏刻本。

（十一）津曾將圣藩文庫所藏四書類善本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的四書總義類作一比較，《善本書目》共載二百八十二部（含刻本、稿本、抄本等），其中明刻本為一百七十五部，內有萬歷刻本四十五部，即集國內八百余個圖書館之館藏，也只比圣藩文庫多出一半而已。又如臺灣“國圖”，所藏四書總義類圖書共四十七部（含刻本、稿本、抄本、日本刻本、韓國刻本等），其中明刻本二十四24部，差圣藩文庫甚遠。日本學者幾部彰教授對此有一專門的研究，他的書即為《大圣寺藩舊藏漢籍研究》，是作為日本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第十一號而出版的。（1986年出版）

（十二）日本收藏中國古籍善本書數量驚人，日本的漢學研究重鎮分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這二個研究所成立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或四十年代初，自成立至今，都屬國家級研究單位，對日本的漢學研究起著重大影響。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于1941年11月根據天皇的命令成立，專門研究中國重要地志、社會民俗等。1948年4月，該所進行戰后改組，原屬外務省的東方文化學院并入其中，建立了以學科分研究部門的體制，東洋文化研究所收藏漢籍十七萬七千余冊，有相當數量的珍本、善本典籍。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是當時的日本政府為適應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需要而建立的一個人文科學的綜合研性究機構，1948年在美國占領軍督促下進行改組，原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并入，遂成了現在的規模。該所收藏的中國珍本、善本典籍和珍貴文物極為豐富，僅甲骨文片就達三千六百余件，中國龍門、云岡的石窟數據五千六百件，數量之大，實為驚人。

（十三）日本民間的漢學研究團體也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東洋文庫。東洋文庫創建于1924年，是一個把中國與中國文化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門性圖書館兼研究所。東洋文庫的原所有者是北洋軍閥的英國顧問莫里遜（Geoge Ernest Morrison），此人在1897至1917年的二十年間，在中國收集圖書文獻二千四百余冊，地圖畫卷一千余份。1917年8月，日本三菱財閥巖崎久彌購得這批珍貴藏品，并在此基礎上加以擴展，1924年11月正式建立東洋文庫，并建立了研究委員會。日本專門收藏漢文書籍的文庫和藏書館收藏了大量善本、珍本漢籍，為全世界的漢學家所重視。主要有：宮內廳書陵部，這是日本皇家的御藏圖書部門。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方文化研究所、足利學校圖書館。金澤文庫、尊經閣文庫、米澤圖書館，這是日本東北地區重要的善本書藏書處。藏有宋版的《史記》《漢書》《后漢書》及《莊子》《列子》的宋人注釋本等。天理圖書館，是天理教設立的圖書館，收藏有大量的通俗小說。斯道文庫，現歸東京慶應義塾大學，1938年由麻生產業會社社長麻生太賀吉創立，在九州島的福岡市，收有大量的中國古籍。此外不少大學圖書館也收藏漢文書籍。

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所見

（十四）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圖書館是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三層樓的建筑宛如一座迷宮，僅底面積就有48800平方米，而書架連起來長達141.6公里。津在一個專門收藏特種書籍的閱覽室里看到不少中國的善本書，有幾種是明代萬歷年間坊刻的小說，一冊元刻《資治通鑒綱目7》（存第七卷），還有一冊《宋元明刻書影》計21頁。為《史記》列傳十二“穰侯列傳”、晉帝紀九第十頁，宋刻本。半頁十行十九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書口上刻字數。《魏傳》，宋刻本。半頁九行十八字，左右雙邊，線黑口、無魚尾，書口下有刻工。《通鑒總類》，宋刻本。半頁十一行二十三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通志》，宋刻本。半頁九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下魚尾處損壞，不知是否有魚尾）有刻工：王仁甫。《西漢文鑒》，元刻本。半頁十行二十字，四周雙邊，白口，雙魚尾。《沖虛至德真經》，似明刻本。半頁十一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上下黑口，雙魚尾。《文選》（卷四十八第13頁。27頁），明刻本。半頁九行十七字，四周雙邊，線黑口，雙魚尾。《通鑒前編》，明刻本。半頁十二行二十二字，左右雙邊，線黑口，雙魚尾。《隋書》，半頁九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線黑口，雙魚尾，書口下記字數。《通鑒續編》，存卷三第二十五頁，宋刻公文紙印本。半頁九行二十二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臨川集》宋刻本。半頁十二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書口下有刻工。《史記》，存列傳十第十九頁，宋刻本。半頁十行十九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前漢書》，明刻本。半頁十二行二十二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有書耳。《儀禮》宋刻本。半頁十行二十字，左右雙邊，線黑口，雙魚尾。《自警編》，明刻本。半頁十行二十字，四周雙邊，白口，雙魚尾，書口下有刻工張及。《皇朝仕學規范》，二頁，宋刻本。半頁十一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上下黑口，雙魚尾。《朱子大全》，元刻本。半頁十一行二十二字，四周雙邊，上下黑口，雙魚尾。《詩集傳》，元刻本。半頁十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上下黑口，雙魚尾。《至論》，元刻本。半頁十五行二十五字，四周雙邊，上下黑口，雙魚尾。

（十五）唐代韓愈的集子較多，明代所刊，津僅見有八種，其中《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流傳最多，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等皆有入藏。國內所藏多至四十六館（當有復本），臺北“國圖”也有九部之多。此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各種書目皆作“明徐氏東雅堂刻本”，蓋不知其具體刊刻時代也。東雅堂為徐時泰堂名。顧師廷龍先生、潘師景鄭先生《明代版本圖錄》云：徐為長洲人，萬歷八年進士，官太僕少卿，又刻有《儀禮註》十七卷。津1986年在葛思德館見到此本，未曾編目，但鈐有“隆慶壬申夏提學副使邵明理書籍關防”印。隆慶壬申為六年（1572），則此本似應刻在隆慶間，如作“明隆慶徐氏東雅堂刻本”或更好。

（十六）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楊繼盛奏疏草稿》，明楊繼盛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手稿本。計十四頁，裝裱為一冊。題“兵部武選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此稿即楊繼盛彈劾嚴嵩之疏議底稿，涂抹修潤處甚多，行書蒼勁渾樸，全文言辭激烈，痛切之情，躍然紙上。疏議作于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之間，在淮安至北京途中，遇“皇上”“國家”“國”“朝廷”“高祖”“祖宗”“旨”“圣”等敬字換行另起，并抬高一格。這篇奏疏后定名為《請誅賊臣疏》，流傳甚廣，《明史》本傳節略此疏，僅1600余字。楊繼盛手書真跡并不多見，津于1991年自美返滬探親前，將此稿復印數頁，先至香港，請饒宗頤先生賞鑒，饒先生贊之有加。后去上海再呈顧師廷龍先生審定，也定為手稿無疑。據知海內外現存者，河北省博物館收藏《楊繼盛行書諫草》《自書年譜》《行書梅軒詩》三件；鎮江博物館收藏楊繼盛被貶狄道時所寫詩文《記開煤山稿》等四篇及臨《云麾碑》卷；美國翁萬戈先生收藏《楊忠愍公獄中書》手跡，作于嘉靖三十二年元旦。另有少量碑刻尚可見其筆墨。經與他本影印件比對，哈佛所藏確系楊繼盛手書真跡。

上海圖書館所藏

（十七）上海圖書館所藏地方志的數量，在國內僅次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全國現有1900年以前的舊方志約八千六百種左右，上圖藏五千四百種。其中宋刻本有宋范成大撰《吳郡志》五十卷，此書國內僅存二部，流傳罕見。明刻本方志中有的已成孤本，如《黔記》，明萬歷刻本，是研究貴州地區的重要志書。此外又有明嘉靖十七年刻的山東《恩縣志》、弘治六年的浙江《嚴州府志》、萬歷十六年的廣東《肇慶府志》，以及明萬歷十九年刻本的《三峽通志》等等。有些地方從建制后有志書始，一直到清末的整套志書，該館都有收藏。如從明弘治到清末的《嘉興府志》，元代至民國的《常熟縣志》等皆是。值得介紹的還有清康熙刻本《臺灣府志》十卷，這是目前有關臺灣方志存世最早的刻本，據考證，各家著錄見存于今者，以康熙三十五年者為最早，然此本尚在其之前，當以此為第一刻本。此刻卷七“田土”“賦稅”“稅鹽”等節中所列數字，是鄭成功時代的重要經濟史料。卷九“勝國遺裔”也記載了鄭成功后代在臺的情形，這些材料多為后來的《臺灣府志》所不載。

（十八）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時有外國友人組團到上海圖書館參觀訪問，津多有參與接待。館內古籍書庫及善本書庫是他們必看之處，而陳列的圖書多由津從一萬五千部善本書中擬單調取，其中《江流記》《進瓜記》二冊，是必展之品。此二書為清乾隆內府四色精寫本，均半頁八行二十一字。字體仿宋。二書各八十余頁，抄寫極為精工，凡曲牌名均用黃筆，曲文則用墨筆，科白用綠筆，而臺步注腳用朱筆，以示區別。二書扉頁注明演出時間為“三個時辰零四刻”。每冊前后副頁均鈐有乾隆“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璽。又有“宛平許葉芬少翯印章”、“延秋閣物”。裝幀用深藍絹面、黃色絲線並湖綾包角。書之外面有布制函套，內祔黃色上光箋。所裝木匣，面鑲十樣錦花卉，四周仿制書套函式，並有象牙雕制別簽，裝潢精美。《進瓜記》扉頁有許葉芬跋，云：“此乾隆初大內節戲院本……雪廬太史所貽，不知得之誰氏，蓋當時進御副本，故鈔訂極工。”據此可知，書為乾隆時內府原裝，且為宮中演戲時進呈乾隆帝閱看之本。又此二書為著名京劇演員尚小云贈于周明泰幾禮居者。周氏藏戲曲圖書極富，后全部捐獻上海圖書館。

編者注：本次發表對原稿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