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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里,躺著一封976個字的“敕諭”。落款時間是1793年9月,署名是乾隆皇帝。收信人,是英國國王喬治三世。
那是一封由英國人自己帶回的信。當時,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剛剛結束訪華,臨走前從乾隆手里接過這封信,漂洋過海帶回倫敦,接過這封信的時候,馬戛爾尼心里多半是涼的,他知道自己這一趟白來了。而今天,當你讀到這封976個字的信,你依然能感受到那份隔著兩百年依舊扎人的傲慢與自戀。
信的開頭,乾隆這樣寫道:“爾國王遠在重洋之外,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來廷。”他一開口就把英國國王定位成了“向化”的小國。在乾隆眼中,“來朝”是天經地義的秩序,而不是平等的國與國交往。緊接著,乾隆說了一句被后人反復引用的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翻譯成白話就是:我什么都不缺,你有的我都有,我沒興趣跟你做生意。
這句話,乍一聽是“我自給自足”,但你細品,味道不在這,乾隆真正想說的是“我高攀不起你”?不,不是他覺得高攀不起,而是他覺得“你沒有資格高攀我”。你把人家幾千里路派人請來的東西說成“外夷貨物”,這根本就不是商務談判,這是在對英國國王進行羞辱式談話。更絕的是信里末段的說法:“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并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赍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 ”你送來的奇珍異寶,在我這個“天朝上國”根本不稀罕,只是念在你心誠,姑且收下。這一番話外之話,活生生把一場外交揖讓寫成了“主子收禮”的排場。
但讀這封信的時候,有一個細節特別值得留意,也給這封信增添了另一種諷刺。在信里,乾隆把英國的國名寫作“咭唎”,三個帶“口”字旁的字。在漢字偏旁系統里,“口”字旁往往帶有“鳥獸蟲魚”的附屬意味。梁啟超后來研究過這句話,指出乾隆特意選了“唎”字而非近音的“利”,因為“利”字不是鳥獸旁。當乾隆寫下這三個字,他等于在用漢字這種最古老的語言系統,給對面的“大英帝國”悄悄戴上了“化外之邦”的枷鎖。
馬戛爾尼不是不知道這一點,有學者指出,傳教士在翻譯敕書時,悄悄刪掉了“任何帶有侮辱性的語詞”,英國人在自問自答中體驗了一次“被罵卻還要裝作聽不見”的三明治式尷尬。
而最讓人后背發涼的是乾隆的另一面。就在這封措辭傲慢的信被送回倫敦之后,乾隆連發諭旨,嚴令官員謹防英國人:“今悉英吉利居西洋各國之首,較為強悍……不可不留心籌計,預為之防。 ”這就是整件事最懸疑、最恐怖的地方:一方面把人家當“外夷”羞辱,另一方面又比誰都清楚,英吉利是西洋列強中最強悍的那一個。他知道,不是不知道,他只是把自己的恐懼用傲慢包裝了起來。乾隆的“天朝上國”人設,從來不是無知的結果,而恰恰是因為太知情而選擇掩耳盜鈴。
四十多年后,1840年,英國人真的來了,他們帶著軍艦來的,不是來“朝貢”的,是來開炮的,那時的新一代清朝官員翻開檔案,如果他們能看到乾隆皇帝那份“預為之防”的密令,再看著自己的海岸線被堅船利炮轟開的時候,才會真正體會,光怕沒有用,你閉著眼睛說“老子什么都不缺”,不等于別人打不過你的時候就不來搶你,你越說“我不需要你”,就越暴露你沒有端起這杯酒的勇氣。
所以,這封信究竟告訴我們什么?答案其實很簡單:當一個人開始用“朕天朝物產豐盈”這種句式與人對話的時候,他的背后一般站著兩種表情,一種是自鳴得意的嘴臉,一種是瑟瑟發抖的雙腿。晚清不就是被這兩種表情拖垮的嗎?不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結果,不是你可以偏安一隅,而是時代會從你的門檻上踩過去,像踩過一團泥巴。
再讀一遍那976個字,就是一個古老的帝國當面告訴你我,閉著眼睛說“我不需要你”,這句話遲早會變成別人當著你的面說“你才需要我”,而到那時候,才是真正的覆水難收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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