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犬儒與狂熱：伏爾泰的捭闔之道

18世紀法國哲學界的思想交鋒，何以發展為席卷歐洲的社會運動，并塑造了現代世界的思想根基？石芳在《伏爾泰與啟蒙之戰，1750-1770》一書中以伏爾泰在啟蒙運動中的論戰為中心，基于豐富扎實的一手資料，生動呈現了伏爾泰在輿論場、話語場、權力場、名利場上采取的諸多捭闔縱橫的競爭性策略，為讀者展示了一幅更廣闊也更復雜的啟蒙運動圖景。

撰文｜郝苑

《伏爾泰與啟蒙之戰，1750-1770》

作者：石芳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5年8月

智識的寒冬

1757年，隨著七年戰爭的展開，法國的國內國際形勢十分不利，法國對陣英國和普魯士，在海上和陸上、殖民地和歐洲大陸都連遭敗績。極少數直覺敏銳的法國智識精英意識到，“最悲慘的挫敗，已經繼最快速的繁榮而來”，“最幸運可喜的表面，掩蓋著最大的災難”，“這個國家正在表面繁榮之下瀕臨毀滅”。但大批法國民眾依舊沉醉于路易十四開啟的盛世迷夢之中，他們只是把這些敗績歸咎于那些對英國和腓特烈二世持有好感的法國啟蒙哲人。同年發生的達米安刺殺路易十五未遂事件，讓法國智識世界的整體氛圍變得更加緊張。權力當局對出版市場采取了嚴厲的審查、監管和處罰措施，規定任何試圖削弱宗教和政府權威的作者都要面臨死刑。人們紛紛尋求此次事件的罪魁禍首，啟蒙哲人成了歸罪的對象之一。長期致力于扼殺啟蒙思想的御用文人，欣喜若狂地將其視為發動致命一擊的契機，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至18世紀60年代的啟蒙運動大危機。

1757年10月，在王儲的慫恿下，律師莫羅在官方報刊《法蘭西信使》發表了一篇攻擊啟蒙哲人的評論《有用的公告》，他在文中提醒讀者注意一個名為“卡庫雅克”的野蠻人群體，這些人披著啟蒙民眾心智的外衣，實際上恰恰是“自然界中唯一一群為了作惡的快樂而作惡的人”。權力當局希望利用這種對哲人的誤解和仇恨來轉移公眾的視線，御用文人在其授意下迅速跟進，在各大報刊上紛紛發表措辭嚴厲的批判性評論。整個公共領域掀起了一場反哲人的狂潮。

百科全書派成員勒魯瓦為了替遭到不斷襲擾的《百科全書》解圍，自作聰明地使了一些花招，讓凡爾賽宮廷虔誠派核心成員泰西耶大臣在沒有經過認真審查的情況下，將出版特許狀給予了愛爾維修的著作《論精神》。然而，該書出版后在御前會議、巴黎高等法院、羅馬教廷和索邦神學院等地引發了負面的輿論風暴，泰西耶被免職，朝堂中更保守的舒瓦瑟爾-蓬巴杜夫人派系趁機奪取了審查出版的控制權。反啟蒙哲人的勢力企圖進一步將禍水引向百科全書派，在他們的精心煽動下，巴黎高等法院副檢察長弗勒里于1759年1月23日譴責了《百科全書》等著作，并最終導致高等法院決定禁止出版商出售《百科全書》，《百科全書》事業看起來已經走上了絕路。1760年則成為啟蒙運動遭遇最嚴重挫折的一年：愛爾維修被流放到自己的領地，達朗貝爾為避免引火燒身而一言不發，狄德羅名譽掃地，盧梭則撤退到蒙莫朗西隱居起來，甚至啟蒙運動的輿論喉舌《百科全書報》也遭到查禁。啟蒙運動的宿敵弗雷隆洋洋得意地宣稱，百科全書派“正處于被殲滅的前夕”。

然而，反哲人的勢力實在是高興得太早了。啟蒙哲人確實遭遇了一場智識寒冬，但在這個世界上總是存在著一群高傲、深沉的斗士，寒冬對他們來說并非敵人，而是一面鏡子，鏡中映照出的則是其“冷冽如霜且堅不可摧”的本性。他們“具有一種鎮靜自若的頑強的無畏精神，愈是遇到困難就愈是堅強”，而伏爾泰正是其中的一員。《百科全書》被取締一事將身居后方的伏爾泰召回了前線，他在18世紀60年代爭奪文化權威的關鍵戰役中有力回敬了啟蒙之敵，并讓啟蒙哲人再次以伏爾泰為中心聚集起來。伏爾泰通過這種思想交鋒，不僅鞏固了啟蒙哲人的社會地位，而且還將這種公開辯論與公眾參與轉化為變革力量，進而塑造了現代文明的思想根基。

論戰的技藝

1761年10月，達朗貝爾向伏爾泰講述了勒弗朗·彭比尼昂攻擊啟蒙哲人的活動，接下來他又意味深長地轉述了拉封丹的寓言《猴子與貓》，在這則寓言中猴子貝特朗誘惑貓拉頓為自己火中取栗。伏爾泰迅速領會了達朗貝爾的暗示，他輕快地回答道：“貝特朗，你可以使用拉頓的爪子。”自此以后，“拉頓為貝特朗火中取栗”就成為這兩位啟蒙哲人在與反哲人的斗爭中默契配合的隱喻，而這個隱喻本身也意味著伏爾泰在這場斗爭中所承受的巨大風險。

按照如今盛行的刻板印象，法國啟蒙思想似乎一經出現就碾碎了其他所有競爭者，順理成章地獲得了支配18世紀法國智識世界和公共領域的主導地位，但實際上，正如莫爾內指出，“啟蒙的旅程不是一條平靜的河流”，它穿越的是“一片帶有消極的敵視意味的土地”，因此它不得不“同矗立在這片土地上的僵化的、表面看來不可撼動的龐然大物作斗爭”。根據石芳的考證，法國啟蒙哲人于18世紀中后期與反哲人的敵對勢力進行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法國啟蒙哲人在多個方面都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

在龐雜的反哲人群體中存在著多股背景強大的政治勢力：以巴黎大主教博蒙為代表的護教士，他們擅長以極端的宗教信仰煽動狂熱的信徒去迫害哲人，以《文學年代》主編弗雷隆為代表的世俗保守派人士，他們擅長以帝國敘事和種族敘事煽動愚昧的民眾去仇恨哲人，以及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而選擇背叛啟蒙陣營的人，他們熟悉啟蒙哲人本身的哲學思路和論證方式，因而能夠有針對性地在啟蒙陣營內部播撒不和與沖突的種子。面對這些咄咄逼人而又陰險狡詐的敵人，啟蒙哲人可謂是內外交困、腹背受敵。令形勢更加嚴峻的是，啟蒙哲人“并非一個串通的整體”，“沒有什么派性”，在他們看來，“應當尊敬的是憑真理的力量統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來奴役人的人，是認識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因而他們在整體上由衷地討厭權力斗爭。當他們發現反哲人為敗壞啟蒙運動而施加的各種下三爛的陰謀詭計時，他們出于潔身自好的考慮，往往寧愿選擇遠離是非的回避與退讓。

伏爾泰像。

正是伏爾泰終結了啟蒙哲人的消極避戰態度。熟讀歷史的伏爾泰深知：“認為可以用謙卑戰勝傲慢的人，往往是在自欺。假如你因懼怕而對別人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讓步，就暴露了你自己的懦弱，那人肯定不會止步不前，他會對你得寸進尺，使你蒙受更多的恥辱，因為他已經不把你放在眼里。此外，你還會發現，你自己的保護者也更加冷漠，因為他們覺得你這人太孱弱，太膽小怕事。但是，假如對手一暴露他的心思，你就立刻備戰，哪怕在實力上遜于他，他也會高看你一眼；那些拿不定主意幫助你的人，也會更加敬重你；因為你自暴自棄而不想幫忙的人，也會因你的武裝而產生施以援手的愿望。”

伏爾泰提醒人們注意，反哲人絕非僅僅滿足于毀滅倡導啟蒙思想的哲學家，而是企圖蠶食任何真正以學術為志業的人所仰賴的智識自由。絕不可天真地認為這種自由會理所當然地存在于智識世界，因為“自由的消亡只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我們沒有辦法把自由通過血脈傳給子孫，我們必須為它而戰，保護它，將它交到后代手上，而我們的后代也必須做同樣的事情。否則終有一天，我們將用我們的暮年時光來告訴我們的孩子與孩子的孩子，當人們還擁有自由的時候這個世界曾經是什么樣的”。

當然，伏爾泰并沒有低估這場論戰的艱辛與危險，他就像那些老練的軍事家那樣，每一次攻擊無論是否成功，都會預先留下確保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的后路，而蘇格拉底就是伏爾泰在斗爭形勢不利時抵御敵方致命攻擊的一面堅固盾牌。在伏爾泰的精心引導下，啟蒙哲人將蘇格拉底當成了自己的“精神祖先和象征”。作為哲人的正義事業的殉道者，蘇格拉底被視為“迷信和不寬容的犧牲品”，蘇格拉底被處死則是“狂熱主義最大的罪惡”。啟蒙哲人不僅在自己的理論著述中高度評價蘇格拉底，而且還在諸多以蘇格拉底為主題的諷喻現實的悲劇中刻畫反啟蒙勢力的荒謬可笑，并將自身等同于蘇格拉底的精神傳人和狂熱思想的受害者，他們的這些努力成功激起了歐洲君主腓特烈和葉卡捷琳娜“爭奪為蘇格拉底向阿尼圖斯們復仇的榮耀”的強烈意愿。

盡管如此，伏爾泰明確拒絕像蘇格拉底一樣殉道，因為他相當清楚，就像羅馬著名軍事家龐培所言，“大多數人敬仰冉冉上升的紅日，而非緩緩下降的落日”，蘇格拉底的主題固然可以喚起接受過古典教育的上層精英的同情，但其影響力終究有限。要讓啟蒙思想在公共領域內贏得范圍更廣泛的理解與支持，就有必要讓啟蒙哲人的形象與“太陽王”路易十四所代表的開明時代緊密聯系在一起。

正如愷撒在征戰高盧的戎馬倥傯之中撰寫《高盧戰記》，并非為了舞文弄墨，而是為了澄清他的反對勢力在羅馬元老院編造的謠言，伏爾泰歷時二十余年完成的《路易十四時代》也并非為了炫耀自身的博學，而是為了粉碎反啟蒙勢力將啟蒙哲人打造為英國文化盲目推崇者的污蔑。在這部厚重的歷史名著中，伏爾泰花費大量篇幅呈現了路易十四卓越的政治才華和戰功彪炳的軍事成就。伏爾泰斷言，路易十四為法國開創的興盛昌隆時代完全可以與希臘的亞歷山大或伯里克利時代、羅馬的愷撒和奧古斯都時代、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時代相媲美，這些時代憑借著崇高偉大的精神與臻于完美的文化技藝而足以成為“后世的典范”。路易十四取得如此輝煌的政治成就和文化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深刻領悟到，“一個國家要強大，必須使人民享有建立在法律基礎之上的自由”，因而他的開明統治充分尊重民意和法治的基本要求。

然而，這位在歐洲獲得絕對霸權的法國國王在一生中也并非沒有遭遇挫折，他在臨終前告誡自己的繼承人，“不要偏愛那些最愛討好你的人，要器重那些為了國家利益敢于冒使你不快的風險的人，他們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在伏爾泰看來，路易十四的許多明智的政治決策之所以無法得到徹底貫徹，路易十四的諸多開明的政治遺產之所以無法得到有效繼承，就是因為法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都存在著一批表面逢迎權力，實則通過兜售狂熱思想來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卑鄙小人。這伙人之所以處心積慮地與啟蒙哲人為敵，就是因為啟蒙哲人通過理性的眼光看透了這些狂熱分子愚妄無知、卑鄙無恥的丑惡本質。為了維護健全的秩序和開明的智識環境，啟蒙哲人就必須“粉碎卑鄙”，與這群毫無底線地宣揚反智觀念的無恥之徒戰斗到底。

正是這種歷史敘事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伏爾泰批判反哲人勢力的正當性。即便如此，伏爾泰依舊極其謹慎地編造了近二百個假名來發表一系列抨擊反哲人的小冊子。伏爾泰在其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在我們文學的泥坑里總會有無恥之徒，出賣了他們的筆墨”，“他們為了一點蠅頭微利和一種狂妄的政治倒把喪盡了他們僅有的一點心靈和良心；他們居心叵測，暗磨毒草，而無知權貴和惡人就用來害死那些有益的公民”。

“這些蛀蟲鉆入文學，進行侵蝕”，“把穿鑿附會跟確鑿之事攪在一起，把想入非非與真實可靠混為一談”，“把異議當作答案、把意義雙關的幾句話故意刁難，把一種天真的字句曲解為惡毒的語言”，倘若按照他們這樣“斷章取義地解釋一個人的話，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被置于死地”。他們“胡亂攻擊那些最可器重的人”，“辱罵那些最正直體面的人士和最好的著作，肆無忌憚到了荒謬透頂的程度”，“他們就好比那些癩蛤蟆，據說這些東西從泥土里吸了毒液，然后又把毒液傳給接觸它們的人”。盡管他們自命不凡，但“狂熱迷信而又徹頭徹尾無知的人常常是令人噴飯的人物”。他們“胡亂談論最容易知道而他們卻根本不知道的事物”，在自己的作品中充斥著“可憐的賣狗皮膏藥的味道”和“最令人厭惡的惡毒言辭”，他們就像猴子，“爬得愈高，他們的屁股愈是顯而易見”。至于弗雷隆這個宿敵的名字本身“就構成一種恥辱”，他喪心病狂地大規模炮制毒化智慧與良知的下流文化。伏爾泰在一首諷刺詩中說，弗雷隆的惡毒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于有一天他在山谷深處遇到一條毒蛇，蛇咬了弗雷隆一口，結果弗雷隆安然無恙，那條蛇反倒被毒死了。

可以說，伏爾泰 “ 直率尖刻、機智風趣、無所顧忌 ” ，他極為擅長“咄咄逼人的嘲諷和置人于死地的奚落”，“不懷好意的花招、出人意料的虛構、滑稽可笑的移花接木”，他的這些才能“在這些小冊子作品中發揮到了極致”。他的對手雖然也不斷做出反擊，但“伏爾泰的論戰風格多變、趣味盎然，筆下總有源源不斷的‘笑話’來娛樂讀者，同時揭露世間的不合理、不公正”，他的論辯能力“是反哲人對手們遠遠不及的”。

伏爾泰論戰的最佳策略就是“以笑為武器”，他總是能夠“讓看笑話的人站在自己一方”，而他的對手們不管如何負隅頑抗，總是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由民眾的嘲笑、嗤笑和譏笑組成的暴風雨之中。正如柏格森所言，“不管你把笑看成是多么坦率，笑的背后總是隱藏著一些和實際上或想象中在一起笑的同伴們心照不宣的東西”。為了更好地理解伏爾泰壓制對手的策略，就有必要弄清楚，人們在這些笑聲背后心照不宣的究竟是什么。

伏爾泰（左）與腓特烈大帝。

撕碎偽善的面具

薩德侯爵是18世紀一位頗具爭議的法國作家，他在其完整篇幅長達四千頁的長篇小說《美德的不幸》中著力刻畫了巴黎金融巨子的一對性格對比鮮明的姐妹，姐姐鞠麗埃特陰險狡詐、詭計多端，妹妹鞠斯汀娜天真單純、溫柔怯弱。一場可怕的破產令她們的父親憂傷離世，這對姐妹隨即被拋向殘酷的社會。鞠麗埃特憑借自己的詭計和手腕扶搖直上，成為上流社會的男人競相追求的洛爾桑日伯爵夫人。鞠斯汀娜堅守道德，盡管屢遭欺騙和凌辱，但她始終以尊從自己“天命”的理由拒絕反抗。幫助她一起越獄的杜布瓦夫人聽了她的這番陳詞濫調后忍不住反駁道：“你狂熱地當做偶像來崇拜的天命，注定我們像蛇在草叢中爬行那樣匍匐于屈辱之中。人們對我們只有蔑視，就因為我們軟弱可欺；我們的嘴唇只有苦汁可飲，我們的腳步踏著的只是荊棘……你要我們永遠屈從，永遠卑下，而主宰我們的那些人卻擁有命運的一切恩典，歸我們所有的只是艱辛、沮喪、匱乏和眼淚”，這種僅僅單方面要求弱者絕對順從的道德配得上公正的美名嗎？

杜布瓦夫人的反駁不可謂不犀利，但無法撼動鞠斯汀娜頑固的頭腦。在隨后的冒險生涯中，鞠斯汀娜的這種迂腐而又狂熱的思維模式，理所當然地讓她陷入了更多的陷阱與圈套。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她遇到的那些所謂的“智識精英”和“精神導師”盡管在公開場合極力將自己表現為批判自由思想“遺毒”、捍衛傳統道德的“正人君子”，但在私下里卻恰恰是毫無底線地在婦孺身上大施淫威的暴虐狂徒。正是在這些欺世盜名的卑鄙之徒的連番構陷下，鞠斯汀娜蒙冤受屈被判處死刑。在她姐姐的情夫科維勒的幫助下，飽受折磨的鞠斯汀娜雖然洗清了自己的冤屈，但她最終仍在一場可怕的暴風雨中被雷電擊穿胸部而死。

在不少恪守教條的文學批評家看來，薩德侯爵的小說或許難登大雅之堂，但西蒙娜·波伏娃敏銳地指出，在薩德貌似悲觀的黑色小說中蘊含著一種對偽善的強烈批判意識：“有一種思想是薩德在他全部的悲觀主義中都在極力拒絕的，那就是忍受的想法。這就是為何他憎恨人們用美德的名義來裝飾的這種屈從的偽善；實際上這是一種對于惡的統治的愚蠢屈服，原樣照搬社會對它的表現；通過這種偽善人類同時也拒絕了自己的本真性與自由。”而薩德的黑色小說之所以能在他同時代各個階層的讀者中獲得廣泛的共鳴，這也與路易十五時代法國社會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風尚有著密切的關聯。

《美德的不幸》法語版書封。

按照刻板印象，啟蒙哲學家似乎傾向于持有樂觀幼稚的進步史觀，但這無法適用于伏爾泰。伏爾泰經過大量歷史研究所得出的教訓往往是悲觀的：“世界大事的歷史簡直就是各種罪行的歷史。世俗者和教士們的野心使得沒有一個世紀不充滿著可怕的罪行”，“如果瀏覽一下世界史，人們就會看到弱者常受懲治，而罪大惡極者逍遙自在，世界是搶劫掠奪、胡作非為的一個大舞臺”。正是這種頗為悲觀的歷史意識讓伏爾泰對路易十五時代的道德弊病有著清醒的洞識。

在伏爾泰看來，路易十四累積的時代紅利激發了凡爾賽宮權力精英的瘋狂賭徒般的貪婪，這種瘋狂的貪婪又引發了“風習敗壞和道德淪喪”，權力精英熱衷于通過戰爭中的投機行為來為自己攫取巨大的利益。“幾個野心勃勃的人想突出自己，抬高自己，成為不可或缺的人物，把法國推下這場帶來深重災難的戰爭的深淵。”短視的投機心態令法國與錯誤的國家結盟，造成了一系列災難性的后果。 “在這場帶來深重災難的戰爭進行期間，法國喪失了朝氣蓬勃、風華正茂的青年，半數以上在王國流通的現金，它的海軍，它的貿易和它的信譽”，“同它在過去兩百年對外戰爭期間的情況相比，這時法國在與奧地利聯合，人力、財力都似乎更加枯竭”，法國為援救西班牙而花費的錢財甚至“多于自路易十二以來為了打垮這個國家所花費的錢財”。越來越多的法國民眾開始察覺到，這個國家所謂的“堆金積玉、富甲天下，只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這所有榮華威勢、所有繁榮興隆，都有如夜間夢幻，統統煙消云散，無影無蹤”，盡管整個法蘭西王國正逐步“陷入一種令人惶惶不可終日的混亂狀態”，但啟蒙哲人的對手們依舊在公共領域內編織著盛世迷夢的神話，而他們也仍然有一批曾經受益于時代紅利而志滿意得地罔顧現實的忠實讀者。“最唐突的神話最容易被思想貧乏的人接受”，“愚昧民眾的輕信是任何一個善于誆騙者收益的源泉”，正是這種虛偽浮夸的扭曲輿論給鞠斯汀娜灌輸了一大堆無可救藥的奴隸道德，正是啟蒙哲人的宿敵誘使鞠斯汀娜一步步走向絕望的深淵。人們從鞠斯汀娜的悲慘遭遇中不難看出，“某些人出于野蠻和貪婪，利用別人的純樸而把別人愚弄到何等地步”。

在薩德的黑色幽默小說里，鞠斯汀娜的迂腐頭腦或許略顯可笑，但她的悲慘遭遇終究令人心生悲憫，真正可笑的則是鞠斯汀娜遇到的那些自封為“智識精英”或“精神導師”的欺世盜名之徒。作為啟蒙哲人的宿敵，這些人發自內心地仇恨通向自由和民主的理性之光。他們會根據荒謬的原則構思宏大的理論體系，他們會撰寫卷帖浩繁的書籍，會發表各種不同的見解，“而這么多書籍和見解也不過證明是愚昧無知罷了”。“他們粉飾一切事實，只追求無聊的舞文弄墨。他們從古希臘學到的只是搖唇鼓舌，爭論的則是宮廷瑣事”，他們挖空心思構造關于道德和信仰的冠冕堂皇的學說，卻只不過是為了遮掩自己淫亂宮廷和穢亂學園的丑行。

絕不可低估薩德式的文學在啟蒙運動時期所發揮的作用。正如羅伯特·達恩頓指出，在18世紀的法國存在著一個以制作和傳播非法文學為生的龐大地下世界，在這個地下世界熱銷的并不是啟蒙哲學家撰寫的曲高和寡的學術作品，而是諸如《修道院里的維納斯》《蓬巴杜侯爵夫人回憶錄》這樣充斥著薩德風格的地下文學，但由于后者巨大的發行量和閱讀量，它們更有力地削弱乃至消解了啟蒙之敵道貌岸然的權威形象。對于這些偽君子宣講的道德，盧梭不無嘲諷地評論道：“要小心‘道德’這個過分抽象的詞，華而不實，是一個故弄玄虛的詞，只能用來迷惑他人，而不能用來陶醉自己。當我想到那些一肚子私通茍合的人卻公然滿口的道德時，我便不寒而栗”，盧梭進而告誡這些聲名狼藉的虛假權威，“誰宣講一種自己不愿意身體力行的道德，誰就會遭遇厄運！一個受情欲的驅使而那樣盲目行事的人，必然會受到情欲的懲罰，并失去他用榮譽去換取的感情。”早已喪失榮譽和威望的偽善者在公開論戰中遭到伏爾泰的嘲諷，這自然會在已經洞悉其真實面目的民眾中引來陣陣嘲笑。

路易十四像。

弗雷隆之流不僅在私人生活中的表現是虛偽的，他們在公共領域中的言論則更加虛偽。石芳提醒讀者注意，以伏爾泰為代表的法國啟蒙哲人不是“思辨的哲人”，而是“行動的哲人”。伏爾泰深信，哲人“首要的責任是公正”，“毫無危險的德行是沒有的；正因為有危險，貫徹這種德行才高尚”。因此，每當社會出現冤案，只要冤案有獲得糾正的可能性，伏爾泰就會傾盡全力為受冤屈的弱者奔走呼號。伏爾泰仗義執言，不惜得罪權貴，三次被關進巴士底獄，一次被流放到英國。正如雨果在伏爾泰百年忌辰紀念活動上所言，“只有一種偉力，那就是為正義服務的良心，只有一種光榮，那就是為真理服務的天才”，像伏爾泰這樣的天才理所當然地會贏得知曉真相的民眾的廣泛尊崇。相較之下，弗雷隆之流盡管平時開口高盧的大義，閉口法蘭西的榮耀，熱衷于把自己裝扮成正義人士，但只要面對普通人的不公與苦難，他們就視而不見、避而不談。伏爾泰記錄的一則關于路易十四的軼事，則意味深長地呈現出了這個群體的某種整體特征：

一天，路易十四下雙六棋。有一步棋子有些含糊不清之處，于是發生爭執。在場的內寵近幸都一聲不吭。正好格拉蒙伯爵走來。國王對他說：“您來給我們評斷一下吧！”伯爵說：“陛下，是您錯了。”國王說：“您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為什么就說我錯了呢？”伯爵答道：“啊，陛下，難道您還看不出來，只要這里面有一點可疑的地方，這些先生們就一定會說您是對的。”

在伏爾泰看來，沒有什么比背棄正義公理、卑躬屈膝地迎合權勢的行為更加可恥。這樣的人假仁假義，奸險狡猾，挾私陷構，挑撥離間，趁人不備，偷施暗算，他們這一輩子幾乎干盡了各種卑鄙無恥的勾當，卻還在公開場合大模大樣地假充正義，難道還有什么比這更可笑的嗎？

必須承認，伏爾泰的這些捍衛正義的言行給波旁王朝的權貴們帶來了不少麻煩，他們何以會一再容許伏爾泰繼續在公共領域發聲？某些篤信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人甚至認為，“行惡不能半途而廢”，倘若路易十五時代的權力精英徹底壓制伏爾泰這樣的啟蒙哲人的聲音，他們或許就能確保自己的后人不會由于法國大革命而血流成河。然而，倘若充分考慮伏爾泰那個時代的政治博弈，人們就會明白情況遠非如此簡單。

粉碎卑鄙，消解狂熱

1757年1月5日下午五時三刻，一個名叫羅伯特-弗朗索瓦·達米安的瘦高男子在法國國王準備踏入四輪馬車前往特里農宮時，突然沖開國王衛隊的警戒圈，將隨身攜帶的彈簧刀刺入路易十五的右肋。路易十五流血甚多，幸虧其身披的厚重冬衣，國王才在這次暗殺事件中幸免于難。在反對啟蒙哲人的保守勢力的精心引導下，法國民眾一度以為達米安是受啟蒙哲人激進思想煽動的犧牲品，但調查結果表明，達米安刺殺國王的動機源于某些在表面上宣稱忠實于王權的教士全力宣揚的狂熱信仰。伏爾泰果斷抓住這個有利形勢，與世俗權力結成聯盟，代表啟蒙哲人發起了一場針對狂熱信仰的絕地反擊。

盡管法國民眾傾向于將達米安視為一個在本性上不可救藥的嗜血暴徒，但伏爾泰指出，在狂熱信仰的蠱惑與煽動下，民眾就會日趨偏執和愚昧，他們“越是愚昧無知、荒誕不經，就變得越不容異己、野蠻殘忍。當理性受到歪曲，被腐蝕毒害時，人就必然變得粗魯野蠻起來。這時社會只不過是個相互輪流吞食的獸類和審判狼、狐貍的猴子的混合體而已”。

伏爾泰經過歷史研究發現，在所有的狂熱信仰中最可怕的一種就是可以追溯至約阿希姆的末世神話。每當歐洲國家出現政治動蕩和經濟危機時，就會有野心家將自己裝扮成解救人類危機的彌賽亞，這些偽彌賽亞和敵基督者打著絕對正義和絕對真理的旗號煽惑民眾砸爛舊世界，創建他們所鼓吹的可以實現絕對平等的新世界。所有這些無恥之徒都公然自稱“上帝的代理人和國王們的主人”，但實際上“這些狂熱分子既荒誕又狂暴。這些連小孩也要嗤之以鼻的人大肆殺戮，制造恐怖。他們是所有的人中間最瘋狂的也是最可怕的人”，“他們狂熱地主張原始人類的那種平等，而這種平等與他們自己的野心又完全格格不入”。即便他們僥幸在歐洲的某些地方獲得絕對的支配權，他們也根本無法實現他們原先承諾的平等理想。

《路易十四時代》

作者：[法]　伏爾泰

譯者：吳模信　等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1年5月

伏爾泰警告說，絕不可幼稚地認為，狂熱的信仰可以提升整個民族的道德風尚，恰恰相反，“當人類的精神極度亢奮狂熱之后，就會變得消沉，逆來順受，無動于衷。這種情形對個人和各個民族均是如此”。西班牙在其宗教狂熱達到頂峰時建立了異端裁判所，“法庭根本不讓被控者同控告者對質，只要有密告，法庭就深信不疑。直到那時還是聞所未聞的這種審判方式，使西班牙人個個膽戰心驚，人與人之間不相信任，再也沒有朋友，再也沒有社交，哥哥害怕弟弟，父親害怕兒子。”

無論如何，萬馬齊喑和奴性橫行都絕不可能導向良好的道德風尚。“只有迷信的愚昧加上權力作為武裝，才會使人性墮落到如此地步。”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為了鏟除異端而創造出來的裁判所，恰恰是最使新教徒遠離羅馬教廷的東西，是他們憎恨的對象；新教徒寧死不屈，圣職部的涂了硫磺的號衣，成了新教徒永遠聯合起來與之進行斗爭的旗幟”。

伏爾泰相當清楚，“下層民眾總是愛走極端，行動粗野”，“正因為軟弱，所以為人殘忍”，只要用狂熱的思想對他們稍加煽動，他們就可能做出各種滅絕人性的暴行。縱觀法蘭西王國的歷史，類似達米安這樣具有破壞性的狂熱分子并不少見。1594年，宗教狂熱分子讓·夏特爾謀刺法王亨利四世。1610年，狂熱的天主教徒拉瓦亞克殺害了亨利四世。各種狂熱分子還打著信仰的旗號破壞穩定的政治秩序，挑起無數原本可以避免的戰爭。可見，狂熱的信仰可以把“如此溫馴的民族改變成兇猛的野獸”，“把下層民眾和青年變成了狂人”！

伏爾泰理性審慎的歷史反思，讓頭腦清醒的權力精英不得不承認，在歐洲歷史上“有那么多君主做了狂熱信仰的犧牲品”，造成他們悲劇的“唯一根源就在于愚民”，“是他們使迷信盛行于世的”，“正是那些成為迷信的奴隸的普通老百姓要求他們的主人也成為迷信的奴隸。只要你容忍你的臣民被狂熱的信仰弄得盲目輕信，那他們就要迫使你也跟他們一樣狂熱盲從。如果你去掉他們身上的、為他們所喜愛的枷鎖，他們就要起來反抗。你曾以為狂熱信仰的鎖鏈越是沉重、堅硬，你的臣民就會越發俯首聽命，你錯了，他們會用這鎖鏈把你束縛在王座上，或者把你從王座上拉下來”。

伏爾泰斷言，“那些最迷信的時代總是窮兇極惡的罪行最多的時代”，狂熱的思想和信仰，猶如天花那樣是一種致命的傳染病，“治療這種傳染病，除了哲學精神以外，沒有旁的藥劑。哲學精神一旦逐漸傳播開來，就能使人類移風易俗，預防這種病的傳染；因為這個病一旦傳播開，就必須躲避，等待空氣澄清。法律和宗教都不足以制止靈魂的瘟毒”。雖然“同樣的迷信狂熱似乎注定要在世界舞臺上不時地重新出現”，但哲學所蘊含的理智在任何時候也會始終如一地去抵制迷信和消解狂熱。

波旁王朝的權力精英并非沒有意識到狂熱信仰對他們自身構成的威脅。事實上，他們固然經常利用狂熱的信仰去煽動愚昧的民眾壓制啟蒙哲人的自由思想，但恰如莎士比亞所言，“需要毒藥的人，并不喜愛毒藥”，他們實際上相當害怕過分助長狂熱的信仰，以至于自己一手培養起來的狂熱分子尾大不掉反噬自己，因此這些權力精英反過來也會鼓勵啟蒙哲人去牽制狂熱分子，以便在智識領域和政治領域中實現一種“左右互搏、斗而不破”的平衡狀態。像伏爾泰這樣的啟蒙哲人非但沒有破壞這種政治秩序，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啟蒙哲人消解狂熱信仰的艱辛努力，路易十五時期的法國才得以避免被約阿希姆式的終末神話卷入社會動蕩乃至革命的洪流之中。

凡爾賽宮的廷臣并非不懂得權力制衡的重要性，但他們制造權力平衡的技藝缺乏洛克與孟德斯鳩所設計的政治藍圖的規則化和制度化優勢，因而其有效性高度依賴于偶然的機運。正如石芳指出，“（18世紀）60年代以后，啟蒙運動中更加激進的狄德羅-霍爾巴赫派日益活躍，與溫和的伏爾泰-達朗貝爾派分歧日益變大，直到70年代‘哲人派’最終瓦解。”伏爾泰對激進的啟蒙思想中呈現的越來越強硬的無神論立場頗為不安，在他看來，“無神論與狂熱的信仰原是一對能夠吞噬和分裂社會的怪物”，“當一種舊的謬誤牢固形成之后，統治者便用它作為馬嚼子，由平民百姓套在自己的嘴里，直至另一種迷信把它摧毀，而統治者又像利用第一個謬誤一樣，把這第二個謬誤利用起來”。在適當的歷史條件下，無神論同樣有可能發展成一種威脅自由和侵蝕健全秩序的迷信。這種迷信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所發揮的強大破壞作用，恰恰證明了伏爾泰的憂慮并非杞人憂天。

雖然伏爾泰在自己的作品中經常流露出對理性與進步的樂觀態度，但他對啟蒙事業可能遭遇的艱難險阻也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路易十四時代》的結尾處坦然承認：“理性輸進博學之士的頭腦如此緩慢，幾乎還不能在圣師們的心中露頭，更難在一般平民心中萌生。理性必須首先在首要人物的頭腦里確立，然后逐步下達，最后主宰百姓。百姓對理性并不了解，但是由于看到他們的長上已經變得溫和節制，于是群起仿效。這是時間的偉大功業之一，但這個時代尚未到來。”

伏爾泰離世后的兩百多年時間里，人類社會一再出現背棄理性、沉迷狂熱的可悲現象。即便在今日，仍然有一群極端的民粹主義者苦心孤詣地利用狂熱的思想與信仰來破壞開明包容的世界秩序，通過制造沖突與混亂來為自己攫取巨大的利益和權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境域和生存處境下，伏爾泰所開創的致力于粉碎卑鄙、消解狂熱的理性啟蒙仍然是一項未竟的事業，而面對當下新型狂熱思潮和狂熱信仰的挑戰與沖擊，這項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事業依舊任重道遠。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郝苑；編輯：李永博；校對：翟永軍 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