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罪惡還不夠：奴隸制傷害延續至今，西方國家卻仍在躲賬

3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譴責動產奴役制度和奴隸貿易。這項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決議承認，動產奴役制度及奴隸貿易給非洲裔群體留下了持續至今的深遠遺產。加納作為提案國，爭取到123票贊成。

不過，阿根廷、以色列和美國投了反對票。更值得注意的是，52個國家投了棄權票，其中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以及歐盟全部成員國。

歐盟等方面批評這項聯大決議，稱其暗示“暴行犯罪之間存在等級”。原因在于，決議將動產奴役制度和奴隸貿易譴責為“最嚴重的反人類罪”，依據是其“在世界歷史上造成決定性斷裂”，并且具有規模巨大、持續時間漫長、系統性強、極端殘暴以及后果延續至今等特征，這些后果仍通過種族化的勞動、財產和資本制度塑造著所有人的生活。

圍繞動產奴役制度和非洲人口販運的賠償訴求，歷史既漫長又沉痛。1791年至1804年海地反抗法國的革命，早早對大西洋世界中的種族壓迫和殖民主義發起挑戰。

海地對奴役制度的永久性摧毀，發生在同時代多數國家之前，也早于國際社會推動廢奴的行動。海地1801年憲法寫道：“在這片領土上不得存在奴隸，奴役制度在此被永遠廢除。所有人生而自由，活著自由，死去也自由。”

更重要的是，1804年海地憲法并不只是廢除奴役制度，它還設想了賠償安排，即“凡此前屬于任何法國白人的財產，均無可爭議且依法沒收歸國家使用”。

1825年，在法國再次發動戰爭的陰影逼近之際，海地同意向法國支付賠償金，“總額為150000000法郎，用于補償原殖民者”。由于這筆金額超過海地國家預算的10倍，海地立刻不得不向法國銀行借入30000000法郎。

此后，海地很快違約，長期背負惡債，也始終未能實現其通過物質補救來修復動產奴役制度和殖民主義所造成傷害的賠償愿景，更未能消解這些傷害延續并疊加至今的后果。距離法國向這個第一個永久擺脫動產奴役制度的國家強加“獨立贖金”已過去兩個多世紀，但法國至今仍拒絕向海地人民支付其應得的賠償。

反對賠償的一個核心論點，是法律不得溯及既往。在國際法中，這體現為“時際法原則”，即國際爭端應依據爭議事件發生時適用的國際法來解決。歐洲國家對近期聯大決議表示擔憂，理由正是它們認為，動產奴役制度和奴隸貿易在其實施當時并不違反國際法。這也是它們選擇棄權的依據。

美國大使丹·內格里亞在解釋美國為何反對該決議時，也提到了國際法原則。這類反對意見實際上試圖把動產奴役制度和跨大西洋非洲奴隸貿易變成無法補救的歷史，因為它們把強權者制定的規則奉為法律，卻將非洲裔后代和其他邊緣群體排除在外，而國際法制定過程在歷史上本就充滿壓迫與不公。

不過，時際法原則的核心目的，歸根結底在于提供“事先告知”。如果行為主體有理由知道某件事是非法的，那么他們就可以、也確實曾因此被追責。事實上，在特定情況下，國際行為體也曾適用新的國際法規則。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盟國設立紐倫堡法庭時，創設了“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類罪”，而這兩類罪名此前并未被國際法承認。被告曾對起訴提出異議，但法庭認為，鑒于相關行為的錯誤性顯而易見，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在此并不適用。

紐倫堡審判表明，時際法原則并非沒有例外。刑事程序通常對程序保障要求更高，但即便如此，時際法原則也并未起決定性作用。若將其作為阻止賠償的法律障礙，放在認定國家對動產奴役制度和非洲人口販運應承擔責任的語境下，就更難令人信服。

事實上，國際法學會已明確指出，盡管存在時際法原則，各國“仍有權通過共同同意，決定規范適用的時間范圍”。因此，那些把時際法原則當作賠償法律障礙的國家，并不真誠。

當然，若要堅持“動產奴役制度和奴隸貿易在當時是合法的”這一說法，就必須無視與之相反的大量主張、法律和治理體系。關鍵在于，被奴役者和曾被奴役者本身就認識到，動產奴役制度和奴隸貿易是非法的，并把自由視為一項權利。

被奴役者和曾被奴役者很早就以個人和集體形式不斷組織起來，反抗動產奴役制度和非洲人口販運所造成的法律與物質層面的種族壓迫，并要求獲得解放。這種反抗從15世紀40年代葡萄牙人與非洲人接觸之初就已出現，既發生在一些非洲政治體內部，也發生在運奴船上。

此外，像巴西這樣的地方，還出現了由自我解放者建立的逃奴社群，他們為自己創造了擺脫動產奴役制度的自由。在整個大西洋世界，從北美、加勒比到南美，爭取并實踐擺脫動產奴役制度和非洲人口販運的自由，一直都在發生。

進一步看，全球北方國家關于動產奴役制度和非洲人口販運“合法性”的說法之所以站不住腳，還在于它們曾有選擇地承認“領土主權主張”，以服務自身帝國擴張目標。它們把許多非洲國家形態和政治體排除在國際法治理之外，實際上也正式限制了非洲人民參與西方國際法制定的大部分過程。

非洲人和非洲裔群體在被奴役、處于殖民統治之下和種族隔離制度之中時，都被剝奪了參與國際法治理的代表權。即便在后殖民時期，許多以非洲裔人口為主的國家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在形式上成為平等國家，地緣政治現實仍意味著，它們很難輕易推動國際法朝著自身所重視的賠償方向改變。

實施奴役的國家在幾乎沒有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延續了數百年的動產奴役制度和人口販運。此后，國際社會并未優先回應海地人和其他非洲裔群體關于清算與修復的設想，而是更多停留在法律承認層面，缺少實質性補救。

例如，一些歐洲國家遲遲才開始壓制奴役制度，并于1815年在維也納會議上通過了《關于普遍廢除奴隸貿易的宣言》。盡管它們中的許多國家曾深度參與奴隸貿易，但仍宣稱這種貿易“有悖于人道原則和普遍道德”。

到1926年，更多國家通過《禁奴公約》譴責奴役制度，并呼吁“徹底廢除一切形式的奴隸制”。這項公約將在9月迎來百年紀念，但它對賠償問題明顯保持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8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談判期間，塞拉利昂、馬里等新近獨立國家積極主張，某些國際規范應當具有絕對性，不允許任何背離。它們推動引入國際強行規范，作為譴責帝國主義做法和動產奴役制度的工具。

但法國和其他全球北方國家反對在原本被視為橫向平等的國際規范之間引入等級。可是到1962年，國際法院已經承認，禁止動產奴役制度和奴隸貿易屬于國際法中的絕對規范，各國不得背離。如今，歐盟成員國等方面對近期聯大決議的反對，與當年的爭論頗為相似。回看歷史可以發現，一些今天反對賠償的國家，當年甚至也反對國際法中任何層級性規范的發展，這有助于理解它們當前的立場。

當代全球賠償正義運動的興起，正是為了挑戰帶有種族不公色彩的現狀。到20世紀90年代，一些國際機構開始把賠償正義更明確地納入議程。

例如，1993年4月，非洲統一組織賠償委員會在尼日利亞阿布賈召開了首屆泛非賠償正義會議。非洲統一組織是非洲聯盟的前身。會議形成了《阿布賈宣言》，呼吁那些“因奴隸制和奴隸貿易而致富的國家，全面免除外債，并使僑民國家中的債務國能夠擺脫直接而緊迫的經濟支配，實現自主發展”。

隨后在2001年，各國召開了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及相關不容忍現象世界會議，并發表《德班宣言》。《宣言》指出，“奴隸制和奴隸貿易是反人類罪，而且本來就應當如此認定”，這一表述與幾個世紀前海地人的主張形成呼應。

此外，2013年，加勒比共同體和共同市場成立賠償委員會，并提出一項包含10點內容的賠償正義計劃。該計劃要求歐洲各國政府作出正式道歉，主張歐洲有責任為公共衛生和教育支出作出貢獻，以回應動產奴役制度、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遺產所造成的傷害，同時強調還需要采取心理康復、技術轉移、取消債務等措施。

到2024年底，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開始征求意見，以起草一項一般性建議，明確各國就非洲人遭受動產奴役制度所造成的歷史不公，以及隨后加諸非洲裔群體的傷害，應承擔何種賠償義務。該委員會是監督1965年那項旨在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條約執行情況的機構。

該委員會在這一領域的工作至關重要，因為聯大2005年通過的《獲得補救和賠償權利基本原則和導則》并未專門處理動產奴役制度、奴隸貿易及其有害遺緒。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關于賠償問題的首份一般性建議草案強調，與動產奴役制度和非洲人口販運相關的傷害至今仍在持續，這些傷害在當下的表現形式必須作為人權法問題得到處理和補救。

此外，該委員會的一般性建議草案還明確指出：與實施這些做法的國家所聲稱的相反，已有充分證據表明，在行為發生當時，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和動產奴役制度并不被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國內法、受教皇權威約束國家的宗教法，或歐洲奴隸貿易國和奴役國家所承認的一般習慣法原則視為合法。

事實上，一些法律學者通過比較分析有力論證，動產奴役制度和奴隸貿易從一開始就是非法的。原因在于，它賦予了不受限制的所有權，這與全球其他奴役實踐存在根本差異，因此違反了國際法的一般原則。

結論

近期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恰當地承認了動產奴役制度、非洲奴隸貿易及其延續性后果具有“塑造世界”的力量。在400年間，實施奴役的國家強行將約1250萬非洲人跨大西洋運走，造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非自愿遷徙。

其中大約1070萬人熬過了“中間航程”，并在許多國家形成了規模可觀的非洲裔社群。他們的人生，以及他們后代的人生，都被非洲人口販運和動產奴役制度所帶來的后續傷害和持續傷害深刻改變，而這一過程也使非洲大陸失去了自己最寶貴的資源。

如果繼續允許實施奴役的國家從非洲人口販運和動產奴役制度帶來的不義之財中獲益，只會進一步固化種族壓迫。

賠償早已刻不容緩。國際法需要從單純承認動產奴役制度和奴隸貿易的錯誤性，進一步走向修復與補救。聯大這項決議，是在點名、譴責并推動全球種族正義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其目標是糾正由動產奴役制度、奴隸貿易及其持久遺產所塑造的極端不平等的物質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