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當家長們開始害怕犯錯；機構媒體還有機會嗎

當家長們開始害怕犯錯

伴隨著物質條件的提升和科技的提升，家長們越來越關心如何以“正確”的方式育兒，進行更多“合理”干預，并害怕犯錯。在Aeon雜志近期的文章“孩子們只是學徒”中，作者Niklas Serning和Nina Lyon分享了這樣的一個故事：母親麗莎正在為無法去上學的兒子尋找一位心理治療師，每每要進校門，他就會驚慌失措、大聲哭泣和尖叫；有時甚至會對母親大發雷霆，拒絕下車。麗莎嘗試了許多方法：為兒子換班級，確保他和朋友們能待一起；在他需要時請假一天，讓他能緩和情緒；讓他晚點進校，以更溫和的方式開始一天；安排他最喜歡的老師來接他進校；甚至只讓他上下午半天的課。這些做法都曾短暫奏效，但最終未能改變情況。

麗莎憤怒地說，學校已經放棄了她兒子，他本是個可愛的孩子，但學校逼得太緊、要求太多，他成了學校眼里的問題。學校摧毀了他的信任，兒子現在天天呆在房間里打游戲，這是他唯一的樂趣，他難以對其他事物產生興趣。麗莎陷入了兩難：她擔心繼續要求兒子上學，會對他造成傷害；但放任他退回自己的世界，似乎是在切斷他和外界的聯系。

電影《生命之樹》

這種情況并非個例：在英國，每10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報告自身幸福感很差，而且這種情況自2010年以來明顯惡化。接近18%的中學生長期缺課。成年后，每8個人中就有1人既不接受教育、技能培訓，也沒有工作。還有18%的人認為自己屬于殘障人士。與此同時，盡管年長員工更容易請病假，但年輕人卻更有可能因為健康問題而徹底退出勞動力市場。

事實上，學校和專業團隊近年來積極地為學生們提供心理咨詢服務。心理治療的術語和概念塑造了人們關于兒童、成長和人際關系的所有討論。然而，情況卻仍在不斷惡化。

作者們提出一種可能：當家長們追求“更少壓力，更多支持”時，會不會矯枉過正？這種治療化的思維方式，有沒有可能無法讓孩子良好成長與發展？早教慈善機構 Kindred Squared 針對英國4歲孩子的研究發現：44%的孩子無法安靜坐著；37%的孩子不會與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或分享；父母不在身邊時，32%的孩子會表現出過度的情緒崩潰。此外，35%的孩子不會自己穿衣服，26%的孩子還沒有完成如廁訓練。

這些技能的缺失，并非完全是個體情緒上的差異。這些技能需要在幼年時期通過大量低風險、重復性的練習才能培養出來。這些缺失的發展指標，也預示著未來的情緒困難：隨著年齡增長，這些孩子更可能遭受學校焦慮的困擾——無論是因離家而產生的分離焦慮、難以應付學業，還是兩者兼而有之。他們也會更難處理社交互動，為社交焦慮和自我封閉埋下種子。作者表示一些孩子確實面臨神經發育障礙，需要額外的支持和照顧，但本文所聚集的并非這一群體，目前問題的規模也已經不足以單用神經障礙來解釋。

作者們提出，相較于“疏于照顧”，現在的家長們往往“過度保護”他們的孩子。過去人們擔心孩子們會經歷例如家庭沖突、親人離世或虐待等童年逆境經歷，但現在的家長引入了一種全新的、過于柔軟的育兒模式：不惜一切代價清除孩子的不適。例如家長全程監控的孩子聚會，玩具輪換都事先安排好，只要孩子之間稍有分歧，父母立刻跳出來干預；被刻意操控、確保最小的孩子永遠獲勝的桌游；再比如，把獨自睡覺、如廁訓練、安靜坐著、閱讀、游泳、騎自行車、離家過夜這些成長任務一再往后推遲，直到孩子“準備好了”為止。這種狀態意味著孩子“感到完全輕松自在且充滿信心”，而這種狀態可能永遠無法出現。

這種教育模式確實不同于傳統的童年逆境，它不會讓孩子痛苦，甚至是出于好意、試圖讓孩子們的生活變得更輕松、更順滑、減少痛苦。但從長期來看，它確實制造了某種“逆境”：過度保護讓孩子在離開家庭，面對普通生活中的磕碰與沖撞時，反而更加脆弱。

這并非毫無根據，保護孩子免于所有沖突的父母，也使孩子失去了培養自己面對下一次挑戰能力的機會。換言之，家長們在用短期的舒緩，交換長期韌性。研究者們擔心，這種過度保護會造成孩子們情緒調節能力的下降。

在倡導協作式而非權威式育兒的當下，家長們愿意傾聽孩子的感受，尊重他們的需求，但這不意味著一味地遷就，或剝奪他們去感受所有略帶不適的經歷的可能。對于孩子們而言，低程度的不適是正常的且很快會被遺忘。執行功能的發展，需要持續、重復地練習，而這些練習往往意味著：等待、忍受輕微厭惡感、壓抑短期欲望，以及去做那些無聊的事情。

過度保護讓孩子們形成一種預期：輕微的不適是一種必須被解決的問題。這會不斷縮窄孩子的經驗范圍，也讓他們失去那種“我能夠承受不舒服情緒”的信心，比如操場游戲中經常出現的小沖突，以及獨自處理這些沖突的能力，甚至會延后他們社交能力的發展。

在麗莎和她兒子的例子中，她試圖讓孩子以各種方式緩解不適，但孩子最終意識到：逃避是解決焦慮的方式，而科技世界則是他能逃往的去處。我們一再目睹這種模式的發生：過去幾十年來，兒童的獨立性、韌性以及整體幸福感都在下降。曾經那些或許還能“跌跌撞撞撐過去”的孩子，如今越來越撐不下去了。

過去的家長們認為自己需要去塑造孩子的習慣和德性，糾正其惡習，他們很少將孩子視作一個擁有復雜內在心理的主體。家長們通過獎勵、懲罰和示范來訓練和規范其行為。孩子們會逐漸意識到：有時候，我們必須忍受一些低程度的不適，而我們可以渡過它。他在與不同類型的孩子一起玩耍的過程中學到，有些孩子會比較刻薄，但也有一些更友善，而那些友善的孩子是更值得一起玩的。他并不總是喜歡學校，但他喜歡其中好的部分，比如課間休息；放學時你來接他，他也能夠平穩應對。

二戰后心理學的發展，改變了現代人的育兒理念，社交媒體的傳播放大了這種影響。新的育兒理念強調早期兒童的發展可能對他終身產生影響。事實上，這種嬰兒決定論很早就受到質疑。早在1953年，兒科醫生兼精神分析師 Donald Winnicott 就提出“足夠好的母親”（good-enough mother）的概念：她通過大體滿足孩子需求，同時允許不可避免、但必要的失誤，讓孩子逐步適應一個不完美的世界。

但進入21世紀后，主流觀點愈發清晰：如果早期做錯了，就會永久性地損害孩子。“溫和育兒”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邏輯：必須在親子關系中盡可能“去權力化”，讓孩子擁有自主性；父母必須提前識別并滿足孩子的情緒需求；而父母自身的情緒狀態，會直接決定孩子的發展質量。甚至不存在“壞行為”，只有情緒失調；如果孩子出現失調，原因往往是父母也處于失調狀態。

這種論調變為某種道德指令：過去的育兒是錯誤的，而新一代的父母需要做得更好。“打破循環”（breaking the cycle）成為社交媒體中的一種敘事，把有意識、細致的育兒塑造成一種“拯救行動”：不僅是拯救孩子，也是在拯救自己。通過與自己被養育的方式不同來養育孩子，你就可以治愈自己“受傷的內在小孩”。對于那些確實經歷過童年逆境（暴力、虐待、忽視）的父母而言，這是一種強有力且正當的原則。但問題出現在：被定義為“傷害”的行為，悄然不斷增多，幾乎涵蓋了一切。在當下育兒話語與社交媒體中，父母提供音量、邊界設定不夠溫和，未能滿足某個短暫需求都可能被視為潛在創傷，而非不完美照料中的正常摩擦。如果“創傷”無處不在，那么唯一安全的策略就是消除一切摩擦。

當然，回應孩子、滿足需求、促進自主性，這些本身都是合理且有充分證據支持的育兒原則。避免以恐懼為基礎的控制式教育也是完全正確的選擇，但問題在于當這些原則被推到其邏輯極限時，會發生什么。

當代育兒出于鼓勵孩子自主性的考慮，將親子之間的決策層級徹底壓平，但要真正具備自主性，必須依靠經過審慎思考的判斷，而不是即時本能。強制、指導與引導，其實處在同一條光譜之上。如果為了避免“強制”而走得太遠，那么表面上看似在尊重孩子的自主性，實際上會變成另一種狀態：父母無法說“不”。但一個在當下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的孩子，并不會變得更自主。真正的自主性，來自在長期目標面前壓制即時沖動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必須通過練習建立——通過被要求等待、再嘗試、忍受不適感來形成。

要掌握這種能力并不簡單，而成年人作為更有知識的存在，應該幫助孩子形成這種行為結構。這一代善良、盡責的父母，因為對“過于嚴厲”的過度警惕，而被悄然推向了比他們本意更寬松的育兒方式。

當然，過度寬松的育兒并非一切兒童問題出現的原因，電子產品使用時間的增長，疫情期間的居家隔離都可能造成兒童情緒發展的遲緩。

在文章結尾，作者提出我們可以擴展“安全保障”（safeguarding）的視野，把“培養韌性”的能力也納入其中。一個無法照顧自己的成年孩子，本身就不會是安全的。孩子們有時會跌倒，我們則幫助他們重新站起來。照料有時意味著：允許事情以可接受的方式出一點錯。

機構媒體還有機會嗎

前BBC新聞首席執行官黛博拉·特尼斯（Deborah Turness）上周在倫敦做了一場題為“重塑新聞的革命：來自前線的報道”的演講。尼曼實驗室5月14日刊登了特尼斯的發言節選。

特尼斯在演講中提到，新平臺的爆炸式增長為記者們開辟了新的途徑，讓他們能夠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原創、深思熟慮和充滿智慧的寫作及講故事方式來觸達消費者。在一個充斥著AI垃圾信息和剝削性算法的世界里，消費者正在尋找這種新聞，并選擇人與人之間的連接。面對資訊消費市場格局的變革，像BBC這樣的老牌機構媒體擁有應對并戰勝這一切所需的全部資產和權益，但前提是，他們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動來重建信任，通過真實感（authenticity）重新建立連接，通過創建飛輪（flywheel）新聞引擎重塑新聞編輯室以適應碎片化格局、實現增長，并考慮如何成為一個新的“議事廣場”（town square），創造一個能夠對抗信息回音室的思想交匯地。

黛博拉·特尼斯

去年11月，在有報道指出BBC的Panorama欄目一部紀錄片以誤導性的方式剪輯了唐納德·特朗普的演講后，特尼斯和BBC總裁蒂姆·戴維（Tim Davie）雙雙辭職。（“剪輯確實不符合編輯標準，”特尼斯在今年2月Semafor舉辦的“重建媒體信任”峰會上表示，“但我不接受這標志著機構存在偏見的指控。”）

特尼斯說，過去這幾個月，“我終于有機會從外向內看，而不是從內向外看。我利用離開BBC以來的時間進行了一次旅程，去拼湊我們媒體生態系統的新版圖，去更深入地了解表面之下到底發生了什么：行業的投資流向了哪里，是什么在驅動增長，消費者行為正在如何改變。”

她認為新聞業目前的挑戰是“從一個信息生態系統向另一個信息生態系統的全面轉移”。

“我認為老牌媒體還沒有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即這場革命不僅僅是關于消費者轉移到了不同的平臺。而是他們在日益碎片化的媒體宇宙中，正在選擇更直接的新聞形式。

我們看到了獨立記者和評論員主持播客、創建自己的YouTube頻道并在Substack上發表文章的爆炸式增長，在那里他們可以直接通過自己的作品變現，比如YouTube上皮爾斯·摩根的《未經審查》（Uncensored），再到艾米麗·梅特利斯、喬恩·索佩爾和劉易斯·古道爾的播客《新聞代理人》（The News Agents）。從極其成功的《The Rest Is...》品牌到吉姆·沃特森在Substack上快速增長的《倫敦中心》（London Centric），再到美國，從蒂娜·布朗的《新鮮地獄》（Fresh Hell，我強烈推薦），再到諸如Puck或The Ankler等新聞品牌。

為了理解這背后的驅動力，我與皮爾斯·摩根進行了交談，他憑借《未經審查》在YouTube上建立了超過400萬的受眾群體，并且現在正通過幾個星期前推出的《歷史未經審查》（History Uncensored）和《王室未經審查》（The Royals Uncensored）來擴展該品牌。他告訴我，由于社交媒體的持續更新，特別是年輕人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但他們真正想知道的是，他們應該如何看待新聞中的這些事件。他聲稱他的觀眾認為他是真實的、在智識上是誠實的。

很明顯，這不僅僅是媒體進步史中又一個由技術賦能的階段。我們正在見證的是從一個信息生態系統向另一個信息生態系統的全面轉移，如果老實說的話，在這個新生態系統中，老牌新聞機構迄今為止在想要原汁原味地大規模參與其中時，一直步履維艱。”

特尼斯認為，這是因為這場革命，在許多方面是傳統新聞媒體所代表的一切的對立面。如今消費者的信任是通過真實性、獨立性和觀點來贏得的。

“真實——帶有一種真實對話中的非正式感和不可預測性。獨立——主持人擁有暢所欲言的自由。有態度——無需在各種問題上持續小心翼翼。……這與老牌媒體基因中那種拋光過的、受控的正式感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且，也與‘公正性’（impartiality）形成了對比。這是過去幾個月里通過我的各種交談向我清晰呈現出來的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

特尼斯說，這并不是說整個行業內部沒有為此做出改變。她舉了一些嘗試改變的例子，比如，CNN首席主播杰克·塔珀（Jake Tapper）離開了他那間傳統的CNN演播室，在他個人的辦公室里主持部分節目，背景是政治紀念品和復古的播客風格大麥克風，試圖模仿更非正式的YouTube風格。然而，這頂多獲得了褒貶不一的評價。

“這種新的真實感（authenticity）很難把握，因為真實性必須是真的真實，消費者能很快看穿任何感覺像是人工制造或虛假做作的嘗試。”

新聞的消費者并沒有減少，只是要求變了。特尼斯講了一個關于護士莎拉的故事。

莎拉是特尼斯去看病時認識的一名護士，兩人閑聊中，特尼斯得知莎拉是一個十足的新聞迷，對英國和美國的政治癡迷。盡管要在醫院倒長班，還要照顧一個五歲的孩子，但她從不錯過任何一集《The Rest Is Politics》或《The News Agents》。她聽《Pod Save America》和《The Rachel Maddow Show》。她剛剛下載了Substack。

“在我們的交談中，她一次也沒有提到過傳統的新聞提供商，盡管她是看著典型的BBC和ITV的內容長大的。我問她為什么，她的回答非常簡單：我信任他們。我感覺我認識他們。我感覺他們沒有被引導向某一種單一的思維方式。他們有自己的鋒芒（edge）。

莎拉正是所有新聞機構都希望觸達的那類人——參與度高、充滿好奇心且執著，但她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媒體選擇，正在以一種全新且截然不同的方式給予信任。我們失去了莎拉。”

特尼斯認為，莎拉這樣新的媒體消費習慣主要受評論和對話的驅動。而且由于老牌媒體尚未成規模地打入這個新世界，“這里還沒有成為勇敢的記者在全球黑暗危險地區進行一線報道的大本營，或者，除了一些顯著的例外，這里也不是揭露不當行為和謊言的高風險臥底調查報道的大本營。”也就是說，老牌媒體的“真東西”還沒有成規模地進入這個新世界。

特尼斯認為這些媒體必須找到一種方法，在這個新世界中大規模地取得成功。否則未來媒體的資金將從何而來？因為廣告收入正在跟隨著消費者流向這些新平臺，而正是這些收入在資助著昂貴的新聞事業。

特尼斯說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她相信老牌新聞媒體擁有在這個新世界中獲勝所需的資產：首先，是那些花了一輩子時間建立起聲譽的才華橫溢、經驗豐富的記者以及渴望與他們建立連接的消費者；第二是那些對受眾有意義的品牌；第三是信任的遺產。

基于此，她認為老牌媒體有三個明確的優先事項。第一，重建信任：理解導致信任下降的原因以及如何扭轉這一局面。第二，通過真實感重新建立連接：認清要讓消費者獲得他們渴望的真實的、獨立的聲音到底需要付出什么代價。第三，重塑新聞編輯室：創建一個能在這個碎片化格局中持續分發內容的機制。

特尼斯訪談的多名單飛的知名媒體人都認為，在一個真實性被珍視和獎勵的世界里追求增長，他們必須離開老牌的媒體機構。毫無疑問，其他人也會效仿。所以面臨的挑戰是，老牌媒體機構是否愿意與他們的人才達成一項比他們單飛更具吸引力的新契約？

最后，辯論和觀點一直是西方老牌新聞廣播節目中的關鍵部分，然而算法讓網絡空間日益變成了回音室。特尼斯認為老牌媒體機構有機會躬身入局，成為新的“議事廣場”，創造讓人們接觸不同思想的數字空間。對于負有公正（impartiality）義務的公共服務廣播機構（PSBs）來說，這無疑會帶來一些挑戰，但特尼斯稱她從與監管機構的初步談話中了解到，這并沒有根本性的阻礙。她認為現在是時候去相信受眾精通于辨別新聞和觀點之間的區別了，特別是如果有明確標識的話。她還進一步提出，我們是否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在這個臨界點上，進入這個領域的風險已經被不進入所帶來的后果所蓋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