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說法】董事沒催繳出資，憑什么要賠錢？斯曼特案四審反轉

新公司法在強化董事會權力的同時，也同步強化了董事的義務與責任體系。董事應當積極履職，但不應當對其無法控制的股東行為承擔無限責任。

這是您在祥順企服閱讀的第 21，809篇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文書字號

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232號民事判決書

2.案由：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

3.當事人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斯曼特微顯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稱“斯曼特公司”）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胡某生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薄某明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史某文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賀某明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王某波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李某濱

4.案例來源：北大法寶 最高人民檢察院官網

基本案情

斯曼特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11日，系外國法人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為開曼斯曼特公司（下稱“開曼斯曼特”），認繳注冊資本1600萬美元。開曼斯曼特于2005年3月16日至2005年11月3日分別多次出資后，仍欠繳出資5000020美元。2011年8月，開曼斯曼特在另案中被法院裁定追加為被執行人，經強制執行后，仍欠繳出資4912376.06美元。2013年6月3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捷普電子（蘇州）公司提出的對斯曼特公司的破產清算申請。斯曼特公司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六名中方董事對股東開曼斯曼特欠繳出資給公司造成的損失4912376.06美元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5年1月11日至2006年12月29日胡某生、薄某明、史某文擔任斯曼特公司董事（下稱“第一屆董事”），2006年12月30日起，賀某明、王某波、李某濱擔任斯曼特公司董事（下稱“第二屆董事”）

訴辯雙方主張

斯曼特公司的主要主張：

1.斯曼特公司的章程規定了分期繳納出資以及董事會的職責，六名中方董事據此在任期內負有監督并催繳出資的責任。

2.斯曼特公司的六名董事、法定代表人與開曼斯曼特具有同一性，且同時在斯曼特公司的實際控制人TCL集團公司擔任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僅負有監督股東出資的義務，作為股東繳納出資行為行的具體實施者，更有絕對的義務促使股東繳納出資。

3.六名董事未盡催繳職責給斯曼特公司和債權人造成了損失，具有主觀上的過錯，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六名中方董事的主要主張：

1. 斯曼特公司未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六名董事未履行監督、催繳義務。

2.現行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已明確董事無需對出資人設立時未全面履行的出資義務承擔法律責任。公司設立時的出資未到位，與董事無關，董事無法強迫股東履行繳納出資義務。

3.即使六名中方董事怠于履行勤勉義務，也與斯曼特公司欠繳出資沒有直接因果關系，不會導致斯曼特公司的損失，也不影響利害關系人請求股東補繳出資。

案件焦點

本案的核心焦點為：六名中方董事是否應對斯曼特公司股東所欠出資承擔賠償責任。

裁判要旨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追繳股東欠繳出資系公司事務，公司董事對該事務負有勤勉義務，董事會未作出追繳股東欠繳出資的決定，與股東欠繳出資并無必然聯系，并不是股東欠繳出資的原因。根據《公司法》（2013修正）第149條、《公司法司法解釋（三）》（2014修正）第14條第1款的規定，董事對公司損失承擔責任，系因董事做出了某種“積極行為”，并導致公司受到損失。在董事“消極”未履行勤勉義務，且該等消極行為與公司所受損失并無直接因果關系的情況下，董事不應當受到追責。此外，董事會未履行勤勉義務并不影響斯曼特公司、其他利益相關方請求欠繳出資的股東承擔相應責任。判決駁回斯曼特公司的訴訟請求。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根據《公司法》（2013修正）第147條和《公司法司法解釋（三）》（2014修正）第13條第4款、第14條的規定，以及根據《企業破產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第20條第2款的規定，董事或因協助抽逃出資、或因對增資未盡忠實勤勉義務、或因不履行監督職責等情形承擔相應責任，但不應將股東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責任一概歸因于公司董事。如果董事僅僅只是以消極不作為的方式怠于向股東催繳出資，且該不作為與公司所受損失之間沒有直接因果關系，要求董事對股東未履行全面出資義務承擔責任，則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另外，公司章程也沒有明確規定六名中方董事負有監督股東履行出資的義務，且沒有證據證明其消極未履行催繳出資與公司所受損失存在因果關系。斯曼特公司請求六名中董事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上訴請求于法無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1]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再審認為，《公司法司法解釋（三）》（2014修正）第13條第4款規定了公司增資情況下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催繳義務，在公司注冊資本認繳制下，股東在設立時負有的出資義務和增資時不應有所差別，因此參照該條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負有催繳義務。六名中方董事在股東認繳出資期限屆滿（即2006年3月16日）之后均擔任過斯曼特公司董事，六名董事同時也是股東開曼斯曼特的董事，具有督促股東履行出資義務的便利條件，六名董事未能提供已履行催繳職責的證據，以消極不作為的方式構成了對董事勤勉義務的違反。股東未繳清出資的行為實際損害了斯曼特公司的利益，六名董事未履行催繳職責與斯曼特公司 所受損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判決撤銷本案一審及二審判決，判令六名董事就開曼恩曼特欠繳的出資金額向斯曼特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2]

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判決作出后，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21年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最高人民法院經第二次再審后認為，董事怠于履行催繳職責，由此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相應責任。胡某生等3名董事（第一屆董事會董事）在任職期間未履行催繳職責，違反勤勉義務，具有主觀過錯，其行為與股東欠繳出資給公司造成的損失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應當對斯曼特公司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賀某明等3名董事任職時，思曼特公司的股東已作出不再繼續出資的決策，且股東賬面凈資產已清零，股東繼續出資缺乏現實基礎，未履行催繳職責的行為與股東欠繳出資給公司造成的損失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董事未履行催繳職責所應承擔的責任不是連帶責任，不能等同于股東的出資責任，應當與其過錯相當。[3]判決胡某生等3名董事（第一屆董事會董事）對斯曼特公司損失的10%共同承擔賠償責任，其他三名董事不承擔賠償責任，駁回斯曼特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4]

學習與思考

一、本案歷審裁判思路淺析

在董事是否負有勤勉義務這個問題上，一審法院認為催繳出資事務屬于董事會職責范圍，六名董事對公司負有勤勉義務。二審法院并未認定六名董事對公司設立時股東的出資義務負有法定催繳職責，鑒于公司章程也未明確規定董事負有監督股東履行出資的義務，二審法院并不認為本案董事負有相應的勤勉義務。最高法院第一次再審時認為，股東在公司“設立時”負有的出資義務與公司“增資時”是相同的，因此董事對股東在公司設立時的催繳職責可參照適用公司增資時的規定，六名董事以消極不作為的方式違反了董事的勤勉義務。到第二次再審時，最高法院則對董事所承擔催繳職責的條件進行為了細化，并對兩屆董事進行了區別對待，認為第二屆董事雖仍負有催繳的勤勉義務，但已不具備履行催繳職責的可能性，因為當時開曼斯曼特作出不再出資的決定，且公司賬面凈資產已經清零。

在因果關系的認定上，一審法院認為董事會催繳出資與否和股東欠繳出資沒有必然聯系。另外公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董事承擔賠償責任的前提是董事從事了某種給公司造成損失的“積極行為”，這些積極行為發生在諸如“執行職務”、“協助抽逃出資”、“公司增資”等情境下，因此，董事只是消極未履行催收職責并且與公司所受損失并無直接因果關系。二審法院認為如果僅僅是怠于催繳，其未催繳出資不作為與公司所受損失之間沒有直接因果關系。最高法院第一次再審認為，六名董事以消極不作為的方式構成了對董事勤勉義務的違反。股東未繳清出資的行為實際損害了斯曼特公司的利益，六名董事未履行催繳職責與斯曼特公司所受損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第二次再審亦持同樣的觀點。在因果關系的認定上，一審、二審法院采取的是直接因果關系說，即董事怠于履職是否構成股東欠繳出資的前提和原因，最高法院兩次再審均持相當因果關系說，[5]但股東不再履行出資義務與斯曼特公司的損失之間仍然存在直接因果關系，把因果關系認定的重心放在了相當性上。

在賠償責任的類型上，本案前三次審級的審理中均采納了連帶賠償責任的觀點，最高法院在第二次再審時，明確董事應當承擔過錯賠償責任。分析起來，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股東出資責任與董事違反催繳義務的責任基礎不同，董事應當承擔的是作為高管的“決策責任”或“不作為責任”，而非替股東承擔“出資責任”，其責任具有獨立性，不能等同于股東責任。二是董事承擔責任的基礎在于對勤勉義務的違反，因此董事應當承擔過錯責任，審查董事是否“為公司的最大利益盡到管理者應有的合理注意”，以此作為過錯程度的判斷標準。三是鑒于連帶責任的嚴苛性，無論是《民法總則》還是《民法典》，均規定連帶責任應由法律規定或當事人約定。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公司章程也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判令董事就催繳失職承擔連帶責任于法無據。

本案中董事“違反催繳義務”與股東“決定不再出資”這二者共同造成了斯曼特公司的損失，在董事承擔賠償責任的份額上，最高法院第二次再審判決胡某生等3名第一屆董事承擔10%的賠償責任，這個責任劃分比例應當是法院基于各方在共同致損中原因力大小作出的自由裁量。

總之，三級法院四次審理的核心始終聚焦于勤勉義務負擔、因果關系的成立、賠償責任的類型及份額多少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對于這三個問題的不同認定，導致了案件的不同判決結果，出現了從全無責任至全有責任，再到最終判決部分董事承擔部分過錯賠償責任的發展過程。

二、董事會承擔催繳義務的法理依據

董事承擔催繳職責的最深層依據在于“資本維持原則”，其核心要義在于公司至少要維持相當于注冊資本額之財產，這種維持既包括積極的維持義務—確保股東按期足額繳納出資、非貨幣出資價值真實，也包括消極的禁止性規范—禁止抽逃出資、禁止違法分配利潤、禁止違法減資。董事會承擔催繳義務正是資本維持原則在制度層面的具體落實。新《公司法》第180條第2款以及第51條的規定為董事催繳義務提供了直接的法條基礎，共同構成了董事會承擔催繳義務的法定淵源。

三、新公司法下董事會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作用

新《公司法》對公司治理結構進行了調整，把公司經營決策權從股東會向董事會轉移。從職權配置上來看，在股東會層面，新《公司法》第59條將股東會法定職權由原法的11項縮減為9項，刪除了“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以及“審議批準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兩項職權。這兩項職權雖未明確規定轉移給董事會，但實際上為董事會職權的擴張留出了制度空間。在董事會層面，新《公司法》第67條進一步強化了董事會的職權：在董事會的職權兜底條款中，除“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外，新增了“股東會授予的其他職權”，拓寬了董事會職權的來源渠道。此外，新法第59條還允許股東會將其對發行公司債券的決議權授予董事會行使。

除職權調整外，新《公司法》在多個維度強化了董事會的獨立地位。首先刪除了原公司法第46條“董事會對股東會負責”的表述。其次增強董事會內部的監督職能。新《公司法》第69條和第121條首次允許公司在董事會中設置審計委員會行使監事會職權，從而可以不設監事會或監事。打破了長期以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會分立”的治理格局。董事會不僅承擔經營決策職能，還通過下設的審計委員會履行監督職能，其權力中心地位進一步凸顯。再其次強化董事會的資本維護職責。 新《公司法》51條新增了董事會對股東出資的核查義務和催繳義務，規定董事會應當對股東的出資情況進行核查，發現股東未按期足額繳納的，應當由公司向該股東發出書面催繳書。未及時履行該義務給公司造成損失的，負有責任的董事應當向公司承擔賠償責任。進一步增強了董事會對公司資本事務的話語權，使其在公司治理中的職能更加全面。再次法人代表制度的調整間接強化了董事會的職能。新《公司法》第10條將法定代表人的選任范圍從原法的“董事長、執行董事或者經理”調整為“代表公司執行公司事務的董事或者經理”，取消了“執行董事”的概念，擴大了法定代表人的人選范圍。只要是“代表公司執行公司事務”的董事均可擔任法定代表人，從側面凸顯了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總之，新公司法在強化董事會權力的同時，也同步強化了董事的義務與責任體系，包括忠實義務、勤勉義務的具體化，以及對賠償責任機制進行了完善。既保留了股東對公司的最終控制權，又提升了經營決策的專業性和效率，順應了現代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客觀趨勢。

注釋：

[1] 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粵民破70號民事判決書。

[2]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66號民事判決書。

[3] 參見宋寧亮：《最高院改判后又改判，6名董事承擔3000萬元連帶責任一案再現大反轉》，微信公眾號“宋歌LEGAL”，2025 年 10 月 20日。

[4] 參見于瀟 樊悅池：《為何要抗？何以成功？》，最高人民檢察院網，2025年6月4日。

[5] 參見劉斌：《董事催繳義務與問責邏輯的再發展——兼評斯曼特案抗訴與再審》，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6年第2期。

文 章 來 源：祥順企服特聘顧問原創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