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暖心教授"名單出爐：18人入選，學生說了算

每年春夏之交，美國高校的畢業季總少不了各種"最佳教授"評選。但麻省理工學院（MIT）有個獎項有點不一樣——它不頒給論文引用最高的學者，也不看實驗室經費多寡，唯一標準是：學生覺得這位教授真的關心自己。

這個叫"Committed to Caring"（簡稱C2C，可理解為"暖心承諾"）的項目，最近公布了2025-27年度的入選名單。18位教授從全校數百名教師中脫穎而出，而決定誰上榜的，完全是學生的提名信。

從2014年啟動至今，C2C已經表彰了近100位教授。今年的新名單覆蓋了材料科學、管理學、物理學、核工程等十幾個領域，其中不乏一些在AI、氣候變化等前沿議題上活躍的名字。但比起學術頭銜，學生們寫下的推薦理由更值得關注——有人提到教授在自己崩潰時的一通電話，有人記得疫情期間收到的一封手寫郵件，還有人感謝導師允許自己"用兩年時間去想清楚到底要不要讀博"。

這些細節指向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頂尖理工院校的學生，焦慮程度可能和學業壓力成正比。當技術變革以月為單位迭代，當全球科研合作面臨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人對待"成了一種稀缺資源。

這篇文章帶你看看這個獎項的運作機制，以及它為什么能在MIT存活十余年。

一、誰上榜了？一份橫跨理工全領域的名單

2025-27年度入選的18位教授，分布在MIT的多個院系。按學科歸類大致如下：

電氣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系（EECS）——4人

這個系貢獻了最多入選者，符合其"全校最大系"的地位。Marc A. Baldo、Anantha P. Chandrakasan、Dennis M. Freeman、Laura Lewis四人上榜。值得注意的是，Chandrakasan目前擔任MIT工程學院院長，是校內行政職務最高的入選者之一。

物理學——3人

Anna-Christina Eilers、Erin Kara、Lina Necib三位天體物理學家同時入選。Necib近年因利用機器學習追蹤銀河系"幽靈星流"而受到關注，她的研究方向本身就需要處理海量不確定數據，或許這種工作特性也影響了她的帶學生方式。

機械工程——2人

Ellen Roche和Loza Tadesse。Roche的實驗室以仿生軟體機器人著稱，曾開發過能輔助心臟跳動的植入式設備；Tadesse的研究方向包括微流控和即時診斷技術，疫情期間的快速檢測需求讓她的工作備受關注。

其他院系各1人

材料科學系的Iwnetim Abate、斯隆管理學院的Abdullah Almaatouq、土木與環境工程系的Herbert Einstein（是的，和那位Einstein同名）、政治系的Daniel Hidalgo、生物系的Sara Prescott、核科學與工程系的Haruko Murakami Wainwright、腦與認知科學系的Fan Wang、生物工程系的Forest White，以及化學系的Bin Zhang。

名單的多樣性本身就有信息量：從純理論物理到商業管理，從傳統工程到新興的腦科學，"關心學生"這件事似乎沒有學科門檻。

二、學生怎么提名？一封"影響信"說了算

C2C的評選流程設計得很簡單，但也很特別。

每年，MIT研究生教育辦公室（OGE）向全校研究生開放提名通道。任何人都可以提交一封信，推薦一位對自己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教授。這封信不需要羅列導師的學術成就，甚至不需要描述具體的科研項目——重點只有一個：這位教授如何支持了你的學術發展和個人成長。

提名信提交后，由一個混合委員會進行評審。今年的委員會包括5位OGE工作人員、4位研究生代表，以及主席Suraiya Baluch。委員會審閱所有材料后，選出最終的C2C獲得者。

這個機制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學生主導，而非行政指派。很多高校的"教學優秀獎"由院系推薦、管理層決定，但C2C的提名權完全在學生手中。這意味著一位教授即使行政事務繁忙、甚至不是正式的課程教師，只要學生在信里寫出了真實的改變，就有機會入選。

第二，看重"非學術"的影響。從往年公開的提名信摘錄來看，被提及的場景包括：教授在凌晨回復郵件討論職業困惑、在學生家人重病時幫忙調整項目進度、在學術會議上主動把內向的學生介紹給潛在雇主。這些細節很難量化，但學生記得很清楚。

第三，沒有終身榮譽，每屆兩年。C2C獎項不是"一次獲得、終身有效"，而是按屆授予。這種設計既保持了獎項的流動性，也暗示了一個現實：持續的關懷比一時的熱情更難，值得定期認可。

三、為什么MIT需要這個獎項？

表面看，C2C像是一個"好人好事"表彰，但在MIT的特定語境下，它的存在感恰恰說明了一些結構性問題。

MIT的研究生培養以"研究密集型"著稱。很多學生在博士期間就是實驗室的核心勞動力，導師的經費、項目進度、論文產出直接掛鉤學生的畢業前景。這種模式下，導師-學生關系很容易變成純粹的生產關系——學生需要導師的推薦信和network，導師需要學生的實驗數據，雙方各取所需，但"人被當作工具"的風險始終存在。

C2C的存在，相當于在制度層面開辟了一個例外空間：它公開承認，有些關系超越了交易邏輯。一位入選教授曾在采訪中說，收到學生的提名信時"比拿到任何研究資助都更感動"——這句話本身也揭示了學術評價體系的某種失衡。

另一個背景是心理健康。美國研究生院的心理危機近年來受到更多關注。2017年一項覆蓋多校的調查顯示，工程類博士生的抑郁和焦慮比例顯著高于普通人群。MIT在2019年也曾因一年內多名學生自殺而面臨輿論壓力。C2C雖然不直接涉及心理健康服務，但它傳遞的信號很明確：關注學生的"整個人"，而不僅是"學術產出"，是教授工作的一部分。

當然，這個獎項也有其局限性。它依賴學生主動提名，而性格內向、英語非母語、或者與導師關系復雜的學生，可能更少參與這個過程。此外，"關懷"本身難以標準化——一位學生眼中的"放手培養自主"，在另一位學生看來可能是"放任不管"。C2C的評選結果，反映的更多是"誰被看見了"，而非"誰最值得被看見"。

四、一個獎項能改變什么？

從2014年到2025年，C2C已經運行了超過十年。它的實際影響很難精確測量，但有幾個觀察角度。

對入選教授而言，C2C是一種非貨幣化的認可。MIT會給每位獲得者一塊紀念牌，上面刻有學生的提名摘要，可以掛在辦公室。在學術生涯的后期，這種來自學生的"證詞"可能比引用次數更有情感重量。

對提名學生而言，寫信本身是一種反思練習。很多學生在提交提名后表示，"寫這封信讓我意識到導師為我做了多少"。在高壓的研究生生活中，這種顯性化的感恩可能具有心理緩沖作用。

對旁觀者而言，C2C提供了一個觀察MIT文化的窗口。名單上的名字年復一年地更替，但某些模式持續出現：跨學科背景的教師比例較高、女性教授入選率略高于其在全校的比例、年輕副教授（尚未獲得終身教職）也時有上榜。這些模式或許暗示，"關懷"能力與學術資歷、學科傳統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正相關。

更值得玩味的是C2C的命名。"Committed to Caring"是一個進行時態的承諾，而非完成時態的評價。它暗示關懷是一種需要持續投入的狀態，而不是某種可以"達成"的品質。這種措辭選擇，可能也反映了MIT對"卓越"的重新定義：在技術能力之外，"如何對待他人"同樣構成一種專業素養。

五、當我們談論"好導師"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C2C的評選標準從未公開量化，但從歷年提名信的共同主題中，可以歸納出幾個高頻關鍵詞：

可用性（Availability）。不是指物理上的隨時在場，而是學生知道"需要時能找到"。一位入選教授被描述為"即使在我最混亂的郵件里，也能準確抓住我真正想問的問題"。

容錯空間（Permission to fail）。研究生階段充斥著"第一次"——第一次獨立設計實驗、第一次審稿、第一次學術報告。好的導師似乎擅長在關鍵時刻傳遞一個信號：搞砸了不會毀掉你的職業生涯。

身份認同（Identity beyond research）。很多提名信提到，導師會問"你周末做了什么"，或者記得學生的家庭成員名字。這種"被當作完整的人"的體驗，在高度專業化的環境中尤為珍貴。

職業誠實（Career honesty）。不夸大學術前景，也不貶低其他選擇。有學生寫道，導師在推薦信中如實描述了自己的弱點，"這讓我更信任他對我優點的評價"。

這些品質聽起來都很樸素，甚至像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但在一個以技術突破和效率優化為核心價值的機構里，樸素的東西反而需要被制度性地強調。C2C的存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對抗一種隱性的文化假設：關懷是"額外"的，是做完正事之后的錦上添花。

六、一個開放的問題

今年的18位教授名單已經公布，但他們的故事大多尚未公開。MIT通常會在后續幾個月陸續發布每位入選者的詳細報道，包括提名信的摘錄。如果你好奇某位教授具體做了什么，可能需要等待這些材料。

但即使沒有具體案例，C2C作為一個制度設計本身就有討論價值。它提出了一個問題：在評價高等教育質量時，我們有多少指標是真正關于"人"的？排名看論文、看經費、看畢業生起薪，但"學生是否感到被支持"很少進入量化模型。C2C用一種低技術的方式——讓學生寫一封信——把這個維度重新拉了回來。

當然，寫信也是一種篩選機制。擅長表達、與導師關系融洽的學生更有可能提名，而最需要關懷的人可能最沉默。這是所有依賴自愿參與的項目的共同困境。C2C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但它至少沒有假裝問題不存在。

最后，如果你對這份名單感興趣，可以留意MIT研究生教育辦公室的后續更新。或者，如果你自己就在類似的機構里，不妨想想：如果讓你寫這樣一封信，你會提名誰？以及——更關鍵的——你上一次感受到"被關心"是什么時候？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值得被問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