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電話號碼，舉報了成都四百家茶樓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極晝工作室

今年4月，成都茶樓界陷入了一場“舉報風暴”。數百家茶樓接連收到監管部門的告知，因泡茶服務屬于“自制飲品”，他們被舉報沒有辦理食品安全許可證，涉嫌違法經營。

舉報涉及成都多個區。商戶們認為，這并非來自普通消費者，而是一場針對全行業的“狩獵”——舉報者都是同一個人，同一個手機號。

此次風波恰逢監管新政落地的期間：4月15日，《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舉報處理辦法》于全國正式施行，明確對“非生活消費目的”的索賠可不予受理。

一位茶樓老板認為，這次他們的集體維權，“也是對新政的一次大考”。

文丨周航

編輯丨王珊瑚

像一場沒有預警的冰雹，涉嫌違法的消息在今年4月，密集地砸向了成都的數百位茶樓老板。

4月9日下午三點許，兩位街道市場監管所的工作人員出現在成華區一家茶樓，詢問老板曾帥，“你們是不是有泡茶？”得到肯定回復后，他們讓曾帥出示《營業執照》和《食品安全許可證》。

曾帥趕忙出示營業執照，上面經營范圍寫著“茶樓服務”。但他沒有辦《食品安全許可證》，也現場解釋說，“之前也沒有說過要辦”。

“泡茶屬于自制飲品，需要辦《食品安全許可證》。”監管人員現場普法。

曾帥覺得“很懵”。開茶樓五年來，他頭一次知道這回事。五年前，他去街道辦窗口辦營業執照，還專門咨詢過，但窗口說不賣餐食就不需要辦。兩年前他去變更法人換證，也沒人提醒。“我覺得這個事違反了我們所有人的常識，我開個茶樓肯定是要泡茶的對不對？”

這不是曾帥一個人的想法。在成都，茶館比咖啡館還多，官方數據里全市約有一萬家。協會執行會長張濤說，老板們的普遍認識是，不提供餐食，就不需要辦《食品安全許可證》。該協會的一個工作人員在辦公室看到“無證泡茶”的新聞，起初還以為是沒有茶藝師一類的資格證。

曾帥回憶，監管人員語氣也很無奈，說是遇上了職業打假人，透露成華區就有100多家茶樓被舉報，而全市有400多家。但監管人員說，最好跟對方（投訴舉報者）溝通撤銷投訴，否則可能會面臨5到10萬的罰款。

成華區是這次風暴中的重災區。和曾帥差不多同時，4月9日下午，另一個街道的茶樓老板王曉月，也接到了屬地市場監管所的電話，說被職業打假人給舉報了。

●王曉月茶樓被舉報的內容。講述者供圖

王曉月自認平日小心翼翼，過去公安、消防上門檢查，都沒出過問題。她也記得，三年前去街道窗口辦營業執照，順便問過要不要辦《食品安全許可證》，得到回復是“沒有餐食就不需要”，而辦證要去區里的服務窗口，她也沒再琢磨。

（注：2015年施行的《食品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將“自制飲品制售”列為餐飲服務的法定許可項目。2023年修訂的新辦法則明確，“拍黃瓜”“泡茶”等低風險簡單制售可簡化審查。）

王曉月覺得挺委屈，“我們茶館就泡個茶，能給大家的身體帶來什么樣的傷害？不外乎就是有些老板用的是自來水，好的老板會用純凈水和過濾水。”

電話里，工作人員讓王曉月自己去所里看材料，也建議盡快和投訴人協調撤訴，“罰款會輕一些”。

王曉月慌了，這天下午，她就撥通了投訴人的電話。對方說普通話，語氣平靜、老練，“語言技巧都把握得很好”。電話里，他索賠4000元，她砍到兩千，再返還100元的消費金額。轉賬后，她加上微信，對方發來了一份按好手印的撤銷投訴文檔。

幾天后，王曉月才去市場監管所了解具體舉報內容。結果她越看越生氣。除了無證泡茶，還有四條投訴舉報，分別對應四件商品：一包奧利奧、一包煙、一杯夏桑菊、一罐紅牛。

王曉月覺得，這些商品都來自正規渠道，對方只是在故意找法律“漏洞”斂財。她解釋，茶樓沒法辦煙證，客人需要就會跑腿去樓下超市買，只賺個跑腿費。又比如紅牛，她頭一次知道紅牛還有那么多種，而保健品紅牛需要專門資質。

王曉月后面查到了這份消費清單，驚訝地發現，那發生在一年前，2025年4月27日。

直到幾天后，王曉月加入到一個維權群，才知道自己不是唯一倒霉的人，已有上百個同行正聯合起來維權。其中還有去年12月就遭受“襲擊”的。讓茶樓老板們尤為憤怒的是，他們發現，所有投訴都來自同一個叫王某的人，聯系方式也是同一個陜西號碼。

●一位商家向王某轉賬后，對方發來撤銷投訴文件。講述者供圖

沒有人知道王某的樣子。他舉報所附的消費記錄，都在幾個月乃至一年前，店里的監控早被自動覆蓋。他目標明確，選中的都是幾百平米乃至上千平米的中大規模茶樓，舉報軌跡遍布多個區。在不同的茶樓，他標準化作業，買幾乎一樣的東西，煙、紅牛，以及點一杯叫金絲皇菊的茶。有的商家還被舉報WIFI沒有實名認證。

對于這個勤奮的舉報人，老板們掌握的信息差不多也只限于此了。他們甚至沒法確定是否本人消費。

每當接到老板們的和解電話，王某會先確認店鋪名字、地址，停頓片刻，像在查閱記錄，再接著報出一個索賠金額。通常，他會就每一次消費索賠一千元，并要求返還消費金額，總計從2000多到4000多元不等。有老板提出過見面，被一口回絕，“幾千塊錢的事，我也沒時間見面”。

作為談判一部分，王某也會說，“金額可以適當讓一點，但是你得說一個有誠意的金額”。

一位老板被索賠4200元。她在電話里求饒，說自己店鋪小、位置偏，剛開沒多久，沒怎么掙錢，最多賠償兩千，但王某覺得不夠，拒絕了。

另一位老板按著市場監管所工作人員教的溝通話術，想要把價格談到最低：“老師，我們現在生意也不好做，你掙幾百塊錢是幾百塊錢，如果按政策程序走的話，你也得不到，只有上交國家了。”對方也拒絕了。她的合伙人打了市長熱線，講了來龍去脈，寄希望于不被處罰。結果屬地市場監管所說，因為上級部門已經知曉情況，必須走正常的處罰流程。最終，她收到了一張5000元的罰單。

即使監管人員出面，也很難談到更低條件。曾帥所在的片區，市場監管所給十多位老板拉了群，找大家一起開協調會。會上，有商家提出集體賠償兩三千元。后來市場監管所的人員回復，“這個人不干，要求每家可能至少1500元左右。”

有商家詢問過索賠依據，王某說是食安法，至于具體條款，“現在也沒空給你普法”。

曾帥參加的溝通會上，市場監管所人員也解答了商戶們的疑問。比如對金絲皇菊，他們打印了《中國藥典》中的菊花目錄，上面只有五種，而金絲皇菊不在此列。

這意味著，這一成都茶樓普遍售賣的茶葉，不被視作國家衛健委藥食同源名單里的“菊花”，不能被當食物輕易入口。曾帥記得，負責人現場還舉了例子，某個東西在廣東能吃，但是在內陸就會被判違規。

●一位茶樓老板被投訴舉報的內容。講述者供圖

●有商家就“金絲皇菊茶”提出合規來源。

王某也從不主動給商家打電話，只是隱身在舉報材料背后。金牛區的茶樓老板勇哥在4月初和對方談崩金額后，沒再聯系王某，對方也沒打來電話。只有屬地市場監管所多次打來電話詢問和解進展。

開茶樓是勇哥第一次做生意，在這之前，他都不知道“職業打假人”的存在。但他本能地覺得，對方是在敲詐勒索。當著監管人員面，他說寧愿把這個錢交給國家，但聽到如果立案罰款可能得要幾萬塊，他也沉默了。

對勇哥來說，兩三千塊“算是個不大不小的數字”。如果早三四年，他可能也懶得糾纏，直接給錢了事，“就當打麻將輸掉了”。但這幾年生意艱難，他內心很難接受給這筆錢，想著能拖就拖，說不定就能糊弄過去。

在成都，茶樓生意的變化如此明顯。勇哥說，五年前他的茶樓開業，40多個包間，周末總能坐滿打麻將的人。但疫情過后的幾年，客人一年比一年少。如今他已經砍掉一半包間，分租了三四平米店面出去。即使如此，上座率也不如以前，“疫情第二年，三樓包間一大半都用不上了”。連人們打麻將的金額也變小了，“之前有打50、100塊的，現在基本看不到了，最多打10塊5塊的。”

“貸款了一百多萬，搞到現在還有50萬沒還。”他語氣低沉地說。

在成都，茶樓是典型的經濟的毛細血管。成都市茶樓行業協會執行會長張濤說，行業一直有四六開的說法，有一半的商家其實并不掙錢，“說白一點解決了就業問題，但對國家的稅收貢獻率并不高。”

當“無證泡茶”的輿論發酵后，成都市茶樓行業協會也積極參與了進來。他們在公眾號發文提醒商家注重合規，也倡議同行，“拒絕私了妥協，依法維護合法權益”。

憋屈、憤怒，這是茶樓老板們的普遍情緒。曾帥加入的一個維權群現在有160多人，其中不乏沒被舉報的商家。出于義憤，他們也表態，如果打官司，愿意分攤律師費。

過去一段時間，曾帥在維權上投入了不少時間。他在網上私信評論區里的老板入群，也不停學習各種法律條款，多次找監管部門溝通。

這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說，自己不是為了兩三千塊錢，而是咽不下這口氣。

疫情期間，曾帥待了十多年的房地產公司解散了，他拿到賠償金，從朋友手中盤下茶樓，原本指著下半輩子靠它養家糊口。

“這兩年沒賺到錢，現在還要被敲幾千塊錢，誰心里過得去？”他說。

●商家整理的這次被舉報主要情況。

事后看，這場波及數百家茶樓的舉報集中在4月前后爆發，或許不是偶然。如果再晚一點，這些舉報投訴很可能直接被官方“拒之門外”。

4月15日，《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舉報處理辦法》正式在全國開始實施。新規的一大核心，便是明確“非生活消費目的”的索賠，監管部門可不予受理。

這也是商家們最初想要援引保護自己的條款。4月13日，街道市場監管所組織的協調會上，曾帥當面提起這條規則，但得到的回復是，“這些投訴舉報發生在4月15日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新規的背后，是過去幾年各地市場監管部門接到的投訴舉報數量的激增。這或許也可以解答成都茶樓商家的困惑，為什么一些基層監管部門會積極促進和解？

東部某縣市場監管局的法規科負責人陳寞說，如果對處理結果不滿、利益訴求未得到滿足，這些職業打假人還會發起行政復議。有的還會用上各種手段，信訪、找紀委舉報、找司法局申請執法監督等等。

在陳寞所在的縣，疫情過后，每年接到的行政復議件，從以前的每年數十件，猛增到現在的兩三百件。平均每一件，需要兩三個工作人員處理兩三天。最近三四年，陳寞幾乎天天和同事加班，還經常忙不過來，需要一線的同事配合。

“如果是實質性的打假，我們是支持的，還會發放獎勵金。”陳寞說，“但現在我們碰到九成以上，都是抓到一個小問題無限維權，而法律條款有時確實與基層的實踐有脫節”。

陳寞所在的縣屬于東部相對發達地區，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套和職業打假群體打交道的標準流程。據她介紹，現在當地一般是這樣做的：接到投訴舉報，該核查核查，如果確實違法，該定性定性，“再看看能不能符合輕罰免罰的條件”。對商家，他們不會勸說私了，但也會提醒后續可能被糾纏的代價。

經驗的背后都是一個個具體的案子。陳寞曾過手一個案子，有人外賣下單了兩個荷包蛋，商家少送了一個，作了退款處理。考慮到違規行為很輕，監管部門作了不予處理的決定。但投訴者后來起訴監管部門，一審、二審，期間也把商家追加為被告，商家忙于此事，關了三天門，反過來埋怨他們當初不建議私了，“還不如當時賠一千塊錢算了。”

事實上，陳寞說，如果涉及違法事實，即使撤銷投訴，監管部門也需要做出處理。不過相對來說，那樣會好處理得多，“不一定要走立案程序，符合免罰條件的直接可以不予立案”。

陳寞也關注到了成都茶樓事件，在她看來，王某在茶樓高頻率的購買行為，屬于典型的“非生活消費需求”，按照新規可以不予受理。事實上，在新規正式施行前，陳寞所在的市場監管局近年已經參照規定，開始拒絕受理此類投訴。

在成都，新舊法規交替的縫隙中，成都茶樓老板們，只能將希望寄托于基層監管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希望爭取到“首違不罰”。

在輿論發酵下，轉機也出現了。四川省級媒體報道了該事件后，4月28日晚，成都市市場監管局回應媒體稱，對未取得食品經營許可的初次違法行為，符合條件的商家將予以“首違不罰”。

但事情也一波三折。五一假期后，還有茶樓老板接到屬地市場監管所的電話，詢問為何還沒有和解。或許是因為處理期限的到來，這通電話里，基層干部的語氣比之前更急促。

在一段時間里，曾帥都覺得提心吊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免于處罰。直到他去市局，聽一位負責人當面說，“只要積極配合整改的都沒問題”，才算徹底安心。這位負責人還說，相關文件其實早就下發，但可能一些基層干部沒有領會到文件精神。

對另一些茶館老板而言，事情則還沒有結束。5月15日，王曉月聯合另外九位給王某轉賬的茶樓老板，正式向公安報案，希望追究對方“敲詐勒索”。而此前收到5000元罰單的老板，也在考慮提起行政復議，希望能要回這筆錢。畢竟，5000元也不是小數字，夠她付一個員工的月工資了。

和很多同行一樣，曾帥早就已經申請辦理《食品安全許可證》，目前還在等待審核。這并不是一個太復雜的過程。相比之下，他真正擔心的還是生意，“關鍵是現在不能養家糊口”。

（文中茶樓老板等均作化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