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將盡》之后，年過九旬的阿西爾決定搬進養老院

《暮色將盡》之后，年過九旬的作家阿西爾決定搬進養老院。《活著，還活著呢！》一書便是她的生存報告。

她說：“在九十七年的生命歷程中，我收集了無數美景與風物的記憶畫面，如今想來，竟比自己曾察覺的還要多，現在，它們爭先恐后地涌進了我的腦海。”

我這一生中，很少有什么事是由自己決定的。比如受什么教育，住在哪里，為什么不結婚，如何謀生，等等，所有這些至關重要的事情，都是“發生”在我身上，而不是我主動達成的。當然，一個人的本性或多或少會影響事情的走向，但說出“我現在要做某事”，然后付諸行動的時刻，其實少之又少——至少在我的生活中是這樣。搬到養老院，也許不是我唯一主動做的決定，但無疑是最重要的一個。

這并不是說外部事件對此沒有影響，事實上，確實有兩件事為這個決定奠定了基礎。第一件是我去拜訪了一位名叫羅絲·哈克的朋友，因為我得知她搬進了養老院。這事讓我吃了一驚，羅絲雖然年過九旬，卻是個活潑而獨立的女人。養老院里的羅絲？似乎不可想象。我決定鼓起勇氣去看看她，之所以需要“鼓起勇氣”，是因為養老院在我腦海里的畫面非常不令人愉快。

她入住的養老院，位于倫敦北部的海格特區，藏在一堵墻后面，坐落在一個樹木環繞、保存完好的大花園中，看似杳無人跡。現在我才明白，當時大多數住戶都在圖書室，那里為不喜歡在自己房間里喝茶的人們提供茶點，工作人員則正在辦公室里喝茶。但就任由我自己在這里閑逛，沒人看管，感覺有點瘆人。還好，我遇到了另一個閑逛的人，那是個對這里很熟的訪客，他將我帶到了羅絲的房間。我敲了敲門，沒動靜。于是我推門而入，一眼就看到了羅絲，她那時一定快滿百歲了，正窩在一張華麗的扶手椅上打盹。

她立刻醒了，一點沒覺得不好意思，熱情地招呼我之后，緊接著就說：“親愛的，你一定要搬來這兒住。這真是個好地方。”我當時并沒有入住養老院的打算，但看到羅絲這么快樂，我就放心了，還催促她多跟我說說這里的事，她那熱情洋溢的介紹，一定深深地留在了我腦海，只待需要時便會浮現出來。

奠定這個基礎的第二個人是南·泰勒，自從當年我們忐忑地前往牛津大學報到，各自乘坐的出租車首尾相接地停在瑪格麗特夫人學堂外時，我就認識她了。南比我小三個月，身體狀況卻遠不如我，她剛滿八十就已經非常虛弱，一次嚴重跌倒導致她髖骨骨折，自那以后，我這位最親愛的老友就徹底失去了行動能力，還患上了尿失禁，整個人狀態糟糕透頂。她雇得起每天早晚都上門的護工，還有天使般善良的愛爾蘭清潔工為她做各種雜事，但即便如此，朋友們還是得輪流過來照應——因為愛她，大家也心甘情愿。但久而久之，這份照料還是成了負擔。兩年下來，就連我也開始在心里后悔：當初真不該讓她執意要在自己家里離世。

我每周去看她兩次，每次都需要瘋狂地尋找停車位，焦急地在她家門口等著。因為除了護工和隔壁鄰居，她不給任何人鑰匙，所以我總在擔心：她是正搖搖晃晃、慢慢騰騰地來應門，還是已經摔倒在地了呢？通常都是后者，那么我就不得不聯系鄰居，祈禱有人在家，如果不在，就只能打給警察（他們的反應倒是迅捷友好，但要爬進她起居室的窗戶并非易事）。好不容易把南安全地扶回椅子上，泡上茶端給她之后，我又發現，除了沒完沒了地抱怨那些照顧她的人，她對其他任何事都漠不關心，而且這種冷漠堅不可摧。多年來，她一直是個親切、慷慨又有趣的朋友，所以我們始終都很喜歡她，也想要幫助她，但我敢肯定，我不是唯一一個對她的離世感到既悲傷又解脫的人。或許是自尊心作祟，想到要將這樣的經歷強加給朋友們，我就感到沮喪。

2008年冬天，我得了流感，很快就變得渾身無力，就算我明白應該喝水，也不想伸手去拿床邊的水杯，也沒有精力給任何人打電話。后來，好朋友桑德拉·賓利碰巧給我打來了電話，然后，她便心甘情愿、熱情洋溢地來照顧我，一直到我好轉。桑德拉對此事毫無怨言，我心中除了純粹的感激和寬慰，也別無他感。但后來，我想起南去世后我感到的沮喪，南當時的衰弱是逐漸發展的，但直到此刻我才意識到，一個老人可以在一夜之間變得無助，陷入必須被照顧的境地。如果我有孩子，或許我會（雖然不太情愿）接受他們的照顧，但朋友呢？如果還能報答，也許我也愿意偶爾接受吧，但是，如果這種被照顧的需求變得頻繁，很快就像南一樣徹底依賴于他們呢？絕不！現在我已經九十多歲了，我又怎么能欺騙自己說，我不會進入那種狀態呢？想到這里，我決定給羅絲所在的養老院打電話，讓他們把宣傳冊寄給我。

之后，我去了他們的辦公室，臨走時還跟他們約定，如果一年內能有房間空出來，我希望能成為這里的住戶。我能感覺到，自己可能做了個明智的決定，同時也還沒有被它束縛住。因此，在接下來的十二個月里，即便偶爾想到這件事，我也能自我安慰，搬進養老院是一件遙遠得無須焦慮的事。

那時我已經對瑪麗·菲爾丁公會養老院有了相當多的了解。我知道這里的護理質量非常好，但房間很小。拜訪羅絲時，我并沒有對她房間的狹小感到特別吃驚，那是因為我當時并沒有想象過自己要住在這樣的房間里。但這次，我和一個剛搬進來的人聊過天，她仍然清楚地記得為了住進來，不得不舍棄了些什么，這讓我有些不安。

當然，住在這里，你并不是囚犯。你可以在餐廳吃午餐，下午茶既可以選擇在房間里用托盤享用，也可以選擇去圖書館吃。這里還有一間電腦室和各種功能房，其中就包括帶有烤箱的廚房，專為想做飯的人準備。這里的花園也又大又漂亮。在我看來，住在這里就像是回到了寄宿學校，只不過上學時，我們還沒有積攢下這么多要舍棄的東西。

正因如此，當收到來信說已經有個房間空出來時，我才會如此震驚。這是他們最好的房間之一，有幾扇大窗戶俯瞰著花園，還有一個大陽臺，可以放幾個花盆和一把椅子。房間里可以容納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一把辦公椅，僅此而已。內置的儲衣空間或許能放下我所有衣物的四分之一，還有一堵約十二英尺長的墻可以掛畫。至于我的那些書，該怎么處理呢？

我回到家，坐在小客廳里，環顧四周——這里堆積著我漫長一生中積累下的心愛之物，像個雜亂卻珍貴的“喜鵲窩”——心里想著：“這就是我啊。”人的個性與其所占據的空間、所擁有的物品之間，竟有著如此密不可分的聯系，在那一刻，這個想法淹沒了我。我怎么能做出這種等同于自我毀滅的行為呢？答案很明確：我不能！我做不到也不愿意做，我寧愿去死。

這個時候，只要有人對我說一句鼓勵的話，我就會立刻打電話給公會，告訴他們我改變主意了。但沒人說出這句話。我最依賴的兩個人，侄子菲利普·阿西爾和桑德拉，都認為我搬進養老院是明智的決定。我知道他倆都如釋重負，換作我也一樣；當他們發現我現在很可能驚慌失措時，顯然也感到了不安，同樣，換作我也會如此。他們并非自私或不友善之人，只是意識到，在他們充實而忙碌的生活中，一份親情或友情隨時可能讓他們背負起非常繁重的責任。他們當然不希望這種事發生，正是他們的這種反應，讓我抑制住了恐慌。

這可怕的感覺陣陣襲來，就像陣陣惡心，既折磨人又難以抗拒。恐懼襲來時，我整個人都被這種感覺吞噬，但和惡心感一樣，它終究會過去。我漸漸認識到這一點，因此感到寬慰，只要堅持下去，等待恐懼過去，理性就能重新站穩腳跟。一個明智的決定，不會因為最終要付諸行動，就變得不再明智。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冷靜堅持。

當我驚奇地發現，通過把物品送給朋友或家人（當然我確信他們會喜歡這些東西）來處理掉它們，其實還挺容易時，這件事就沒那么痛苦了，甚至還成了一件讓人快樂的事。但遺憾的是，我的書太多了，沒辦法全部這么處理。有些可以送出去，但大多數必須批量處理。我最終還是做到了，盡管在把最后一批東西搬出去之前，我經歷了一次嚴重的身體崩潰，不得不在醫院住了一晚，我現在確信，那是壓力太大的結果。

最先伸出援手的人，是我非常親密的朋友薩莉·巴格納爾，她從肯尼亞專程趕來，陪了我三天，帶我去買了一張床、一把安樂椅和一張桌子（我原來的東西一樣都放不進新房間），將原本看起來繁重的任務變成了興奮的購物狂歡。第二個幫我的是我的侄子菲利普，他幫我克服了“處理書籍”這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難關。我在新房間里定制了個書架，可以放下兩三百本書，可我大概擁有上千本書，要怎么選呢？每次我試圖做決定時，都會陷入一種羞愧無能的狀態。菲利普花了大半天時間，從那堆令人望而生畏的書里，一本本拿起來問我：“留下還是拿走？”然后根據我的答案把書裝箱。光靠我一個人，肯定是做不到的。

然后他又挑了十六幅畫，設法把每一幅都掛在墻上（他開了一家畫廊，是“密集掛畫”的大師）。搬家那天，他在兒子奧蘭多的幫助下，比我先到新房間，把書整齊地擺進書架，把我的各種裝飾品布置好，幫我鋪好床。就這樣，我還沒踏進門，這個漂亮的小房間就已經有了“我的味道”。在其他住戶那里，我還沒見過誰有這么好的開端呢。

我相信，正是這一點使我很快確定，我在這里會過得非常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