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杜月笙想去法國讓蔣介石幫忙辦護(hù)照，蔣介石卻提出需先繳納十五萬美元手續(xù)費(fèi)！
1937年8月13日，淞滬槍聲震耳，黃浦江面硝煙彌漫，外白渡橋旁的禮查飯店仍燈火輝煌。杜月笙立在窗前，看著對岸炮火，低聲道：“這回，上海怕是要變天了。”沒人想到，十二年后，他也要為“變天”四處尋路。
炮火未息，他連夜調(diào)動錢莊與商會，三日內(nèi)募來一百多萬救國款；隨后又托人在荷蘭購得千余套防毒面具，經(jīng)潘漢年送到晉北前線。昔日開賭場、管碼頭的青幫大亨，竟把真金白銀往槍林彈雨里送，這一幕在租界里傳成奇談。
上海灘對他早是敬畏交織。父母早逝的鄉(xiāng)下孤兒，只在私塾讀了五個月書便被逐出。十四歲，他揣半張紅薯餅登船闖滬，先跑堂、后看場，熬到與黃金榮、張嘯林并列“三大亨”。富貴到手后，他卻迷上筆墨：客廳懸著“友天下士，讀古人書”，每日寫字千余，自嘲“先補(bǔ)童子功”。章太炎、黃炎培茶后長談，連稱他“外黑內(nèi)白”。
斯文并非擺設(shè)。幫會講義氣，可他看得更遠(yuǎn)：亂世中，文化與人脈是護(hù)身符。正是這種理解，使他能在民族危急時慷慨解囊，面對日偽的高官厚祿，抬手便拒：“國都不保，兄弟拿錢有何用？”
時間推到1949年春，上海風(fēng)聲鶴唳。好友勸他隨軍去臺灣，他卻想往法國避禍兼打理洋行，托人電告重慶，要辦全家與隨員共二十七本護(hù)照。回電卻出人意料：可以辦，但須預(yù)繳十五萬美元“手續(xù)費(fèi)”，折合兩千多兩黃金。幕僚顧嘉棠低聲道：“看來咱們在人家眼里，還不值這個價。”杜月笙沉吟良久，輕嘆：“有些門，要靠銀子鑰匙開，我偏不掏這個鎖錢。”
6月炎熱，他帶幾位夫人、子女及舊部登船赴港。昔日十里洋場的領(lǐng)袖，如今在九龍租屋喘著陳年哮喘，藥味與鴉片味交織。窗外霓虹閃爍，他的世界卻縮成一張竹躺椅，一只旱煙壺。
病中清醒時，他開始清點(diǎn)那本龐大的人情賬。保險柜抽屜里塞滿欠條，最小五千美元，最大“金條五百根”。他讓女兒一張張遞來，親手丟進(jìn)火盆，紙灰翻飛。火光映出溝壑般的面孔，他低聲說：“借出去的是錢，看進(jìn)去的是情。念舊的自會還，不念舊的追也無用，只添禍根。”
欠條成灰，只余十萬港幣。他把錢分得仔細(xì)：每房太太一萬，兒子各得一萬，未嫁的女兒六千，已嫁的四千。旁人替他惋惜，他擺手：“夠吃飯就行，多了反而害事。”從前算的是生意，如今算的是后人平安。
1951年8月16日清晨，63歲的杜月笙在深水灣醫(yī)院氣息奄奄，拉著女兒的手，語帶微顫：“我不行了，你們還行，中國也行。”話音方落，上海灘昔日梟雄閉目而逝。
回望他的足跡，可以勾勒三條線：貧苦逼出的狠勁，烽火檢驗(yàn)的義氣，權(quán)力交錯中的清醒。標(biāo)簽總是簡單，命運(yùn)卻極復(fù)雜。刀口與算盤之外，還橫亙一冊薄薄的“人情賬”，最難算，也最難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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