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去朝鮮之前，我聽說那里有農貿市場，是國營商店的補充，八十年代才開始出現。我心里一直惦記著：一定要去看看真實的朝鮮物價。
可第一天到平壤，導游就明確說了：“外國游客不能進當地農貿市場。”理由沒細說，但意思很明白——那是給朝鮮百姓買東西的地方，不對外。
我偏不信。
第二天，我換了一件深色的、款式樸素的夾克，找朋友借了一枚領袖像章別在胸前。對著鏡子照了照，除了皮膚白點，和當地年輕人差別不大。我跟著一位在朝鮮做生意的朋友，混進了平壤較大的“統一大市場”。
市場是露天的，外面一圈是地攤，賣香皂、香煙、打火機、發卡之類的小日用品，攤主清一色是中年婦女。她們坐在小板凳上，面前鋪一塊布，商品擺得整整齊齊。沒人吆喝，有人路過就抬頭看一眼，不買也不強留。
進了市場里面，和國內的老式農貿市場差不多——劃分了服裝區、小百貨區、蔬菜區、水產區。通道不寬，人不少，但不算擁擠。我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所有攤販，全是女的。從賣菜的到賣衣服的，從二十多歲的姑娘到六七十歲的大媽，沒見到一個男商販。
后來朋友告訴我，在朝鮮，做生意的大部分是女性。男人多在國營單位上班，工資不高但穩定。家里要改善生活，靠的是女人出來擺攤。“朝鮮女人能吃苦，也敢闖。男人拉不下那個臉。”他說。
我在一個蔬菜攤位前停下來。攤主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大媽，穿著洗得發白的襯衫，手上指甲縫里有泥。我假裝問價，她用朝鮮語報了一串數字，朋友翻譯給我聽：黃瓜五百朝幣一斤，西紅柿三百朝幣一斤。
朝鮮普通工人的月薪，大約在五千朝幣左右。也就是說，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只夠買十斤黃瓜。
我心里算了一下，在國內，黃瓜最貴的時候也就四五塊錢一斤，一個月薪五千的工人能買一千多斤。十斤和一千斤，差距是整整一百倍。
我又看了看旁邊的鞋攤，一雙女士高跟皮鞋，標價幾千朝幣。差不多是一個工人半個月的工資。朋友小聲說：“這還算便宜的，涉外商店同樣的鞋要貴一兩倍。”
在統一大市場里逛了半小時，我沒敢拍照——朋友提前叮囑過，這里不允許拍照，被發現會很麻煩。但我把看到的、聽到的，都記在了心里。
離開市場后，朋友帶我去了一家涉外商店。同樣的黃瓜，標價換成人民幣，算下來比市場里貴了將近兩倍。而一包在國內賣幾塊錢的餅干，在這里要十幾塊。導游說，涉外商店的商品質量和本地市場不一樣，很多是進口或者出口轉內銷的，所以貴。
我點點頭，心里卻明白：貴的不只是質量，還有“外國人”這三個字。
回到酒店，我躺在床上想：朝鮮普通百姓月薪五千朝幣，買一斤黃瓜要花掉十分之一的日薪。他們的日子，確實不輕松。可奇怪的是，我在平壤街頭很少看到愁眉苦臉的人。他們排隊等公交，安安靜靜；他們在江邊散步，說說笑笑；他們在地攤前挑東西，為幾百朝幣討價還價，臉上沒有絕望。
也許，是因為他們的開銷也少——房子不花錢，看病不花錢，上學不花錢。工資雖然低，但每一分都可以花在吃穿上。不像我們，工資看似高，房貸一扣、車貸一還、孩子輔導班一交，剩下的還沒人家月薪多。
那天晚上，我站在羊角島酒店的窗前，望著大同江對岸黑黢黢的居民樓。沒有霓虹燈，沒有廣告牌，只有零星的窗戶透出昏黃的燈光。那些燈光下，是朝鮮普通人的日子。他們吃一斤五百朝幣的黃瓜，穿幾千朝幣的皮鞋，騎自行車上下班，在農貿市場里討生活。
不富裕，但也沒垮。
那些在市場上擺攤的朝鮮女人，讓我想起中國八九十年代的第一批個體戶——一樣的能吃苦，一樣的敢闖。她們撐起的不是一個小攤，是一個家。
下次再去朝鮮，我還會想辦法混進農貿市場。不是獵奇，是想看看那些在艱苦日子里認真討生活的普通人——他們身上有一種力量，叫“活下去，而且不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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