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變得老無所依，花錢能買到照護嗎？

電影《困在時間里的父親》

在關于衰老的想象里，我們習慣用一些柔軟的詞：安享、晚年、體面、照護。互聯網不斷生產著關于“優雅老去”的樂觀敘事，試圖讓變老顯得不那么猙獰。

但另一面的問題始終沒有消失：養老依然首先關乎錢、照護與制度。養老金是否足夠？護理資源是否可及？當失能與疾病真正到來時，誰來承擔長期而高強度的照護勞動？這些問題，至今仍然缺乏令人安心的答案。

在《貧窮的質感：王梆的英國觀察》的其中一章里，王梆將視線投向英國養老體系的歷史變遷：從戰后以公共財政為基礎的福利模式，到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迅速私有化的照護體系，養老逐步轉化為一個高度市場化的行業。王梆嚴肅地審視著資本如何將尊嚴、健康乃至死亡待價而沽，又飽含溫情地記錄著時代之下堅韌的個體。

今年，《貧窮的質感》迎來加印，單讀再次分享《年老的隱喻》的節選部分，一同進入這些關于養老問題的記錄與思考。

在生命不可避免的消散之前，我們至少應當期望：擁有一片不被估值的陽光。

年老的隱喻（節選）

撰文：王梆

四

為了尋找答案，接下來，我把焦點放在了托馬斯和瑪麗迫在眉睫的養老問題上。瑪麗已經失去了大部分記憶和自理能力，為了照料她，托馬斯曾一度累得暈倒，要不是被家貓舔醒，及時撥打急救電話，后果不堪設想。假如兩人同時失去自理能力，該怎么辦呢？

電影《愛》

若在 19 世紀，這份重擔通常由兒孫擔負；貧困的孤寡老人，就只能往濟慈院之類的慈善機構里送了。濟慈院條件極其惡劣，為了便于埋尸，旁邊通常就是墓地。富人是不需要養老院的，因為他們有大宅和仆人。[1] 養老院是 20 世紀 20 年代晚期，隨著民主和現代化進程，逐漸出現的產物。它最初由公共援助機構（Public Assistance Institution）掌管，1948 年，英國工黨推出《國民援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要求地方政府通過整合稅收，為老幼病殘提供援助。1960 年，只有 10.3% 的老人住在私營養老院里，地方政府出資或慈善機構開設的養老院，在養老業中占了絕大比例。但這一自由主義加民主社會主義的運行模式，很快便被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以自由市場為核心價值觀的新自由主義摧毀了。國民養老資金被削減，納稅人扶持的養老模式危在旦夕。1985 到 1990 年，撒切爾執政時期，私營養老院的比例急劇上升，增至 82%。[2] 2016年，公共養老資金被保守黨的緊縮政策砍去 50%。英國養老院共計 11300 家，其中納稅人支持的養老院只剩 5%，剩下的 95%，則掌握在私營集團和少數慈善機構手里。與此同時，老人的數量卻仍飛速增長。2016 年，65 歲以上的英國人口占總數的 18%；2015 到 2025 年，85 歲左右的老人，將從 150 萬增加到 200 萬；預計到 2039 年，英國的某些地區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超過 65 歲。

人類壽命攀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投機商眼中，真是百年難遇的商機。很多投機商不惜舉債大開養老院，一旦陷入經營和債務危機就逃之夭夭，扔給當地政府一個爛攤子。一家名為“山谷之景”（Valley View）的養老院，倒閉前一周，竟讓老人們速卷鋪蓋，自行撤離。

我一邊腦補駝背鶴發們“飛越老人院”的情景，一邊四處走訪私營養老院，為了一睹其真顏，謊稱為我的婆婆尋找“最后的避難所”。

和想象中冰冷孤清的色調不同，今天的養老院，大多色彩濃艷。在“莉莉之家”（Lily House）養老院，我仿佛走進了一間托兒所。為了讓阿爾茨海默癥患者能夠找到自己的房間，每個房門都涂了不同色的油漆，姹紫嫣紅，還掛上了照片和名字。此外，你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布置房間。接待人員推開一扇扇房門，炫耀道：“你看，每間房都不一樣！”

雖然里面布局不同，內容卻大同小異，打開來仿佛一只記憶的套盒：結婚照、畢業照、全家福、旅行紀念品、風鈴、嬰兒推車......咦，為什么還有嬰兒推車？“患阿爾茨海默癥的婦女們，經常以為自己要生了，不然就是以為自己在度產假......你看，這些洋娃娃就是她們的寶寶。”接待人員露出苦笑。我湊近去看，小毯子底下果然蓋著幾只洋娃娃，眼珠又藍又大，閃爍著塑料花般的蓬勃生機，和老人們那灰暗遲緩的目光，形成突兀的對比。

雖與鬧市一墻之隔，私營養老院的內里，卻像是一個隱秘失聲的世界。一般訪客要在門衛處填表，表明親友關系，才能進來。一條狹長的走道，前后左右都是“鐵門”，需要密碼才能出入。接待人員對我說，這是為了防止患阿爾茨海默癥的人逃跑，或趁機溜進廚房（搗亂）。英國“助老愛老”慈善機構“用心關懷”（Chosen with Care）的創始人黛比·哈里斯（Debbie Harris）曾在 TED 演講中倡議，養老院應對外開放餐廳，讓人們自由地與老人們共進午餐，這樣一來，養老院的飯菜就不會那么難吃了，老人們再也不用眼巴巴地與外界隔欄相望。而從我的實地觀察來看，這一倡議顯然并未得到多數養老院的支持。

我把錄音筆藏在圍巾底下，跟在接待人員的后面，走進了電視廳。電視聲音開得震耳欲聾，卻沒有多少老人在看，他們或是凝視著自己的鞋子，或是用失焦的瞳孔望著我。也許是因著公共空間的緣故，里面散發著一股比單人臥房更濃重的老人味，一種只有在很深的皮膚褶子里，或在過期瓜果中密封多年的體液里，才能聞到的氣味，一種與階級再無干系的氣味。

我趁接待人員不注意，半跪在地上，握住一位老奶奶的手，“你好嗎？”我問。“不好......”她的淚腺立刻充盈起來，“我的背好疼，這里也很疼......”她伸出腳，腳踝腫得厲害、輕輕顫抖，讓我想到了 19 世紀那頭用來做電擊實驗、叫托普希（Topsy）的大象，驚恐萬分地沉浸在某種靜止的戰栗里。接下來她又說了一些什么，我聽不清，她的聲音如此稀薄，猶如陽光下的霧水。 這家養老院的收費是 998 英鎊一周。我倒吸一口涼氣，問：“沒錢怎么辦？”接待人員說，可以賣房，或者先住上，死后再用賣房款來償還。

在另一家私營養老院“薇拉·詹姆斯之家”（Vera James House），接待人員用鑰匙打開一間單臥后，似乎才意識到秀錯了房間，只好尷尬地向我解釋，病人剛走，他們正打算重新裝修......可惜已經晚了，空蕩蕩的房間和廁所里，飄出一股刺鼻的尿味，我捂著鼻子逃了出來，想起常年小便失禁的瑪麗——我可從未在她家聞到過一絲腥臊。

秀完陽光充沛的圖書館，接待人員又熱情地向我秀一只高科技坐墊。這種據說根據人體工程學原理設計的坐墊，坐在上面的人只要一站起來，就會傳出“離開座椅”的信號，這家養老院收費比較高，要 1096.54 英鎊一周。

我偷偷拿出房產地圖計算了一下，托馬斯和瑪麗的房子，目前市場價約 50 萬英鎊，如果他倆都要住養老院的話，每人只能住上個四年左右。除了房子，他倆那些不算貴重的紅酒杯、鳥雀標本以及各種廉價的旅游紀念品，全部加起來，再折舊，估計也只能在養老院度個周末而已。

托馬斯和瑪麗那一代的中等收入階層是幸運的。“二戰”之后，百廢待興，家園重建需要一套新的政治話語，戰后工黨政府推行凱恩斯主義，半計劃經濟，加上醫療、鐵路、水電、礦業、教育等公共資源的國有化，緩解了巨大的就業壓力。與此同時，從美國借來的 43.4 億美元的戰后重建資金，也及時注入了英國市場。重建需要大量勞力，加上工會一度掌權，對學歷無高要求的低技能工作，也能帶來體面的中等收入。此外房價也不高：20 世紀 70 年代，英國國民平均周薪約 32 英鎊（當時 100 英鎊相當于 2019 年的 1519 英鎊），彼時一棟兩層小洋樓，只要不在黃金地帶，最多只要 4975 英鎊。托馬斯和瑪麗的房子，當年買的時候還不到 5000 英鎊。房價低，利息也低，還貸自然不太吃力。據《電訊報》報道，“二戰”后嬰兒潮期間出生的雪莉（Shirley）和彼得·克魯克（Peter Crook）也一樣，他們在 1982 年花 23000 英鎊買的房子，十三年后就還清了。

托馬斯和瑪麗也是不幸的，假如失去自理能力，不得不住私營養老院的話，僅需四年，他倆僅有的資產，一棟漂亮的小洋樓，這枚中產身份的標志，就沒有了。

說起房子，東安格利亞（East Anglia）的工黨參議員候選人莉迪婭·希爾（Lydia Hill）告訴我，1976 年，她以 7500 英鎊的市場價，賣掉了倫敦的一套一居室；同年，又用 17900 英鎊，在倫敦特丁頓（Teddington）買了一套維多利亞時代的三居室。2017 年，那套三居室升至 110 萬英鎊，比 1976 年漲了 61.45倍 ——而那掌握在退休人士手中、占全英 40%、約 1.6 萬億英鎊的“國民財富”，不是別的，正是房產，房產而已。

當一套套房子，以 50 萬英鎊左右的市場價值，以四年一套的速度，源源不斷地落入私營養老院（僅僅是養老院，還不是醫院）之手的時候，你是否會終于產生某種國民財富眾流歸海，最終納入那 1% 的既視感？

有人說，房子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人都到這個分上了，臨終關懷更要緊——人活一世，不就為了這點體面嗎？然而當人類的一切，從健康到尊嚴，全都可以待價而沽時，現實給出的，卻是另一個答案。

電影《困在時間里的父親》

2014 年 5 月，BBC《全景》（Panorama）節目借家屬在某養老院的偷拍鏡頭，曝光了一位叫伊馮娜（Yvonne）的 90 歲高齡老人晚飯后上廁所的全過程：呼叫“護士”321 次，叫“我要上廁所”45 次，用茶杯敲飯桌 26 次。期間看護來過一趟，只拋下一句“等 5 分鐘吧！你以后應該尿到尿片上！”就走了。20 分鐘過去了......直到過了晚上 10 點 45 分，伊馮娜才終于被粗魯地攙進了廁所。該節目說，像這樣不合規范的私營養老院，在英國多達 1100 家。2017 年，《全景》節目再次借用偷拍技術，這次拍到的是看護不停地扇老人耳光（6 次）的畫面。

波蘭公民馬丁·普羅赫尼茨基（MarteenProchnicky）曾在英國從事過看護工作，他就相關問題，接受了我的采訪。“虐待或忽視老人的事件，在私營養老院真的很常見嗎？”我問。

“在我工作過的養老院，虐待事件是普遍存在的，作為目擊者，我曾向主管舉報過兩次，上頭卻威脅要炒掉我。我說，如果你們不干預，那我只有報警了。” “是怎樣的虐待？”我追問。 “比如一位患阿爾茨海默癥的失明老人，我的領班一邊給他洗澡，一邊呵斥他，一會兒命令他坐下，一會兒命令他站起來，還不許出聲！接著用沾滿肥皂泡的毛巾捂他的眼睛，猛搓他的臉部皮膚，故意激起他的反感情緒，以期達到‘我這么做理所當然’的目的；另外還邊給患者洗澡，邊打電話，同時還教育我如何對付這類‘麻煩分子’之類......在我的堅持舉報下，這個領班終于被開除了。”

“你覺得這些虐待事件的根源是什么？”

“一部分是因為看護工資太低——肯定有看護會說，屎一樣的工資，不做也罷。當然，大部分的看護還是有良心的，盡管薪水低得匪夷所思，比如像我這樣追求人間和諧圓滿的白癡。老實說，那種圓滿帶來的滿足感，還真能讓人變得有點強大，感覺做完一個 12 小時輪班，還能去一趟健身房。”

除了工資低，似乎還有另一個原因。網名為 Ymimad49 的觀眾，在看過《全景》節目后留言：“我曾在養老院工作過，那里的員工非常少，根本沒法完成任務。我們每天凌晨 4 點起床，要 4 個小時的時間，才能完成所有照顧老人穿衣洗漱的工作，并趕上 8 點的早餐。”倫敦大學學院精神病學系的克勞迪婭·庫珀（Claudia Cooper）博士也證實了這一點。

工資低，雇員少，全英 99% 的養老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虐待 [3]，這聽上去不是無證黑店的勾當嗎？然而不少被曝光的養老院，卻系出名門。比如馬丁·普羅赫尼茨基曾舉報過的那家，就隸屬保柏國際醫療集團（BUPA）。保柏是跨國醫保集團，有 320 萬顧客，覆蓋 190 個國家，在英國擁有超過 250 家養老院，除了養老以外，還經營保險業務。[4] 如此闊綽，付給看護的薪水卻只有平均每小時 7.85 英鎊，低于 2019 年 4 月開始的、全英 25 歲以上員工的最低工資水平（8.21 英鎊/小時），而付給高管的平均工資每年卻高達 37500 英鎊。[5] 用 谷歌搜“大牌養老院虐待事件”，就會跳出各種指控，凄凄厲厲，擲地有聲，像極了一幕為吸血鬼哥特劇制作的片花。

這家不好，換一家可以嗎？新自由主義不是提倡“競爭機制”嗎？可轉了一圈，你就會發現，6 家大集團分別掌控數百家養老院，占全英養老業份額的 17%。不過 17% 而已，不至于讓人成為驚弓之鳥吧？話說 1931 年，倫敦華特林街（Watling Street）第一家樂購超市剛開業的時候，人們大概也不會想到，日后它竟變得如此肥大，甚至不得不要從“壟斷”（monopoly）這個詞中，衍生出一個新詞“Tescopoly”，才能比較確切地描述它。英國深度調查記者喬治·蒙比爾特（George Monbiot）在他 1999 年的著作《被俘的國家：公司接管英國》（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里，也不止一次地談到過資本擴張中的肥大癥，并舉了威爾士山區牧羊業被壟斷經濟生吞活剝的例子：“......上周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沒法兒，羊賣得太賤），那哥們兒走到畜棚里，把自己吊死了。”多諷刺的一幕，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說，上帝沒死，他只是化作了金錢，接著地平線就升起了一幅老人和羊像韭菜一樣被作為牧羊人的上帝收割的畫面。

五

養老院再糟糕，托馬斯和瑪麗也算是付得起四年看護費的那個階層，并非所有的同代人都像他倆那樣幸運。每次去諾福克（Norfolk）海岸，讓我印象深刻的不僅是它的鈷藍和浩渺，還有那些在沿海小鎮擺地攤的老人，那帽檐底下顫動的白發、釘螺殼似的頸紋、臉部凹陷之處風干的微笑。一捆彩色橡皮筋，1 英鎊；一頂遮陽帽，2 英鎊；灰不溜秋的石膏小天使，50 便士......在英國，有 190 萬退休人士掙扎在貧困線上，占退休人口的 16%。法律規定，對于房產和存款總值少于 23250 英鎊的老人，地方政府有義務為他們支付部分護理費，無奈政府采取的財政“緊縮計劃”一直在加劇地方政府的赤字。據慈善機構“老年英國”2017 年公布的數據，無房可賣卻又急需看護的老人數量超過 100 萬。

電影《漩渦》

彭妮（Penny）就是這些無房老人中的一位，她 70 歲出頭，丈夫去世后便寡居在英格蘭東部的一個鄉村里。英格蘭地方民間傳說里，有不少關于寡婦的故事。[6] 有個寡婦，窮得一無所有，只有一個被叫作“高個子湯姆”（Long Tom）的兒子。湯姆四肢發達，肩膀寬闊，扛幾百斤秣草不在話下，但偏要和人打賭，扔下十字架，夜闖濕地，結果在某棵白柳下，被一只不見軀干的枯手抓走了。剩下那可憐的寡婦，哭得整個人都縮小了一圈。彭妮住的村莊，腹地也是一片濕地，走在冬日的田埂上，看寒風壓斷蘆葦，仿佛還能聽見那哭聲......那是前現代社會的回聲。

彭妮曾隨做飾品生意的丈夫在津巴布韋生活多年，不幸遇上了 2000 年津巴布韋經濟大崩潰，獨裁統治的老大哥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為了討好盟國，在民不聊生、無稅可征的情況下，竟然想到了印鈔。于是，一筒衛生紙漲到 417 津元，相當于 1.2 美元。生意毀了，丈夫又不幸病逝，彭妮不得不只身逃回了英國。

“那是噩夢般的一年，我們在津巴布韋的房子，四室一廳，加一個花園，只賣了400英鎊，幾十年的積蓄一夜間成了廢紙，”彭妮邊說邊站起身，給我看擺在火爐上的三只瓷碟，“只剩幾只碟子，實在不舍得賣，千山萬水帶了回來。你看看，它們像不像你們中國清代的東西？”

那三只瓷碟，描著繁復的晚清（或明治時期）紋樣，又混合了不少西方元素，極有可能是 20 世紀 60 年代在中國香港制造的。果如其然的話，三只加起來也不過 200 英鎊。

“回英后，您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不知所措地轉移了話題。

“工作！當務之急肯定是找份工作。我先是在某個大學做前臺，然后又到全民醫療服務體系里的一家診所做前臺，一直工作到 67 歲。可惜正好碰上了 2008 年經濟危機，所以退休前一直沒有任何漲薪機會，拿的職業養老金就比較低......”

職業養老金，是 2012 年保守黨政府為減輕國家養老金負擔，要求雇主必須向員工支付的一種養老金。理論上按工資和工齡計算，工資越高，工齡越長，養老金就越多。

“診所七年，職業養老金是每月 246 英鎊；大學三年，職業養老金每月 69 英鎊。此外我還支付了十多年的國民保險金，所以現在每周有 89.25 英鎊的國家養老金。統統加起來是 671.96 英鎊......”

“那不是交完房租就得去割野菜了嗎？”

“所以我得申請住房補貼啊......目前，東劍橋郡議會（EastCambridgeCouncil）為我支付一部分房租，每月 504 英鎊，剩下的得自己付。要是沒有這筆住房補貼，我可能就得和孩子們擠在一起住了。孩子們的居住條件也相當局促。”

“你想過自己有一天會住進養老院嗎？”

“沒有錢，就先不去想這個問題好了......過一天算一天吧！”

電影《我最喜歡的蛋糕》

獨身的凱茜，也幾乎從不去想這個問題。此刻，她正穿著從舊貨店淘的綠色晚禮服，戴著艷麗的棕紅色假發，在舞池邊緣左顧右盼，目光像漁網一樣四處揮灑。

“阿根廷探戈的傳統，女伴不能邀請男伴，非得男伴請女伴，怎么請呢？全靠眼神放火，四目對視。像這樣......”凱茜一邊狩獵她的舞伴，一邊向我解釋。“可惜我已經 75 歲了！你看你看，他們只請那些妖媚的年輕女孩兒，唉，真討厭！”凱茜是被 20 世紀 60 年代各種革命思潮洗禮過的人，喜歡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狄蘭·托馬斯（Dylan Thomas）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常跑到倫敦尤斯頓車站（Euston Station）旁一家叫“改變一切”（Transformation）的酷兒老店玩換裝，所以她一有機會，就會犀利地抨擊阿根廷探戈中那種“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導觀念”，卻又無法逃脫探戈的魅力，像掉進了《愛麗絲夢游仙境》里的“兔子洞”，被某種曲折婉轉又看不到底的美迷惑，再也分不清身處陷阱還是仙境。

每個周末，她都會跑到劍橋的一個舞蹈班學探戈，65 歲以上有折扣，但一節課的學費至少也要 8-9 英鎊。為此，她很省，總是吃那種一小塊就能讓人產生飽腹感的高熱量袋裝甜點。也沒見她買過什么昂貴衣服，除了舞鞋。“一雙探戈舞鞋最少也要 90-100 英鎊，好鞋就是好腳，省不了啊！”72 歲時，她迷上了探戈，這致命的愛，一點都不比 17 歲的初戀省心，何況她還患有帕金森病，雙手必須緊握在一起，才能防止它們彈簧式地抖擺。但這又如何呢？被美蠱惑的女人是迷人的，當她陶醉地欣賞著阿根廷舞蹈大咖胡安·曼努埃爾·阿科斯塔（Juan Manuel Acosta）和馬霍·卡瓦列羅（Majo Caballero）的舞姿時，我透過黑壓壓的觀眾席，發現幾個年輕的女孩兒也在偷偷地凝視著她。

凱茜一生都在工作，可惜都是那種兼職或“零合約”工作，所以她一輩子都沒什么積蓄。像托馬斯和瑪麗的情況一樣，凱茜到退休年齡時，職業養老金還未強制普及（即使普及，該法對低收入者也不適用，月收入達不到 503 英鎊的勞工沒有職業養老金），她自然也沒有職業養老金。至于國家養老金，必須每周交納國民保險，交足 35 年，才能指望上。對于周薪 1000 鎊的中產來說，87.6 鎊的國民保險，不算沉重，但很多勞工，比如“零合約”的清潔工和看護，有時連 162 鎊周薪也掙不到。周薪不足 162 鎊，沒有余錢交國民保險的人，老后只能申請養老金補助（Pension Credit），它的數額因人而異，最近幾年來，還要通過各種腦洞大開、有傷尊嚴的經濟狀況調查（meanstest），你最好配偶仙逝，子女雙亡，腳瘸再加聾啞，這樣才能比較保險地拿到全額養老金補助。凱茜目前拿的，就是非全額的養老金補助。這點收入，誰敢輕易退休？所以凱茜直到今天還在工作。2017 年畢馬威的數據顯示，21% 的英國在職人員，因為工資太低，處于在職貧困（in-work poverty）之中。

每天早上，凱茜會離開她的廉租房，鉆進一輛灰色的破車，到威爾伯頓（Wilburton）給一個大戶人家遛狗。“我本來是清潔工，但是自從得了帕金森病之后，他們就不讓我搞衛生了。他們也是沒辦法，這么大的房子，要 15 個小時才能搞完。”凱茜邊說邊給一只灰毛狗拴上繩子，她要帶我去這戶人家的樹林里遛狗。

“遛狗也不錯啊，輕松，又可以鍛煉身體！”我安慰她。

“嗯，是啊，10 英鎊一小時，一個月有 200 鎊呢，我的雇主算是很慷慨的了。假日或圣誕節什么的，他們還請我看房子，也是 10 英鎊一小時，感覺像天上掉下來的一樣。”

幾分鐘后，我們就來到了樹林里。這是一片廣闊的、可以狩獵的私家樹林。櫸樹、松柏、白面子、黑櫻桃......層層疊疊，像一幅無盡的卷軸畫，在我們的身邊展開。

“我死之后，如果能埋在這里就好了，”凱茜親密地攬過一截枯枝，“有時候，我覺得這里就像我自己的家一樣，漫天的樹葉，無盡的陽光。”

注釋：
[1] Judith Flanders, The Victorian House: Domestic Life from Childbirth to Deathbed, Harpercollins, 2004. [2] Sheila Peace,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and Nursing Home Care in the UK”, 2003; Jeanne Samson Katz and Sheila Peace, eds. End of Life in Care Homes: A Palliative Care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42. [3] May Bulman, “Abuse taking place in 99% of care homes amid ‘chronic’ underfunding, survey shows”, The Independent, 22 March 2018. [4] 數據分別源自 HarcourtMatthews 與 BUPA 官網，2019 年。 [5] 數據分別源自 Breakroom、英國政府官網和 glassdoor 官網，2019 年。 [6] 英格蘭地方民間傳說中關于寡婦的故事，可參見 Kevin Crossley-Holland, The Old Stories, Cambridge, 1997。

《貧窮的質感：王梆的英國觀察》

看見階級社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