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日本，官方首次公開篡改歷史教科書，如何美化侵華歷史？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自美國結束對日本的占領以來，日本朝野上下的右翼勢力，都力圖在教育問題上擺脫占領時期確立的民主主義教育路線，重走皇國主義教育的老路。

1955年，當他們掀起第一次攻擊教科書的逆流遭到抵制后，仍沒有放棄“改革”教育的企圖，他們利用執掌的權力，頑固堅持皇國主義史觀的立場，在修改《教育指導要領》、強化教科書審定力度，排斥揭露日本戰爭罪行的教科書等方面大做文章，千方百計要“改惡”教科書，把反動的戰爭觀灌輸給青少年一代。

1、掩人耳目的修改教科書行動

進入80年代以后，日本執政當局確立了新保守主義的國家戰略，為了重塑日本的“國際形象”，激發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日本戰后史上又泛起了第二次攻擊教科書的濁浪。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體報出一個驚人的消息：鈴木內閣教科書審定機關在教科書審定中，將1983年高中使用的歷史教科書中的“侵略”改為“進出”，另對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制造南京大屠殺等戰爭罪行也做了淡化處理。這引起中、韓、朝等亞洲國家的烈抗議和反對，日本國內也掀起抨擊日本政府及有關當局的怒濤。

日本當局迫于國內外的壓力，由官房長官宮澤喜一發表了一個講話，表示要繼續遵循中日共同聲明精神，承認:

日本在過去的戰爭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重大損害。痛感其責任，表示深深的反省。

8月24日，日本政府又決定在教科書審定制度中附加一條“近鄰諸國條款”，表示在教科書問題上:

在處理同近鄰亞洲諸國間的近現代歷史事件時，應從國際理解和國際協調的角度加以考慮。

這樣，事件才稍有平息。

然而不出4年，即1986年5月27日。在文部省教科用圖書審定調查審議會第二部會上，由“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編寫的高中教科書《新編日本史》獲得了“合格”通過，又引起國內外輿論的關注和批判。

“保衛日本國民會議”(以下簡稱國民會議)成立于1981年10月27日，是由文化、教育界右翼學者、教師以及財界、宗教界人士組成，原外交官加瀨俊一為議長。

該會主張修改憲法第九條，建立軍隊、海外派兵、實現集團自衛權等。所以，老牌的右翼組織生長之家、勝共聯合、神社本廳等都匯于它的旗下，并在全國范圍內組建起“縣民會議”，作為下屬支部展開活動。

1983年12月，國民會議決定著手編寫教科書，為此成立了有30幾人組成的編纂委員會，其中多數是文化教育界右翼團體“日本教師會”、“教科書正常化國民會議”、“朱光會”、“天皇在位60年奉祝會”的發起人或骨干成員，如稻川誠一、小堀桂一郎、村尾剛、結城睦郎、山口康助、坂本夏男、宮田正彥、小笠原春夫等。

還有一些人是原文部省教科書審定官員，如“編纂者”之一的朝比奈正幸是原文部省教科用圖書審定調查審議會委員，而“監修者”村尾次郎則是原文部省日本史教科書主任調查官，此人從1956年到1979年一直擔任斯職，家永三郎的日本史教科書被審定為“不合格”時，該人正是擔當調查官。

另一名“編纂者”山口康助，也是當時的擔當調查官，他們對排斥家永教科書，審定為“不合格”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監修者”和“編纂者”們的政治態度和“學術”立場了。

編纂會成立后，他們確定了幾條編纂方針，分別是:

古代史部分，不僅僅利用考古資料，還要通過神話使學生們理解日本的建國;要培養對皇家的敬意;在近現代史上不能把日本片面地編寫成加害者。

這一方針與20世紀90年代成立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的編寫方針如出一轍。

國民會議的教科書獲得通過后，《朝日新聞》立即發表評論，指出該教科書“是改憲派編寫的教科書”，“在教科書中禮贊教育敕語”，是“復古味道的日本史”，并提出其中有800多處錯誤或需要修改的問題。

接著，中國、韓國、朝鮮都發表了嚴厲的批判文章或講話，指出:

遺憾的是日本的文部省再次傷害了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我們對于歪曲歷史事實，美化侵略戰爭的任何言論、行動，無論過去、現在、未來都斷然反對。

中國政府還正式向日本駐中國大使館遞交了備忘錄，要求日本方面：

必須認真處理這個問題，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糾正錯誤的內容。

在國內外的強烈呼吁下，5月30日，為了掩世人耳目，文部省對該教科書提出了約300余處的修改要求。

2、強烈的反對聲音

6月10日，又就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實提出6處修改要求。6月27日，再次提出68處的修改要求。但是，由于該教科書從根本上是歪曲歷史，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的，如果不徹底糾正其指導思想和編纂方針，無論如何修改也無濟于事。所以，日本外務省亞洲局要求承擔出版印刷的原書房終止出版合同。

對文部省的修改要求，國民會議于7月1日召開“緊急運營委員會”，會議決定“斷然拒絕”，因為“教科書是件大事”。7月3日，再次發表了態度強硬的意見。這以后，由“監修者”村尾次郎出面與文部省交涉、斡旋和協調，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和部分修改，7月7日，文部省最后批準該教科書“合格”。而其中關于“天皇神格化”問題、“大東亞戰爭”的表述問題以及對亞洲諸國的加害問題等，仍繼續堅持著編纂者的意見。

7月16日，中國政府外交部發言人指出:

教科書的基調是隱瞞和遮蓋侵略戰爭，(中國方面)礙難滿意。

1986年6月8日，《每日新聞》發表社論，指出該教科書:

從整體看，如同戰前的教科書一樣。對于戰爭，盡可能不表述日本的加害性，教科書體現了主張掀起糾偏教科書運動的人們的意見。

圍繞著這樣復古的教科書出臺，將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隱患。

第一，在教育領域里，帶有如此露骨意識的例子前所未有。臨時教育審議會代表的集中關心的教育改革的問題意識，繼承了時代的錯誤;
第二，教科書的內容不吸收歷史學的研究成果，對教科書的質的疑問予以通過，文部省的態度相當好，同審定其他教科書對比，文部省豈不是實行雙重標準，敢于讓這樣的教科書合格，難道不該追究文部省的責任嗎;
第三，教科書“自國中心主義”的基調，應該是我國教育必須克服的對象，現代的日本應從戰爭的反省出發，應該教育的是戰爭的傷痛，失去這個基本點，歷史教育就不能成立。利用這樣的教科書與現代的教育觀相悖。

1986年，“國民會議”的《新編日本史》獲得通過后，由于國內外的強烈反對，它的采用率不過0·01%(原書房出版)。1995年，原書房將版權轉讓給國書刊行會，更名《最新日本史》，依然是難以回天，被教育部門采用的數字始終徘徊在一二千冊之間。

3、《最新日本史》有多反動？

《最新日本史》把日本的歷史分成古代、中世、近世和近現代四個時期，以下根據國書刊行會的版本就其近現代部分簡要予以剖析:

（1）全文刊載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

《最新日本史》全文刊載了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稱“這表明了傳統的國家觀和人倫道德融合的國民道德”，教育國民“忠孝、博愛、修學、遵法、義勇奉公”，因此“被翻譯成英、德、法、中文向海外介紹”等。“教育敕語”是戰爭時期日本當局毒害國民和青少年的精神鴉片，是扭曲人性和人格、強調封建效忠和弱肉強食的腐蝕劑，所以，在戰后民主主義改革中，“教育敕語”被明令從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針中剔除。然而，從《最新日本史》開始，“教育敕語”開始登上教育的圣殿，并成為后來“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教科書的“樣本”。

（2）對日本近代以來發動的侵略戰爭，通篇不提“侵略”

在這部教科書里，從明治初期日本對臺灣、朝鮮的侵略，到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偷襲珍珠港，舉凡日本對外發動的戰爭，通篇不見“侵略”二字。換句話說，教科書的編纂者們根本不承認日本對外發動的戰爭是“侵略”。

而且，教科書明確規定了從1931年開始，日本所進行的戰爭是“大東亞戰爭”，并在注解中明確指出：“戰爭的目的是自存自衛和建設大東亞新秩序。”還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大東亞會議”、“大東亞宣言”、“大東亞新秩序建設方針”，強調“1943年緬甸、菲律賓獲得了獨立”，“印度建立了自由的印度臨時政府”(第235頁)等，公然把侵略戰爭美化成“自存自衛戰爭”和“亞洲解放戰爭”。

（3）把戰爭責任推給對方

如1875年日本發動的江華島事件，教科書稱:

日本軍艦在江華島海域進行包括示威行動在內的測量時，受到朝鮮炮臺的炮擊，日本方面也加入炮擊。(第176頁)

對甲午戰爭，教科書是這樣描述的:

由于日本不失時機的(向朝鮮)派兵，使叛亂被鎮壓，日清(中國)兩國圍繞朝鮮的內政改革產生尖銳的對立，日本決意將清國的勢力從朝鮮一掃。(第190~191頁)

對日俄戰爭是:

俄國無視日本的撤兵要求，屯兵滿洲，桂太郎內閣為避免沖突決定以外交手段繼續交涉，另一方面進行開戰準備，到1904年2月，交涉終于破裂，我國進入與俄國的交戰狀態。(第195頁)

對“九一八事變”是:

關東軍中的一部分人獨斷地將柳條湖附近的鐵路爆破......若櫬內閣表明不擴大方針，關東軍無視這一方針，走向擴大事變的道路，同時，關東軍的行動也受到輿論的支持。(第225頁)

對日本發動的全面侵略中國的“七七事變”，教科書稱作“日華事變·日中戰爭”，而“日華事變”則用黑體字突出，內中說:

在盧溝橋附近，日中兩國軍隊突然沖突，近衛內閣提出不擴大方針，在現場簽訂了一時停戰的協定，7月末，政府下達內地師團的動員令，兩軍沖突擴大......近衛內閣摸索早期停戰，通過德國交涉，但未能抑制戰火。(第230頁)

這里的“突然沖突”，不過是盧溝橋事變“偶發說”的翻版，還是為了推卸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

另外，在教科書的行文中，多處把戰爭責任歸結于被侵略國家的“反日”，如“中國對日感情極度惡化”，“排日運動高漲”，“在滿洲反日運動激化，當地的日本僑民和權益不斷遭到傷害”等等。

（4）美化殖民統治、掩蓋戰爭犯罪

對偽滿洲國的建立，教科書記述道:

關東軍致力于新國家的建立，宣布建立了以日、朝、滿、蒙、漢諸民族協力為理想的滿洲國。(第225頁)

另外，在這部教科書中，對日本軍隊在亞洲各地所犯的戰爭罪行完全持回避或否定態度，如“從軍慰安婦”、強制勞工、731細菌部隊的人體實驗和細菌戰罪行、實施毒氣戰、三光作戰等，教科書中連類似字樣也沒有出現，暴露出編纂者完全否認日本戰爭犯罪的真實意圖。

對“南京大屠殺”事件，教科書正文中也沒有涉及，只是在注釋里稱作“南京事件”，浮皮潦草地提到:

南京陷落后的混亂之際，多數中國士兵和市民因日本軍而犧牲，受到國際的非議，戰后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第231頁)
（5）否認東京審判

教科書正文對東京審判只是輕描淡寫地記述了審判的結果另以注釋形式、用較大的篇幅標為“東京審判遺留的問題”。內中引用印度法官帕爾的話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條例》是“事后法”，(帕爾認為)“全被告無罪”，“對和平有罪是新導人的法理”，(辯護團)“指出其不當，但被裁判所駁回”，“東京審判有負的一面”(第241頁)等等。

（6）鼓吹修改憲法，煽動收回“固有領土”

教科書最后一章署名為“現代日本的課題和文化創造”。

其中對修改憲法是這樣表述的:

為了維護世界和平，我國該如何做出貢獻，引起人們的關心，為了適應現實，各界修改憲法第九條的議論呈現活躍。(第254頁)

2002年，在明成社出版的新版本中又增添了公開宣揚“外國威脅論”的內容。

聲稱:

我國固有領土受他國威脅是不容忽略的現實，北方領土依然被俄羅斯占領，韓國對島根縣的竹島，中國對沖繩的尖閣列島（釣魚島）都主張領有權。

因此，修改和平憲法是“必要的”，主張通過再軍備收回“固有領土”。其煽動再軍備、主張用武力征服一切的舊軍國主義史觀躍然紙上。

（7）其他

由于編纂者的指導思想是為了美化“大東亞戰爭”，否認戰爭的侵略性質，進而激發日本民族的“自豪感”，所以，教科書中篡改歷史、歪曲歷史的問題處處可見。如山東出兵是為了“保護在留邦人”；二十一條是“為了保全日本在滿洲、內蒙的權益”，“巨額的政治性西原借款，擴大了段琪瑞政府的影響力”；“蘇聯單方面撕毀日蘇中立條約，侵入滿洲、北朝鮮、南庫頁島”；由于“天皇圣斷戰爭終結”等等，不一而足。

在對待臺灣問題上，也流露出編纂者的“臺灣情結”，如在記述中日恢復邦交后又特意附上一筆:

日本雖然與臺灣(中華民國)斷絕了外交關系，但民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繼續進行。(第252頁)

編纂者特意在臺灣的后面用括號注明“中華民國”，不僅背離了中日恢復邦交的宗旨，其宣揚“兩個中國”的真實意圖也是不言而喻的。

教科書還蓄意渲染日本各界對戰爭的支持或效命，如對“學徒出陣”，“女子挺身隊”、“神風隊”的記述，對戰死者家書的全文收錄等，不過是為了鼓勵青少年效仿戰爭一代，去充當為天皇獻身的炮灰或亡命徒罷了。

綜上可以說，“日本會議”的《最新日本史》是一部篡改歷史、否認侵略、鼓吹天皇史觀、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情結的教科書，如果任這樣的教科書流入社會、流入學校、流入日本青少年一代的手中，其后果可想而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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