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獨自守寡五十六載辛苦養育八個子女，她成為張大千高徒并健康長壽至九十二歲
1953年初夏的香港畫壇分外熱鬧。在中環一家小畫廊里，人們正圍著一幅氣勢雄渾的山水議論紛紛，筆墨既見嶺南灑脫，又透出西方構圖的透視法。“畫家是位女先生，”有人低聲提醒，同伴搖頭，“八個孩子的寡母？不太可能吧。”人群散開，身著素衣的方召麐悄悄放下畫筆——這位年屆四十的女子，正準備拜訪遠道而來的張大千。
順著好奇的目光往回追溯，1914年1月17日的無錫，方家長女呱呱墜地。父親方壽頤經營紡織，家境殷實。可12年后的一聲炮響改變了一切。父親在江上意外中彈，母親王淑英帶著五個年幼孩子回鄉，靠典當首飾維持學費，硬是沒讓長女中斷學業。
江南新式女學堂方興未艾。英文、國文、繪事都要學，校門口的西式紅磚與后巷的評彈聲交織成那一代女學生的記憶。13歲時，她遇到陶伯芳，第一次握起狼毫；19歲又得錢松喦指點，作品被白浪畫會挑中，與老師同墻展出。那一年，她在日記里寫，“紙上能行萬里”。
1937年，炮火尚未燒到華東，方召麐已抵達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歐洲近代史。課堂之外，她畫下泰晤士河畔的霧影。翌年，她與同在倫敦求學的方心誥成婚。十年動亂隨后席卷而來，他們懷抱襁褓從挪威轉船返滬，再一路南下。上海、天津、桂林、重慶、貴陽……每到一城，便添一名新生兒：津生、林生、安生、平生的名字來自地圖，也來自烽火里的行囊。
1948年冬，香港跑馬地醫院燈火通明，方心誥因病辭世。此時她36歲，大兒子11歲，最小的雙胞胎尚在襁褓。親友勸其改嫁，她只搖頭。短暫經營的貿易公司很快關張，畫案重新支起。深夜，她獨坐煤油燈下，反復研磨墨汁。兩年后，憑借花鳥冊頁換來孩子們的學費與租金。
也在這段艱難歲月里，她走進趙少昂位于九龍的畫室。嶺南派主張寫生與潑彩，他的飛白與渲染讓她茅塞頓開。1952年隨師赴東京辦展，雖只是角落幾幅，卻引來評論家注意。有人質疑她“畫里還有西味”，她并不辯解，只管用色墨調試新的可能。
翌年，機緣將她帶到張大千面前。獅子山下的小庭院里，弟子們屏息觀摩。她提問：“師父，這一筆該如何落？”“心靜，手穩。”老先生只云淡風輕五字。自此，她每日清晨四點起筆，黃昏才擱毫。1940年代的漂泊記憶，被潑進高山巨壑；曼徹斯特雨巷的灰影，又在石縫間閃現冷光。
1954年，她考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三十幾歲的女博士生極為罕見；兩年后赴牛津旁聽漢學與美術史課程，在泰晤士河畔舉辦個人展覽。《泰山朝暉》與《巨石陣殘陽》同墻并列，英國觀眾驚訝于這位中國女畫家把傳統山水與西洋透視嫁接得如此自然。牛津學者評論：“這不只是東西合璧，更像兩條河流在同一張宣紙上交匯。”
1970年，她飛赴洛杉磯探望移居美國的張大千。松風堂里，二人對坐臨池，紙上一氣呵成山川萬壑。大師欣然題聯：“二三星斗胸前落，十萬峰巒腳底青。”自此，“壯美”成了評論家形容她畫風的常用詞。
家中八個孩子陸續成材：大兒子成了資深律師，三女兒任銀行高管，最引人注目的是次女陳方安生，日后出任香港政務司司長。有人問她育兒秘訣，她淡淡一句：“先讓他們讀書，再讓他們自選跑道。”簡單，卻不是誰都能做到。守寡五十余年，她既是母親，也是衣食所賴的畫家，靠一支筆撐起整座家。
2006年2月20日，香港晨報的訃告寫道：“方召麐女士九秩畢生，以藝事著，以母范傳。”靈柩運至香港華人永遠墳場，與丈夫合葬。墓碑上只刻兩行字，生卒年月與八個子女的名字。石碑背面，那副張大千的題聯在海風里依舊可辨，而她留下的山川云煙，已成為后人研究20世紀中國女性藝術史繞不過去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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