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火庫復活了？

民智編譯

日本長期沉寂的國防工業正在重新活躍起來。二戰后，日本在和平主義憲法、武器出口限制和社會反軍工文化的多重約束下，長期回避軍事力量建設，并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

然而，隨著軍事壓力上升、對美國安全承諾的疑慮加深，以及烏克蘭戰爭暴露出現代戰爭對彈藥、無人系統和工業產能的巨大需求，日本防務政策正在迅速轉向。

日本如今不只是加大軍費投入，而是著手重建整個國防工業體系。如果日本能夠克服產能不足、網絡安全薄弱和經濟依賴等問題，它不僅可能重塑自身安全戰略，也可能改變全球軍火市場的供給格局。

本文編譯自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評論文章，原標題為《日本硬實力的回歸：為何東京增強國防工業基礎》（The Return of Japanese Hard Power: Why Tokyo Is Bulking Up Its Defense-Industrial Base），作者為馬修·芬克爾（Matthew Finkel）。文章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

日本防務政策的轉向

日本沉寂已久的國防工業終于開始蘇醒。二戰結束后，盟軍占領當局為日本制定了憲法，日本此后長期奉行和平主義安全政策。

從法律和官方表述上看，日本并不擁有傳統意義上的軍隊，盡管自衛隊的實力已經超過許多國家的正規軍。

直到最近，日本政府仍禁止出口致命性武器。與此同時，日本社會長期對軍工產業持排斥態度，鷹派政治人物和防務企業常被批評為“死亡商人”。

這些限制讓日本國防工業付出了長期代價。由于自衛隊長期是日本防務企業幾乎唯一的客戶，而其本身預算又相對有限，日本國防工業逐漸變得僵化、缺乏競爭力。

日本在安全保障和軍事裝備供應上也幾乎完全依賴美國。換言之，日本不僅依賴美國保護自身安全，也依賴美國提供關鍵軍事裝備。

▲（圖源/Shutterstock）

過去人們一度認為，日本國防工業基礎的衰退已經難以逆轉。所謂國防工業基礎瓦解，意味著日本在戰時自我武裝、持續生產武器的能力不斷下降。

然而，這一局面正在發生變化，速度遠超外界預期。無論在政治層面還是社會文化層面，日本都在圍繞一種新的防務觀念重新校準。

過去籠罩在軍工生產之上的污名，正在讓位于對軍事擴張的擔憂，以及對規則秩序松動的恐懼。

日本國防工業過去長期與軍國主義歷史掛鉤，但如今這一產業正在重新獲得政治正當性。只要日本能夠解決產能不足、網絡安全薄弱和經濟依賴等問題，它就可能重新定義自身安全，并影響全球軍火市場的未來走向。

東京的“時代轉折”

多年來，美國歷任駐日大使都曾敦促日本更認真地承擔自身安全責任。但真正推動日本政策轉向的是三重因素：第一，中國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的決心；第二，日本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下降；第三，烏克蘭戰爭讓日本擔心，類似情境也可能在亞洲上演。

在日本國內有關國家安全威脅的民調中，地緣政治壓力如今經常排在首位，甚至超過朝鮮導彈威脅。

美日防務規劃人員也基本形成共識：如果臺海局勢升級，以日本現有軍事能力、導彈庫存和國防生產能力，都難以支撐一場長期沖突。

▲（圖源/Getty Images）

正因如此，日本啟動了一項五年期國防預算擴張計劃。按照這一計劃，日本將把國防預算從 2022 年的約 350 億美元提高到 2027 年的約 600 億美元。

按絕對規模計算，日本如今已經是世界第九大軍費開支國。隨著政府采購合同不斷擴大，日本防務企業開始看到盈利空間，越來越多企業也希望進入這一市場。

日本近年來推進了幾個重點防務項目。日本防衛省下屬的防衛裝備廳正在與英國、意大利共同研發第六代隱身戰斗機；三菱重工業正在制造新的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這實際上將成為日本首種彈道導彈；該公司還在為澳大利亞建造 11 艘“最上”級戰艦，這是日本首次完成此類規模和性質的軍售。

日本政治體系向來以講究共識、行動遲緩著稱，因此東京官僚體系如今正以罕見的速度拆除延續數十年的防務監管壁壘，令長期觀察日本的人深感意外。

前首相岸田文雄在 2022 年為政策調整奠定基礎，而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則成為這場國防工業轉向的真正推手。她在 2 月提前舉行的大選中大勝，由此既獲得了充分的政治授權，也具備了推動官僚體系持續落實改革的執政穩定性。在高市早苗領導下，日本軍工產業已經開始真正面向全球市場開放。

現代戰爭改變了日本的防務思路

日本防務政策的變化絕不只是“多花錢”，更深層的轉變在于防務理念本身。烏克蘭戰爭讓日本防務規劃人員意識到，過度依賴大型、昂貴、復雜的所謂“精致武器”存在巨大風險。

這類武器平臺在熱戰中目標明顯，容易成為對手重點打擊對象，而且在長期消耗戰中難以快速補充。

因此，日本如今把更多資金投向三類能力：成本較低、能夠大規模生產的無人平臺；在長期沖突中維持武器運轉的后勤和維修能力；以及能夠在安全距離外打擊敵方目標的遠程武器系統。

▲ （圖源/美聯社）

如果南海爆發沖突，戰爭形態很可能包括無人機蜂群、自主水下航行器、網絡戰能力、太空圖像和通信技術、復雜電子干擾系統，以及負責協調這些系統的人工智能。

也就是說，日本正在準備的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單一兵種戰爭，而是一種由無人系統、網絡能力、電子戰、太空能力和人工智能共同構成的新型戰爭。

與此同時，日本也重新重視傳統彈藥生產。烏克蘭戰爭顯示，導彈庫存消耗速度極快；海灣阿拉伯國家在與伊朗沖突中也迅速消耗了大量攔截彈。

日本由此認識到，現代戰爭不僅需要高端平臺，也需要足夠數量的彈藥、攔截彈和可持續的生產能力。通過這些投入，日本希望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建立更可信的威懾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務產業的復蘇并不只關乎安全。對東京而言，把投資引向航空航天、造船、軟件等先進制造業，也是重振經濟的重要抓手。日本已經歷數十年增長乏力，防務產業如今被視為先進制造業復興的一環。

同時，日本防務界也希望通過這些投資向特朗普政府表明，日本正在承擔更多安全責任，而不是繼續單方面依賴美國。

日本制造可能改變全球軍火市場

日本國防工業復興的影響不會局限于日本本土。如果東京能抓住機會，日本有望成為全球軍火市場上的新供應方，并改變長期由少數大國主導的武器供給格局。

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武器出口國，并生產 F-35 隱身戰斗機、“末段高空區域防御系統”等高成本、高性能裝備。

但對許多潛在買家來說，這類裝備價格過高，也越來越不符合當代戰爭對低成本、可消耗、可大規模生產裝備的需求。

更嚴重的是，美國防務企業已經無法滿足全球激增的需求。即便客戶有能力付款，也常常面臨漫長等待和交付延誤，因為美國企業自身也受制于供應鏈緊張。

▲（圖源/美國海軍）

相比之下，俄羅斯和中國提供的軍事裝備價格明顯更低，但多數美國伙伴國并不愿承擔購買裝備帶來的地緣政治后果，也顧忌潛在的安全隱患。

俄羅斯裝備在烏克蘭戰爭中的表現，已經削弱了外界對其現代戰爭效能的信心；其他武器則常被詬病在質量和耐用性上仍有不足。

在這一背景下，日本如果成功重振國防工業，就可能為中等強國提供一種新的武器來源。這種模式可以概括為“由中等強國為中等強國提供武器”。

日本的客戶范圍并不會無限擴大，而是主要限于與日本建立正式防務轉讓關系的國家，也就是美國在歐洲和東南亞的伙伴國。

這些國家可以獲得一個可信的新供應商，也可以借日本新增產能縮短等待時間，并推動軍火市場出現更多競爭。

▲ 日本宙斯盾系統搭載艦模型（圖源/Navalnews）

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已經對日本防務系統表現出興趣，其中包括簡化版“最上”級護衛艦。馬來西亞和越南也可能成為潛在受益者，因為兩國已與日本建立技術轉讓安排，同樣關注海上威懾，過去也曾購買日本的非致命性防務產品。

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海上壓力，正在為日本防務產品創造區域市場。從長遠看，日本裝備的出現可能讓遏制周邊國家海上影響力的成本更低、操作更容易。

歐洲同樣可能成為日本防務工業的重要市場。烏克蘭戰爭暴露了歐洲供應鏈脆弱和彈藥儲備不足的問題。隨著歐洲連續多年援助基輔，武器庫存不斷下降，歐洲既急于重新武裝，也越來越不愿繼續依賴一個被視為不夠穩定的美國。

由此，我們可以斷言——日本已經開始逐漸進入歐洲防務市場，并在 2 月派代表團前往芬蘭和瑞典，以深化防務技術合作。

日本防務雄心面臨的現實障礙

日本要兌現這一防務雄心并不容易。由于數十年投資不足，日本缺乏足夠的工程人才和工業產能，許多關鍵制造設施也亟待改造升級。

潛在客戶會密切觀察日本能否按時向澳大利亞交付“最上”級護衛艦，因為這將直接影響外界對日本作為武器供應方的信任。

對中國的依賴也是日本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雖然日本已經在供應鏈安全方面取得一些進展，但其軍事裝備的部分零部件仍依賴中國。

更復雜的是，日本多數防務承包商并非獨立的軍工企業，而是大型工業或科技集團內部的一個業務部門。

防務收入在這些集團總收入中占比并不高，而它們許多利潤更豐厚的業務仍依賴中國市場。

▲（圖源/nippon.com）

迄今為止，日本主要防務企業仍愿意生產可能讓周邊國家感到威脅的產品。但若持續升級反制，這些企業可能重新權衡商業利益與安全政策之間的關系。

另一道短板是商業能力：日本企業并不擅長爭取海外防務合同。長期以來，日本企業把國防生產更多視作一項公共服務，而非一門可向海外拓展的生意。

它們不習慣為海外軍售合同四處游說，日本政府也不習慣為企業爭取這類訂單。相比之下，韓國以積極推銷本國防務產品著稱，經常派出高級別外交代表團幫助本國企業敲定訂單。

日本若想真正打入全球軍火市場，就必須補上一整套此前并不熟悉的商業、外交和軍售能力。

融資也是一道關鍵瓶頸。日本企業一方面受到財務省節儉作風的約束，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國內風險投資生態規模偏小、風險偏好偏低的現實。

硅谷的風險投資機構或許能從中看到機會，而美國政府本身也可以考慮直接為日本相關項目提供資金，畢竟兩國在安全利益上高度重合。

網絡安全是最緊迫短板

在這一系列障礙中，最緊迫的是網絡安全。日本此前多次暴露網絡漏洞，已經引發華盛頓的擔憂：與日本共享敏感情報，是否會增加泄密風險。

日本網絡防御能力薄弱，原因包括部委監管分散、法律限制較多，以及網絡安全人才不足。

網絡安全薄弱不僅會讓對手更容易竊取敏感數據，還會削弱日本軍事能力，并損害日本作為防務技術伙伴的可信度。

日本能否抵御網絡攻擊、能否保護自身及伙伴的知識產權，將直接決定防務投入能否真正轉化為安全能力。

▲（圖源/Defence Blog）

目前，中方已經對日本防務轉向表示強烈抗議，并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制裁部分日本企業、收緊關鍵礦產出口，以及勸阻中國游客赴日。

誠然，日本出口致命性武器的決定，本質上是日本重返二戰時期軍國主義鴛夢重溫。

但地區內其他國家并不買賬。4 月，菲律賓歡迎日本戰斗部隊自二戰以來首次進入其領土參加聯合演習；5 月，越南也以高規格接待高市早苗，雙方討論關鍵礦產供應鏈和南海安全問題。

這些動作都說明，許多地區國家更在意眼前的安全壓力，而不是接受“日本軍事化”的敘事。

結語：日本已無退路

高市早苗政府目前沒有任何退縮的跡象。重建日本國防工業基礎需要多年時間，日本還必須克服產能、人才、融資、網絡安全和經濟依賴等多重障礙。但日本正在展現出迎接這一挑戰的政治意志。

高市早苗在啟動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全面評估時曾表態：日本已經“片刻也不能耽擱”。這句話集中體現了東京當前防務轉向的緊迫感。

日本硬實力的回歸，已經不再只是一場政策討論，而正在落地為一項真正展開的國家戰略。

編譯：孫鍇軒

編務：周拓毅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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